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声亮，从温州农村走出来的温州市长！（下）

来源：甘溪头

此前温州人物已转载发布上篇：卢声亮，从温州农村走出来的温州市长！（上），本部分为下篇

卢声亮

（1929年—2016年）

　　卢声亮，原籍苍南县金乡镇灵峰村，1929年出生，1947年参加浙南游击根据地工作，曾任平阳、青田县长，苍南县委书记，温州、丽水专署计划、工交、财贸委(办)负责人。1983年出任温州市市长，1988年当选为温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3年任满后受聘市人大顾问，1995年离休。2016年5月13日晚因病去世，享年88岁。

文稿与照片来源，由作者亲属章微华女士提供，诚表感谢！

第四章 主动要求下放锻练

奔波于两县三企业之间

（1957年4月——1963年5月）

（1990年，在温州机场首航仪式上与有关领导合影，右六为卢声亮。）

　　到了1957年上半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开始。地委发出了机关干部下放的号召。回想建国初期的土改、镇反、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及继之而来的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无不是在轰轰烈烈、兴高采烈中完成的，自己也是从这种气氛中过来的。但考虑到自己这六七年都是在上层机关度过，理论知识增长得多，与实际、群众接触得少，这是我的最大弱点。为了自己的进步，也为了把工作搞得更好，便主动向地委打了报告，要求下放锻练，并获批准。

10、一到丽水县人民委员会

　　我要求下放的本意是去基层，例如到一个镇当个镇长或书记。但组织上却是先派我到丽水县任副县长。1957年4月，带着妻子和刚出生不久的儿子，以及棉被等日常用品，叫了一辆货车，高高兴兴地去丽水。

　　到丽水县以后，首先是了解全县情况，并经过分工，由我分管财经工作并兼任县府办公室和县市场管理委员会主任。但只待了3个月，地委副书记李铁锋从省里回来经过丽水时就找我谈话说：“省里说，温州矾山的矾矿已改造成国营，各练矾厂也已实行公私合营了，省厅也已给钱搞基建，温州地委应该配备干部，因此经过地委研究，决定叫你去矾山工作”。这样，我在丽水县的工作还没有深入下去，就调动了。

11、二去老工业基地——平阳矾矿

　　1957年6月，调往浙江平阳明矾厂矿联合公司任党委书记。

　　平阳矾矿（人们都这样简称这个联合公司）是个世界著名的大矿，被称为“世界矾都”，明矾石开采与炼矾己有200多年历史。一年前，已对这里具有作业人员1308人的大小45家私营炼矾厂进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对具有1754人的矿山改造为国营，并组建了浙江平阳明矾厂矿联合公司，由温州专署直属，现有职工3000多人，大多是老工人，年产值占温州地区工业总产值的1/4，年利润占全地区总利润的1/3，是温州地区最大的工矿企业，实行公司和采矿区、炼矾厂两级管理，下属 个采矿区与 个炼矾厂。党委机构、行政管理机构，工会机构等，一应俱全。

　　我到公司后首先下去看了一些采矿区与炼矶厂，如杉山老矿垌与南阳新平垌，两个明矶厂，了解矿石开采与明矾生产的流程。作为党委书记，当然是抓政治工作为主。

　　这时，全国正在开展整风反右派运动，机关学校整风反右派，企业则开展整风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分大鸣大放、领导检查、整改等几个阶段。由于群众发动的较好，还要我在当时省委工业部召开的会议上作了介绍。

　　在平阳矾矿期间使我直接接触到了工厂、矿山的实际，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特别是老工人的优秀品质，受益非浅。但在矾山工作时间也不长，只有9个月，便调动了。

