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认为，君主要以礼待臣，臣则以忠报之，孟子继承发展为三就三去说，可见，早期儒家观点中君要待臣以礼。但宋明以后“上而虐下，下必须隐忍；下而犯上，则属大恶”却成为君臣之间的大义。
传统的进谏理论虽有许多积极进步的思想，比如倡导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社稷高于君上，为社稷论，拒谏则易位等，但同时又不约而同的，把接受纳谏的希望寄托在君主的开明之上，君德在谏言是否顺畅的问题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臣下要竭诚进言以尽其忠，必要时以身殉道，努力致君主于尧舜。历朝士大夫都一致认可臣侍君以“忠”。
臣以直言进谏为忠，而君则“以受言为德”，这种君德、臣德皆彰显的情况是君臣关系良性的发展。而“人君有过，为人臣者若不以死谏，求其必从而后已，是将致君于非礼，不得谓之忠臣。”故而君若不德，臣则应死谏尽德。是否中国古代的专制，真如孟德斯鸠所说的那样绝对专制？其实完全不是，帝制时代的君主虽然强调专制独断。
但不代表就不重视决策过程中的民主。比如廷议、言谏、上书、监察、考绩等等，所谓“谋之在多，断之在独”。作为统治者也需要被统治者，对其指示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反应。否则的话，统治关系也难以存在。官员虽然被要求以君为纲，但绝对不是言听计从至完全丧失独立性和原则性。
死谏之士在明朝的大量存在就是最好的说明，在谏言的时刻，死谏之士自我坚守的道德价值、政治原则高于一切，帝王权威不再是至高无上。这种超出专制体制之外，毫无掩饰、直截了当、言语激烈且自由的表达方式是君主所不能忍的，恰恰又是死谏之士发展至明朝末年的光辉闪光之点。
但关于死谏之士的民主闪光又不能过于乐观，虽然他们的行为触及到反专制的层面，但“在道和王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古代士人，又纷纷回到以合理政治原则重塑君主权威的层面。他们有谏诤的权力，一定程度上限制君主的为所欲为，但君主又无必须纳谏的义务，故而这种制衡权显得纸上谈兵般无力。
所以整个帝制时代，谏言能被采纳的少之又少，反而置之不理、受罚的情况占多数。从制度上来讲，对皇帝监督和建议这一制度的设置，只是为了避免皇权的过度专制，有损帝国的根本利益而设置的，根本出发点不是否定君主专制，而是对此制度所带来弊病的局部修缮和补救，从根本来讲，不是民主的体现，而是维护专制制度的工具。
即便如此，死谏之士的思想，多少还能看到专制时代反君主专制的民主曙光。虽然他们大多未能突破尊君——罪君模式，虽然终明一朝，死谏之士都未能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尊君之道，在抗争与服从之间陷入无休止的悖论怪圈。但他们不妥协的抗争暴露了君主专制的弊端，发展至明末清初，掀起了更多人对君主专制的反思，和更直接批判的潮流。
与宋朝不同，明朝骨子里鄙夷文官集团，比如理应刑不上大夫，但在明朝，士大夫却常常有杖责身上的顾虑，甚至朝出暮归都要谢祖宗保佑又挨过一天没死，集体被打板子是何种震慑人心的场面。但即便如此，在明朝并没有出现思想领域里万马齐喑，是沉默不敢言的局面，事实反而正好相反。
君主虽然在制度上实现了专制，但却控制不了舆论氛围相对宽松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反专制的土壤。正是这种价值选择构成了明朝士大夫敢说、敢笑、敢言、敢诤的舆论氛围，使得皇帝杀了一拨又一拨知识分子，都难以在精神层面上奴役他们的思想。正如泰戈尔所说，“我们只有献出生命，才能得到生命”。
死谏之士的生命看似终止，其实是在另一个空间得到更广泛的延续。这场抗争充满残酷和血腥，皇帝利用权臣、纵容阉宦，只想打击这些不服己还敢言的理想派，然而士大夫心中道德理想，这种不成文的方式仿佛成为，支撑他们不断与君主抗争的金科玉律，这种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虽然他们重回三代的理想是不可能会实现，但正是他们的存在使得明朝不同于秦、不同与清。
即便死谏之士在数量上并不占多数，但这类人正是汤因比所说的创造文明的“少数派”。明朝政治领域空前专制，精神园地却五彩纷呈，君主多次试图奴役臣下和民众思想的尝试一次次泡汤，这是死谏之士牺牲身家性命换来的最大价值。后用高攀龙一句话来结束：“纵然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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