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界权威：三星堆玉琮来自中原商王朝；对不起，考古不支持！

在今年三月份的三星堆“上新”活动中，王巍先生是各大节目中经常出现的一位重量级嘉宾。作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河南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曾经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先生堪为考古学界权威。因此，媒体重视他的意见非常容易理解。然而，对于王巍先生在节目中出现的一些说法，让笔者充满疑惑。

王巍先生在直播中（图源：中国新闻网）

在今年的3月20日，央视在直播报道三星堆四号坑新出土的一件玉琮时，作为嘉宾的王巍先生讲到，三星堆所出的这类玉琮在殷墟妇好墓也出土了几件，因此三星堆玉琮应该来自商王朝。此后不久（3月27日），王巍先生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再次抛出了三星堆玉琮可能为良渚经中原王朝改造后输入的观点。这篇报道说：

“（三星堆）这里出土的玉琮和商王朝中心地区的非常接近。”王巍解释，玉璧、玉琮的使用起源于长江下游，但三星堆中的玉璧、玉琮不太可能是4300多年前已经消失的良渚文化的遗留，“应该是中原王朝吸收了良渚文化的一些因素，之后形成自身文化的一部分，再传播至三星堆”。[1]

三星堆大纵目人像

大家知道，最新公布的三星堆四号坑的测年数据是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这样看来，王巍先生的判断似乎是可信的。借助各大媒体的传播，网络上很快有自媒体采用王巍先生的这一说法，称三星堆玉琮是由中原商王朝输入的。那么，王巍先生的这种说法可靠吗？

根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联合编写的《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记载，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1991年、1995年、1999年对三星堆城墙进行发掘的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即发现在月亮湾城墙的下方发现了大量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的房址，同时发现了良渚文化类型的玉琮（如下图）。[2]

《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截图

大家知道，龙山文化在年代上一般认为结束于距今4000年（公元前2000年）前，《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则根据测年数据把三星堆文化一期推定在距今5000年至4100年。因此，即使我们保守一点，也可以基本肯定良渚型玉琮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已经出现在三星堆遗址。在2016年时，笔者曾亲自从三星堆博物馆拍回三星堆玉琮和良渚玉琮的对比图片（如下图），这都可以证实，本次三星堆四号坑出土的玉琮绝不是三星堆遗址的首次发现。

三星堆玉琮和良渚玉琮对比图

如果我们了解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就知道，二里头文化是在龙山文化晚期再经过所谓的新砦过渡期后才出现的。其中，二里头的测年数据是公元前1735-1530年，新砦期文化的测年数据是公元前1870年至公元前1720年。[3]这个数据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测年专家在2006年测定并于2007年在《考古》上公布的结果，并且收录在了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二里头的官方考古报告中。[4]可见，三星堆在已经开始使用玉琮的时候，二里头文化根本就没有出现，商文化更无从谈起。因此，认为三星堆玉琮是从中原商王朝输入的观点显然值得商榷。

三星堆四号坑这次再次发现玉琮，表明玉琮在三星堆的使用历史已超过800年的时间，也表明三星堆遗址继承良渚文化而使用玉琮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三星堆怎么可能反而要去向比自己晚了几百年的殷墟去学习玉琮文化。因此，笔者只能认为，王巍先生似乎对于三星堆以前曾出土过玉琮的这一情况并不了解。作为一个考古学界的权威，王巍先生在未全面掌握资料的情况下，贸然在公开媒体上发表三星堆玉琮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观点，笔者认为很不妥当。

三星堆青铜面具

此前，李伯谦先生曾在论文中明确说，三星堆“总的看来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5]从这次的三星堆“上新”活动来看，李伯谦先生的说法不算虚言。三星堆的发掘仍在进行之中，社会公众对三星堆的关注度仍然比较高。由于业界权威的发言往往更容易受到媒体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希望有关专家在发表相关言论时，能够尽可能地先多做求证，谨慎发言，以免引起对舆论的误导甚至引发社会公众不必要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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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参阅《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三星堆和中原夏商王朝有非常密切关系》，《中国新闻网》2021年3月27日。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博物馆编写：《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成都：天地出版社，第316页。

[3] 张雪莲，仇士华，蔡莲珍，薄官成，王金霞，钟建：《新砦-二里头-二里岗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218-1236页。

[5] 李伯谦：《三星堆遗址：新发现·新成果·新认识》，《黄河·黄土·黄种人》2016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