12、三到平阳县人民委员会 恰逢大跃进

　　这时，正值各地县级政府换届，我被调往平阳县，行政上担任县长，党内为县委常委，此时我才二十九岁。

　　在平阳工作这三年，正好是大跃进时期，一切工作，由党委一元化领导，党政领导班子统一分工，我分管工业，并主持一些必须由政府出面主持的事务，如召开县人代会、县人民委员会、民政工作等。还分工联系桥墩区，因为这里的莒溪乡有个全县唯一的小炼铁厂。

　　一到平阳，就有一股热潮在涌动。1958年6月15日，县委组织了10万人的宣传队伍，在城乡广泛宣传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建设总路线，大跃进的号角从此吹响，一切工作要求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前进。无数个“大办”相继出笼。首先是“大办钢铁”。

　　7月1日，全县第一座土高炉在桥墩莒溪炼铁厂建成，县里在这里召开现场会，提出奋战1个月，建炉2000座，炉群99个，钢铁大军20万，到年底产铁106500吨。

　　并在敖江荆溪山脚创办平阳县钢铁厂，12月10日第一座8立方米小高炉建成投产。而在整个工业战线，这时已建工厂3418家，平均每天222家。

　　“大办农业”，是从省里将平阳与黄岩粮食产量进行对比开始的，同样是沿海平原县，黄岩的粮食亩产是800斤，而平阳只有600斤。这一对比，使我们坐立不安，也大大激发了平阳赶超黄岩的斗志，3月26日，县委召开区乡书记紧急会议，提出“学习先进加油干，超过黄岩赶孝感，争取粮食产量翻一番”的口号。

　　7月2—6日的全县三级干部会又提出“全县人民思想大解放，实现早稻亩产一千斤，晚稻两千斤，实现全县三千斤县”的号召。

　　为了大办水利，采用“土坝”方案的大型水库——桥墩水库1958年9月动工，抽调全县14000人参加施工。与此同时，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县12个人民公社相继成立，提倡“一大二公”，分配上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生产大兵团作战，经常组织田间比武。

　　同时大办食堂，提出“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吃饭不要钱。全县到1958年7月已办公共食堂达到10130个，参加15.5万户。据1961年8月召开的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统计，大跃进三年中提出的“大办”共有39项。

　　1959年3月，中央下达文件纠正“共产风”，清理“一平二调三收款”，但“左”的思想并没有清除，8月，县委连续召开干部会，根据中央指示，大张旗鼓反对右倾思想。

　　1960年6月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更提出“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刈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农村自留地全部收归队有。

　　“大跃进”的发展速度确实鼓舞人心，但其消极一面也渐渐暴露出来：全县的炼铁土高炉由于技术不过关，全部停产报废；1959年4月，全县有2万余人外流到福建；冬，由于粮食减产，人民健康水平下降，浮肿病遍及城乡；1960年初，一批生产队缺粮，食堂仃火；尤其是桥墩水库，土坝无法抵御7-8号台风狂雨的袭击，于1960年8月10日凌晨4时决口，造成373人死亡，11062间房屋被冲毁，135905亩耕地受淹。这次抢险，其他县领导大都在水库上。我分工坐镇灵溪镇，指挥下游灵溪公社和麻步公社一二十万人的安全撤退（往山地高地）。水库出险当天凌晨在灵溪桥头眼看一片汪洋，连着上游的建筑木料、农具家具、衣服粮食等等，一起冲泻而下，真是惨不忍睹！

　　“大跃进”声势浩大，我也是紧跟，不这样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虽然没日没夜，干得很辛苦，但自己也没有突出的建树。到了1960年底，由于紧张以及劳累过度，开始患“胃溃疡”。这三年的路线、政策、与方法，从大道理上讲起来，并没有怀疑，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问题也是严重的，到底应该如何评价，当时还来不及考虑。

　　1961年3月，一届任满，我调离平阳。

13、四去龙泉瓷器厂 困难时期到艰苦地方

　　离开平阳，组织上分配我到地方国营龙泉瓷器厂任厂长。从一个大县的县长，一下子降到一个县属厂的厂长，而且又在边远山区，人家看起来，简直是被“发配边疆”了。但地委组织部长找我谈话时并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而我也没有去追问，因为服从分配是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本份，就尽量往好的方面去想，再接触接触基层与群众，也好啊。

