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之妻：分别时托人给丈夫带来苹果，丈夫牺牲后嫁给丈夫的秘书

太行山的草木

提示：洋姜和西红柿是能给英雄生命营养的草木，就像离别路上，刘志兰带给左权的那些苹果！太行山，巍然屹立，没有人能一下子将它全部拥抱。因此，太多的人，一直默默注视着那里的一草一木，成了一生一世的牵挂。

砖壁村，是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蟠龙镇下辖行政村，中国传统村落，地处太行山深处，村域面积17.92平方千米。八路军总司令部旧址就在这里，是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由王家峪旧址和砖壁旧址组成。

关于这里的革命历史是这样的：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各机关由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参谋长左权率领，从潞城北村迁到砖壁村；10月，总部又迁到王家峪村，部分留守砖壁村；1940年6月总部又迁返砖壁村；11月转移到左权县的武军寺；1942年5月反“扫荡”后，彭德怀又率领总部机关第三次进驻砖壁村。之后不久，总部开赴太岳区。

今天的砖壁村有一些高大的树木，曾是当年八路军指战员在这片山大沟深的贫瘠土地上种下的。

砖壁村距武乡县城45公里，处于太行山腰，四周群山环绕，地势险要。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总部就设在村东玉皇庙内及周围的李家祠堂、佛爷庙、奶奶庙等一组建筑群中。王家峪村位于砖壁村西南10公里、洪水河南岸的一条峡谷中，八路军总部曾设在村北三座相连的民宅中。

三座相连农家院落，西院有接待室、参谋人员住室、总部马棚；中院为总司令部参谋处、秘书处、刘少奇路居处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警卫员等的住室；东院为刘伯承、邓小平、陈赓、陈锡联、李达等回总部开会时的住室。

三座民居傍山而立，南行约里许，河右岸有一株大杨树，躯干遒劲，树丫繁长，据传为1940年朱德手植。

这是一棵树，一棵杨树，还有一棵是榆树，在砖壁村，是彭德怀亲手植下的，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彭总榆”。如今依然刚劲挺拔、巍然伫立。还有一棵还是杨树，今天，人们虽然不知道它在村里的什么位置，是什么模样，但它却见证了革命年月革命战士间的深情厚谊。它出现在后世的史料里，是关于龚澎和刘文华的。

1940年1月，龚澎和刘文华太行山区的一个小山村里结婚，没有举行任何结婚仪式，没有喜宴，没有结婚的新装，只是在村前的一棵小杨树上，用对爱情的忠贞刻上两个人的名字和结婚的日期。他们期盼诚挚的爱情能像小杨树一样生长，天长日久。

时间不长，龚澎调往重庆，走后，刘文华调任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政委，二人鸿雁传书，寄托思念。约在1942年六七月间，纵马太行、英勇作战的刘文华却在一次行军路上，突发盲肠炎，迅速转为腹膜炎，由于缺医少药，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治，身殉太行。此后，太行山上的那棵杨树一直出现在龚澎的梦里，年年岁岁，生长不息。

有资料说，刘志兰离开太行的时间是1940年8月30日，这天，她和龚澎一起上路，刘文华和左权将军站在山坡上一直目送她们渐渐远去，消失在弯弯太行山道两旁的密林深处。刘志兰是谁？左权将军的夫人。她没有和龚澎一样，在太行山上种下一棵树，但龚澎种下的那棵树同样站在她的身后，如同丈夫送行的身影。

太行山的风，那时在树叶的声响里，吹痛了人们的心。龚澎、刘志兰出发后在一个苹果园憩息，还每人买了一些苹果，托人带给自己的丈夫。在这相同的苹果里，刘志兰与龚澎有一点是不同的，龚澎是一个人，刘志兰的怀里有一个孩子，是左权的女儿左太北。

左太北，1940年5月生于八路军总部，左权与刘志兰唯一的女儿，因出生在辽县，是太行山的一部分，叫太北区。彭德怀以刘伯承的孩子叫刘太行，而建议取名左太北。与父亲左权分别时，左太北只有几个月大，所以，在太行山离别的树叶声里，有了孩子的哭声。

让人们都没有想到的是，那些苹果竟然成了刘志兰与龚澎对丈夫最后的照顾——1942年5月25日，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指挥部队掩护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不幸牺牲，年仅37岁。这个时间段与刘文华身殉太行，只差了一两个月。

刘文华病重时，曾为妻子龚澎留下绝笔，并寄来了那棵白杨树的树叶。龚澎泪流满面，在回忆文章里，她说：“假使他安眠的那块地，不被战争的炮火所毁损，还在我们队伍保卫之下，等明春雪融冰化的时候，我恳求你委托附近的同志和老百姓在它上面种植一些树秧；让他知道这是在辽远的西南角上，他的妻的意思。”这段文字发表在《新华日报》（重庆版）1942年12月6日副刊，述说着“妻的意思”，也有着“树的信息”。

