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漂泊与文化回归

客家是古代中原南迁、聚居闽粤赣的汉族族群，是汉民族一支重要而特殊的民系，客家文化在中国南方的文化中也显得相当突出。在内地，除闽、赣、粤三省外，湖南、广西、四川等省都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在香港有三分之一的华人是客家人。一般认为客家先民均来自中原，他们有的是因战乱从中原大规模直接迁徙而至或辗转迁入，有的因官宦、贬谪、经商等原因而落居。

在中国的文化中，“故土难离”与中原意识是核心的精神之一，而客家先民为了生存、发展，长期的迁徒、流浪，颠沛流离，逐步地摆脱了中原“安土重迁”和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保守观念的束缚，因此，以迁徙为特征的客家文化就显得更加别有趣味。“客家”带给人美丽的联想，即使在今天，不少年轻人仍旧以城市的新客家自居，对客家文化做着新的诠释。

其实从古到今，客家文化的核心都有一致的部分，人的流动自然意味着文化的传播，就和我们每一次搬家一样，生活的细碎的闪光会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动。在客家先民的五次迁徒中，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会看到每一次劳作中一粒农作物种子的传播，乡音中一个生动的词汇的传播，服饰中一个褶皱的传播，建筑中一片砖瓦的传播，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所谓文化不仅是图书馆中的经史子集，那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对文化传播的寻找充满生活的气息。

客家先民在迁徙的过程中，不但勾画出中原文化传播的轨迹，同时也是新的客家文化形成的过程。客家人原是北方居民，生活在中州（今河南省）。在汉晋年间，因中原动荡，五胡乱华，渡江南下，中原的汉人以大家族为单位举家南迁，迁江苏、浙江、福建、江西诸省，至五代南汉时，在赣闽粤的山区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小社会，保留着中原汉人的习俗与观念，并形成了保留古中原发音特色的客家话。又因避乱，逐由第一次大迁移起就是南迁的客家人一个重要驻地的赣州，向东迁往“客家首府”汀州（今福建长汀），向东南迁往“世界客都”梅州、向南迁往惠州、潮州，向西南迁往韶关，分居广东的梅州、惠州、河源、深圳、韶关，江西的赣州、福建的龙岩、三明、广西的贺州和台湾的桃园、苗栗、新竹等地。客家人以惠州、梅州、深圳、河源、赣州、汀州、韶关为基地，大量外迁到南方各省乃至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并最终成为汉民族中一支遍布全球且人文特异的重要民系族群。

由此可见，“客家”带来的文化传播并不是简单的由中原到中国南部，而是一个回复曲折的过程。客家先民迁离中原之际，正值中原文化经历过汉唐盛世而达到高度成熟和灿烂辉煌阶段，而以后的历次迁徙，又是客家文化在形成过程中的对外的传播。福建、四川的客家有着和广东梅县地区客家相近的口音，有着接近的风俗，其实也是文化传播循环往复的结果。

当我们追寻客家文化的踪迹，最直观的就是客家建筑，客家的围屋土楼似乎透露出客家先人从中原迁徙并且“客居”中国南部的自然心态。一方面，客家先民在中原老家受到儒学的传统教育，宗族、家族观念根深蒂固。离开中原背井离乡，长期的流浪生活，更体会到宗族、家族合力的重要性，更加巩固和加强了宗族家族观念。客家的建筑保留着中原汉民族某些价值观念，一方面也在南迁过程中为适应和开拓新的生活环境吸引了大量新的文化因素。

客家民居的主要形式有：土楼、围龙屋、府第式堂屋三大类。无论是广东韶关的围屋还是福建长汀的土楼，客家民居从总体而言是中原建筑结合客家聚居地特点而形成的。其建筑材料（土）和构筑方式（夯筑）与早期北方民间的土构建筑相类似，而以三堂为核心的中轴对称布局则来源于中原府第式建筑。但作为落脚于偏僻山区的移民，客家人必须十分注重建筑的防御功能，以抵御野兽、盗贼等侵害，因此形成了封闭、坚固、聚族而居的客家居住形态。

不少地方客家的生活习俗也颇有古风，而无论是广东还是福建、江西，客家女性都以勤劳着称，这些不但在访古中都有迹可寻，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找到明证。

客家作为一个族群，其生活的空间版图既有赣闽粤三省毗邻区的区域性聚居地，这是客家文化形成、传播与传承的“主产地”与中心地带；同时又有集中居住的分迁地，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等“次中心”，还有遍布于湘滇陕黔浙琼等省的散点居住地。比如说四川的洛带镇也是客家人的聚居地，颇有几分历史的偶然。洛带镇历史悠久，相传汉代即成街，名“万景街”，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兴市，更名为“万福街”，后因蜀汉后主刘阿斗的玉带落人街上一口八角井而更名为“落带”，后又改称为“洛带”。洛带镇幅员面积22平方公里，人口2.3万，其中85%以上都是客家移民的后裔，主要是在300多年前从广东、江西和湖南、湖北（清朝时称湖广省）的客家聚居地迁徙而来。尽管距成都仅有18公里，但至今仍然讲一口流利的客家话，保存了较为完好的客家民居和习俗，因此被称为“西部客家第一镇”。洛带镇远离客家聚居较为集中的地区，反而为客家的历史轨迹留下了重要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