　　这家企业生产青瓷，青瓷是宋朝的四大名窑之一，是我国当前重要出口产品，省轻工业厅非常重视。设有一个总厂和4个分厂，1个瓷土矿。总厂在离县城20公里的八都上洋村，有一个分厂在八都镇，有一个分厂在离总厂40里路以外的宝溪村，还有一个分厂也在外围村。

　　我对瓷器生产是外行，厂里政治工作有党委书记，生产技术管理有个很能干的副厂长张显扬，我倒可以只了解了解各厂的情况，参加参加厂里的会议，重大事情做些决定就可以了，但对彩绘工序特别关心，因为这是决定产品的艺术价值的关键技术。

　　厂里遇到难解决的问题，义不容辞的要由我来解决。如有一次有个分厂来请示：他们厂在山沟里，经常被贼偷，为了防贼，老工人建议买两条狗，这样，睡在厂里的老工人夜里听到狗叫，就可以起来抓贼。要求总厂给予报销。财务科长说买狗报销没有先例，来请示我。我明确的说：“这是老工人智慧的表现，非常符合实际，准予报销”。

　　这时国家已进入困难时期，职工生活非常艰苦。这个厂虽然宿舍、食堂、医务室都齐备，但当时物资供应非常稀缺。我与职工一样，住职工宿舍，在食堂与职工一起排队买饭买菜，和职工关系非常融合。

　　厂里生活非常枯燥，完全没有文体活动，我便组织了一些会拉胡琴会唱歌的年轻职工工余后和大家同乐，还曾想在厂里建一个篮球场，并打报告给县里要求批几立方米木材做篮球架，可惜没有获准。但从过去的机关生活一下子降到基层的艰苦生活，我身体支持不下去了，经检查患了肺结核，服药一年而愈。

　　在龙泉瓷器厂工作近6个月，但上级领导除省轻工业厅厅长翟翕武亲自带队到厂里，与我们一起爬山越岑40里路远在宝溪的四分厂调查视察过外，地县领导都没有来过。但有一次地委副书记李铁锋到龙泉考察工作，倒专门到厂里来看我。除了谈工作以外，还问我在这里怎么样，我诉苦说：“在这里没有人管我了，会也没得参加，文件也看不到，身体也有病了”。他立即回说：“像你这样的干部，难道还要别人管吗，你不会自己管自己啊”。但他回机关后没几天，我接到通知，调回地区机关。

14、五回地区 任职浙江省供销社温州地区办事处

　　1961年10月，我回地区任浙江省供销社温州办事处副主任。省供销社温州办事处是全国供销社系统的专区一级机构，除指导县与基层两级供销社工作以外，也直接经营一些批发业务，设有生产资料、农副产品采购、工业品供应等数个二级批发站。在日常工作中，主要是抓农副产品采购（粮食除外）、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工业品供应。供销社是合作性质的经济，工作带有很大的群众性，我倒很喜欢。我在三个主任中，分管组织指导工作，主要是抓基层供销社的民主办社。

　　从1957年3月下放丽水县到1961年11月调回地区，在县与基层之间转了一大圈，整整度过了4年零3个月。和过去不一样，在这期间，我都肩负着一定的领导职务。既有政府的，也有工矿企业的，但都是第一线，虽然工作很忙碌，也很辛苦，但都是直接接触实际，接触群众的，满足了我的愿望；但都是在忙忙碌碌中渡过，还来不及好好总结。现在调回地区，有条件好好总结一下了。

　　这时，国家已经从大跃进时期转入调整时期。1961年举行的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2年1月，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国务院前后召开了两次会议，研究克服经济困难的办法，这与供销社的工作关系很大。特别是陈云同志在会上的讲话，对经济情况的分析与克服经济困难的办法讲得非常实际、非常贴切，我当时听了顿时觉得久己不见了的实事求是作风又回来了。