刘志兰获悉左权同志牺牲的消息后，伤心欲绝，后在朱总司令一再安慰鼓励下而强忍悲痛，并在延安《解放日报》撰文纪念左权。其中说：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信。自然也怀着不安和悲痛的心情而焦虑着，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你所留给我最深切的是你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崇高的牺牲精神，和你全部的不可泯灭的深爱……血泪合流，我不仅为你流尽伤心的泪，也将为你流尽复仇的血，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在今后悠长的岁月中，想到你将是我最大的安慰！

刘志兰的悼念文章里没有“树的信息”，但在她的心里，丈夫长眠的太行山草木也成了有情的。一草一木总相关，都是革命年月刻骨铭心的爱。

刘志兰1917年生，祖籍河北，因父亲在北京谋生定居了下来，成了北京人。她有6个姐妹，与她一起被邻居们称为“七仙女”，个个如花似玉。在她出生之前，父母已有4个女儿，一直盼着能生个儿子，没想到生下她后，又生了两个女儿，才让她和姐妹们有了个弟弟。8个孩子的家庭，仅靠父亲做些小生意维持。因为家离北京师范大学不远，母亲便将家里闲置的房子租给学生，并为学生们洗衣做饭换得一些贴补。艰难可想而知。

刘志兰渐渐长大，生活的艰辛把她磨砺成一个有激情、性格外向的姑娘。1935年，她进入在北师大女附中高三甲班读书，后来嫁给彭德怀的浦安修在乙班。北平“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后，她和浦安修都被卷入这场革命的洪流中，她们的表现很活跃，浦安修参加“民先队”（中华民族先锋队）和妇女救国会，她是女附中“民先队”队长。

“七七事变”后，刘志兰离开沦陷的北平，与好友杨慧洁相约一同去延安。她俩首先找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八办的负责同志觉得她俩年纪尚小，延安的生活条件很苦，不肯答应。她俩就一趟趟地往八办跑，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坚决要求参加抗日，八办的负责同志因此感动，介绍她们到陕北公学学习。

到达陕北后，刘志兰与杨慧洁被编入陕北公学六大队女生分队。当时，六大队共有4个分队，只有1个女生分队，刘志兰任女生分队队长。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学习，毕业后的刘志兰在北方局妇委工作，并任陕北公学分校教导员。1939年春天，刘志兰随巡视团来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因为聪明能干，十分讨人喜欢，朱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便与当时在北方局妇委工作的浦安修商量，要把她留在晋东南工作。

康克清这样回忆道：“经过我们一番宣传动员，又做了巡视团领导人的工作，终于把她（刘志兰）留到北方局。这时，我想到把她介绍给左权副参谋长可能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朱老总一听，十分同意，立即征求左权的意见。”

刘志兰在后来写给女儿左太北的信中说，朱老总向她介绍左权前，她听过左权做的一次军事报告，“只听人们都很钦敬，谈不上什么印象”，当时，她“自视清高，虽然22岁了，接触人很多，但没有和任何一个人恋爱过，也没有对什么人有过好感”。因为有了朱老总的亲自介绍，不好拒绝，她很快便和左权结了婚。时间是：1939年4月16日。

刘志兰说，结婚前，她认为和左权没太多感情基础，结婚后才有了进一步了解和发展感情的过程。“现在回想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也是有感情的。”然而，和左权结婚，她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主要顾虑他（左权）的安全。

康克清说，刘志兰和左权结婚那天，两位老总（朱老总和彭老总），我们大家都去了。许多人贺喜，喜气洋洋，十分热闹。在那艰苦的岁月里，这一天的喜庆为苍茫的黄土地抹上了一层让人难忘的亮丽。有资料说：战友们散去，左权望着刘志兰，深情地说了一句：“亲爱的，你是沐浴在革命风暴中最美的花！”刘志兰听后，轻盈浅笑，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他们的爱情一度在太行山传为佳话。

翌年，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一个新生命出生了，她就是刘志兰和左权的女儿左太北。

和其他人没有不同的是，婚后的日子难免会磕磕绊绊，可后来始终是幸福的。1940年8月，百团大战前夕，左权一直忙于战斗准备和部署工作，但仍抽空去看望了刘志兰母女。刘志兰抱怨左权长时间不来看望，左权便自己拿起炕头上的脏尿布到河边洗干净、晾好，又端起碗给孩子喂米汤。待刘志兰气消后，左权才耐心地解释目前的时局和前线情况，使刘志兰破涕为笑。

离开，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百团大战分为3个阶段：1940年8月20日至1940年9月10日为第一阶段，中心任务是摧毁正太路交通；1940年9月22日至1940年10月上旬为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继续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并摧毁日军深入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据点；1940年10月上旬到1941年1月24日为第三阶段，主要任务是反击日军的报复性“扫荡”。

1940年8月，刘志兰带左太北回延安，只因前方敌人扫荡频繁，不便带孩子。在临别的镜头里，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左权请部队的摄影师，为一家三口拍了张照片，照片上的左权和刘志兰都面带笑意，抱着小小的女儿看着远方，画面温馨无比。随后，左权返回前线，百忙中的他常给妻子写信，对自己未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职责，请求妻子原谅。

