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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坦言:在美国缺席的期间,是中国承担了领导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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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曼谷邮报》网站5月4日发表文章《美中更健康的竞争》,作者是泰国法政大学讲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顾问蓬蓬·威吉色。全文摘编如下:

  美国总统拜登4月22日在白宫举行的气候峰会上说:“这是我们必须作出决定以避免气候危机最糟糕后果的10年。”

  拜登承诺,到2030年,美国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50%至52%。举办此次峰会的目的是为了彰显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决定退出该协定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给它贴上了“骗局”的标签。

  在美国缺席期间,中国承担了气候行动领导者的角色,承诺力争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目标。

  美国重返这一舞台将使气候议程成为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竞争的另一条战线,但这场更健康的竞争可能让地球受益。

  有趣的是,除了领导全球的雄心之外,美国和中国关注气候问题的潜在动机完全不同,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资料图片:这是2月19日在德国慕尼黑拍摄的美国总统拜登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线上特别会议的画面。(新华社)

  对美国来说,首先,气候行动关乎道德和责任。伴随“美国回来了”的口号,拜登正在寻求重建支离破碎的多边秩序,并把重点放在所谓的民主和人权上。这种对道德和责任的强调,将把气候行动作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他必须继续这样做。

  其次,气候行动关乎政治。拜登必须迁就支持自己的年轻进步派群体,后者说拜登的气候议程“不够”。

  与缺点相关的两个因素是美国舆论的分裂和与气候行动不相适应的政府结构。

  对于舆论分裂,众所周知,相当大一部分人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共和党的反对立场就呼应了这种担忧。

  此外,美国联邦政府的管辖权相当有限,这导致每个州的应对气候变化公共政策和结果不平等、不一致。解决这些障碍的办法可能包括制定一项中央政策,或者敦促国会建立适用于所有50个州的国家排放标准。可以理解的是,实施这些措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凸显了美国需要克服的困难。

  另一方面,中国采取气候行动的核心动机是安全。首先,它关乎能源安全。中国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净进口国,这使得中国处于不利的地位,面临供应中断的风险。而美国在国内发现页岩油气后,已不再面临同样的困境。另外,空气污染已上升为中国公众关注的重大全国性问题。

  如今,气候行动已经成为国际优先事项,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将这一问题置于国家议程的中心。关键的下一步取决于领导人的诚意,以及他们是否有勇气放弃污染环境的传统能源。

  来源:参考消息

  延伸阅读

  “气候外交”能否撬动中美关系?这场峰会背后有三个关键博弈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记者 白云怡 李司坤】美国总统拜登于4月22至23日召开为期两天的全球气候视频峰会,并已邀请40位世界各国领导人参加。北京时间22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也是拜登就职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首次在线会晤。

  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将如何互动应对全球气候危机至关重要,而此次峰会也被认为是中美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紧张关系升级之际,一次罕见的合作表现。“中美气候外交”的背后,有哪些博弈?它又是否能撬动陷入低谷的中美关系,颇为外界所关注。

  峰会前:美国预借气候议题重塑全球领导力,能否实现?

  分析普遍认为,拜登举办气候峰会,对内是为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对外则是欲借气候议题重塑美国在全球的号召力和领导力。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单边行动和诸多打着“美国优先”旗号的孤立主义政策,严重损伤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也让外界深刻怀疑美国“全球领导者”的传统形象。

  然而,对中国来说,拜登上台后依然以强硬的姿态对待中国,中美仍未走出特朗普时期的低谷。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在决定是否参加拜登意图宣誓“美国回归,领导全球”的峰会时,自然要经过一番更加仔细的权衡。而中国在峰会召开前一天才宣布参会,且在上周先行参加中法德气候视频峰会,则被认为传递出耐人寻味的信息。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袁征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今天,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各国展现全球治理能力的议题,也是大国形象的体现。美国希望在气候议题上扮演领导角色并非坏事,但此前特朗普从气候外交舞台退出已然形成恶劣的影响,“动不动就撂挑子,回来还要当老大”的做法也动摇了他国的信心。

  他认为,事实上,在过去三四年中,全球气候议题的主导权已经在转移之中,美国仅仅举办一两次峰会,并不能扭转这一趋势。美国固然希望借气候议题服务其战略目的,但美国想在这一议题上完全领导中国、法国、德国这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已很难实现,它需要各国更多的支持与合作。因此,尽管此次峰会由美国召集,但实质上是一次共同协商。

  峰会中:这是对发展权的博弈,也是对更加公平、正义国际规则的博弈

  据BBC报道,拜登在22日举行的气候视频峰会上表示,必须努力将地球的升温控制在1.5℃范围内。“超过1.5℃世界意味着更加频繁和强烈的火灾、洪水、干旱、热浪和飓风——撕裂社区,撕毁生命和生计”。美国的表态与《巴黎协定》中的有关规定有一定差距:《巴黎协定》制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低于2℃内。

  不过,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此前在美联社专访中已明确表示,中国力争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对于一个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很不容易。有些国家要求我们把时限再提前,这不现实。”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对《环球时报》表示,1.5℃与2℃与的差距是减排标准的差异,实际上也是中美之间对未来发展权的博弈,是对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规则的博弈。美国此前提出让各国达成将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1.5℃的目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标准,使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收窄,也承受很大压力。

  刁大明认为,中国提出负责任承诺的同时,提出坚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种对规则的博弈与争取是在代表所有发展中国家发声。“这不是狭义的权力的争夺,而是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

  而袁征则表示,国际规则并非一家制定,美国无权单方面更改《巴黎协定》中的内容。中国加大减排力度是出于改善自身和全球环境的需求,但不会承担超出自己能力与承诺的义务。

  另据德国新气候研究所气候政策分析师古斯塔沃·德维韦罗分析认为,如果美国真想“保持1.5℃的全球变暖这一集体目标”,那么美国现在承诺将排放量减少一半还不够,最好把其减排目标设定为在2005年水平上减少57%至63%。即便这样,美国的减排目标也依然落后于英国和欧盟的承诺,英国和欧盟承诺到2030年分别比1990年的排放量减少68%和55%。

  峰会后:峰会“小气候”将怎样影响中美对抗“大气候”?

  无论如何,在中美关系遇冷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气候峰会上的在线会晤向世界传递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即至少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可以成为中美两国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以及缓和两国对抗的“稳定器”。

  中国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2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外界期待中美可借助气候谈判营造更多合作空间,这对中美管控持续对抗的双边关系非常有好处,对世界来说也是一个积极的消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克里的访华和中国参加美国气候峰会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种期待。

  但一个问题是,中美“气候外交”究竟能走多远?李海东认为,美国的气候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拜登任内推动的气候合作框架很可能未来在共和党执政时期被再度打破,因此,气候议题成为中美间持久合作议题的难度较大。

  他同时表示,对于当下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不能以静止的方式看待,美国意欲在气候领域重振全球领导地位,最终仍将服务于其与中俄等国竞争的战略目标,因此从长期来看,气候议题或许未来也会变成中美竞争的领域。

  “不同于五十年前的‘中美乒乓外交’,可以‘小球撬动大球’。今天的‘中美气候外交’,已经很难实现‘小气候撬动中美关系大气候’。”这名中国学者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时代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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