　　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当时由于农业减产，对农副产品的收购，供销社（群众称“红经理”）收不起来，私商（群众称“白经理”）倒收去了，原因在哪里呢？是在物资异常短缺的情况下，供销社还是按国家规定的平价收购，而私商则是抬价收购的。针对这一情况，陈云同志指示，供销社农副产品价格应该实行“高进高出”的政策。果然，实行这一政策以后，供销社的农副产品就收起来了。这明显证明，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说明我们做经济工作，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

　　与此同时，中央还印发了马、恩、列、斯、毛的重要语录供县以上干部阅读，其中我体会最深的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的一段话：“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71页）。

　　这一段话给我的启发很大：（1）过渡到社会主义，要有一系列的过渡阶段，不能任意超越；（2）要“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借助”革命热情。列宁的这段至理名言，让我久久铭记在心，像大跃进那样，唯意志论，违背客观规律，是永远建不成社会主义的。

第五章 丽水地区分设 调往丽水地区

（1963年6月——1981年10月）

【1983年卢声亮（右5）与市府领导班子成员合影。】

15、 在丽水专员公署

　　丽水地区在浙江省西南部，比粼温州地区，基本上是个山区，交通不便。解放后曾经是浙江省单独的一个专区，1953年并入温州专区，1963年单独分设，这也是调整时期一项重大的行政区域调整。省委决定从温州、金华两个专区和省林业厅三个方面抽调干部组成地区机关，我是从温州地区调去的干部之一，这年，我34岁。

　　1963年6月报到以后，首先担任专署办公室副主任，分管计划工作；1964年5月改任专署财贸办公室副主任；1964年10月，又调任专署工交办公室任副主任。

　　在这段时间，因为还处在调整时期，中央己相继制订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八条》、及教育等规范性文件，各项工作均已走上了正常的轨道。再加上这时的地委书记张敬堂同志，是个著名的农村工作的能手，工作非常求实。如有一次他问我：今年的晚稻增产已成定局，哪到底一丛有几株？一株有几粒，比去年增加多少，你有调查过吗？我答不出来。他说：你们搞计划工作的，这些数据要了解了解啊！这使我这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听了很感动。

　　在同志之间，虽然都是从各个方面调来的新面孔，但因为地专机关总编制不超过180人，组宣纪、工农财、公检法都在一个院里，天天见面，倒感到非常亲切，至今印象很深。

　　丽水地区八山一水一分田，工业不发达。各县除了一般的发电厂、农械厂、酿造厂等以外，较大及较有特色的厂矿不多。我很想从丽水是个山区的实际出发，利用山林和矿产，搞点名堂出来，并在省工业会议上发了言。但可惜的是：到丽水来还只3年，文化大革命就来了，我的梦想中断！

16、 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6年5月，中央下发了《516通知》，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提出揪出与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来不及了解这场革命的意义，许多“史无前例”的行动就接踵而来了：红卫兵、战斗队、大串连、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戴高帽游街；1967年初开始夺权，我们这些中层领导也都要签字把权交给本单位的造反派；再接下来就是批斗当权派，首先是揪斗地专一级当权派，这时，我们这些中层干部都还没有轮到批斗，竟然成了一个成天无所是事的人，我就趁此“难得的机会”，日以继夜的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二两卷，这真是一次意外的收获。

　　再接下去造反派分成对立的两派，本来按照我党的传统，对群众中的不同意见，应该是一视同仁，两方面都要团结。但此时却派军队“支左”，我对文化大革命开始怀疑了，也使我本能地站到了“保守派”这一边。

　　再过不久，就轮到批斗我们这一级干部了，我被工交办公室召开了一次批判会，在这武打盛行的时代，我在会上总算还没有挨揍，但因为太紧张了，把“忠于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念成“忠于毛主席的路线”，被压下头认了罪。