今天，左权写给刘志兰的十多封信，都被保存了下来，最后一封这封以“志兰：就江明同志回延之便，再带给你十几个字”开头，有着这样的深情内容：“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我们三个人如今分离，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又说：“亲爱的志兰，我的终身伴侣！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信的落款是5月22日晚，距左权将军殉国仅有3天。真挚地刻写了将军对妻子女儿的想念，深情地白描了将军对天伦之乐的向往。是一位革命者感人至深的情感表白！终究却成了永远的遗憾。

左权牺牲后，朱德和康克清都在延安，康克清回忆说：“老总把左权牺牲的消息告诉我以后说：‘现在还没有告诉刘志兰，你看如何找她谈为好？’我说：‘在战争中牺牲是很难预料的，不过这件事对她的打击太大，她今年才25岁啊！’随后，我和老总一起去看刘志兰。她已经知道了消息，一见我，两人就抱作一团哭起来……”

1942年7月3日，刘志兰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回忆文章《为了永恒的纪念——写给权》，她说：“为了工作与学习，我们不只一次地分离，每一封来往的信，数不尽的怀念之情，尤其这次将近两年的分别，书信的阻隔，加深我们互相的思念。”又说：“今后在任何情况下，有党及同志们的帮助，我一定要抚养她长大成人，继承你的遗志，亦使她时刻记忆着爸爸是血战捐躯的抗日英雄。”

这便是一个25岁的女子，在丈夫为国牺牲后的怀念，慢慢地，像草木有些悲伤地覆盖了太行山。之后，在战友们的安慰和鼓励下，她忍着悲痛，勉强让自己坚强起来，却又主动脱离了丈夫生前的圈子，选择独立生活，以免触景生情，直到6年以后才在众人的劝说下，重新组建了家庭。

刘志兰再嫁对象是左权的秘书，也是左权的好战友，名叫陈守中，两人的婚姻也得到了组织上的祝福。婚后，陈守中有过一些重要的任职经历，但一直非常低调，甚至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妻子是左权的前妻。他将左太北视如己出，力所能及地给了左太北最好的生活和教育，并以此告慰左权的在天之灵。

除了陈守中的关爱，左权的其他战友们也对左太北关怀备至，尤其是彭老总，甚至安排左太北和自己的侄女住在一起。左太北后来回忆说：“我有两个父亲，一个是左权，一个是彭老总……彭伯伯呀，您就是我的第二个父亲，我永远爱戴您！”还非常幸福地说：“在那里（彭老总家）我有了家的感觉。我在那里基本都不花钱，那个时候，我每个月有烈士子弟费20元，他都替我存着，直到1962年，他亲手交给我一个存折。”

正因为如此，左太北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系，一路幸福地成长。毕业后，她先是在航天研究所工作，后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做军工计划管理工作。2000年，在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综合计划司副司长的岗位上退休。

1982年，刘志兰将左权在抗日战争中写的11封家书寄到了左太北的手中。这11封家书被她守了整整40年，她一直没有忘记左权，并以“左家媳妇”自居，赡养左权的父母，让二老过着安稳的生活，左家人也一直将她当亲人看待。收到书信的那一刻，左太北一下子读懂了母亲刘志兰对父亲左权的爱，而左权写给刘志兰第一封家书是这样的：我也种了四五十棵洋姜，二十颗西红柿，今年没有种花，很少打球，休息时玩玩扑克和斗牛。

洋姜和西红柿是能给英雄生命营养的草木，就像离别路上，刘志兰带给左权的那些苹果！太行山，巍然屹立，没有人能一下子将它全部拥抱。因此，太多的人，一直默默注视着那里的一草一木，成了一生一世的牵挂。

1992年，刘志兰因病去世，享年75岁。去世前，她还想着让女儿保存的左权给他的那些家书或者是情书。她说：“如果说我和你爸爸还有遗产的话，这就是遗留给你的最宝贵的遗产。”在那些家书里，除了洋姜和西红柿，左权还说，他曾在院子里种了不少花，看见花开的样子，就像是看到了妻子和女儿。那些花儿啊，也是装扮着太行山的草木。

左太北后来主编了《左权将军家书》，并给自己亲爱的爸爸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爸爸，1940年8月，您为我们娘俩赴延安送行，特抱着我与妈妈合影留念。那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看，在爸爸怀里的我笑得有多开心、多快活。出生不满100天的小孩，哪里知道这竟是和您的生离死别呢……”

与刘志兰一起离开太行山的龚澎，后来成为了乔冠华的妻子，他们的女儿乔松都著有《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书中特意提到了龚澎与刘文华的爱情故事。乔松都还在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找到了刘文华烈士的墓碑，默默献上一束鲜花：“刘伯伯，我替妈妈看您来了！”

一棵树、几片叶子，几个洋姜、西红柿，一些苹果……太行山的一草一木在《左权将军家书》《我的父亲母亲》等等作品里，都变成了隽永的文字，来自革命者的内心，在情感的风里，如同太行山上的树叶，发出脆脆的声响，余音袅袅，经久不绝。因为太多的壮志才会有牺牲，太行山上的草木也寄托着先辈忘我的革命精神、坦露着他们向往美好和温暖的革命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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