　　1968年8月，丽水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少数已“解放”的“革命”领导干部和“站对队”的一般干部回到工作岗位，而有问题需要继续审查的、“走资派”、“站错队”的干部则进斗批改干校（设丽少师）继续学习与接受审查，我也在其中。但我再也没有问题好交代。于是斗批改干校结束以后又叫我们进五七干校（设在专区农科所），边学习边劳动，等后处理。这倒又来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从小从农村出来，但在家时只干过一些零星农活，现在则春夏秋冬的农活都会干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爆炸。1972年10月我获得“解放”，恢复工作，仍任原职。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新的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拨乱反正，平反怨假错案，从1957年以来的极“左”路线从此结束。

　　1978年8月，我被任命为丽水行署工业交通局局长，恢复了1958年在平阳工作时的正县级待遇。在工交局工作期间，到北京参加了全国电子工业会议，到大庆参加了全国化工行业学大庆会议。

　　值得自慰的一点是我选择了一些懂行的大学生来局里分管重工、电子、轻工等工作。

17、再去县里任职——这次是青田

　　“四人帮”被粉碎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各个领域，都要进行重建，首先要整顿领导班子。1979年6月，我被派往曾经是文化大革命重灾区的青田县担任县长、县委副书记。党内的地位提高了，我的胆子也大了。

　　我和县委书记秦敬亭、副书记王志溪一起，同心协力，从青田的实际出发，狠抓两派干部群众的团结工作；改变“以粮为纲”的方针，提出“以林为纲”，有叶腊石的乡镇也可以“以石为纲”；在农村“可以（以生产队为单位）、可以（以操作组为单位）、也可以（边远山区单干）”的责任制形式上，放手让群众选择；大胆放行有亲戚在外国的人出国发展。

　　这样做的结果，全县局面迅速好转。此期间，我分管工交、财贸、政法工作。

　　从1963年6月到丽水专署，至1981年10月离开青田，在丽水地区整整度过了18年零5个月，其中文化大革命中靠边站就占了6年。

第六章 迎来改革开放新时期

调回温州地区

（1981年10月——1995年12月）

（与亲戚苏步青教授合影）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开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30年，经过了无数次的政治运动与工作变动，有喜亦有忧，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胡作非为，真觉得有点心灰意冷、前程渺茫了。但“四人帮”的粉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新的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党的优良传统的政策措施，又重新燃起了对党和国家前途的信心，一心只想趁此余年，发挥自己的学习所得，为党和人民多做些工作。对个人的职务高低、待遇厚薄，已经完全不在乎了。唯一的一个要求是：调回故乡——温州。

　　1981年10月，这一愿望终于实现。

18、 先到新建县苍南 初见温州新气象

　　这时恰逢平阳、苍南分县，组织上派我到苍南县担任县委书记。

　　苍南是个新建县，原属平阳县，因为县太大了，共有160多万人口，管不过来，工作一直很被动，乃经国务院批准，把熬江以南80多万人口的地区析出，另建一个新县，取名苍南，于1981年11月5日正式开始办公。

　　县委书记是县级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是要对全县的工作负全责的，深感责任重大。

　　建县以后，首先一件大事就是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学习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上的《政治报告》，因为是新县第一次干部大会，大家都喜气洋洋，学得很认真。至于全县工作，先做些调查研究，待即将到来的春节后再召开全县干部大会进行部署。但没有预料到，全县干部大会临近结束时， 1982年 月 日，灵溪镇少数人妄言“县址要变动”，事实上根本没变，也不会变，制造了“灵溪事件”。

　　在此情况下，县委只得在市委工作队帮助下，首先集中力量处理好这一事件。经过宣传县址根本没变，对事件中的违法分子，依法处理；对违纪者给以纪律处分。至这年4月中旬，事件处理基本结束，全县转入正常工作。

　　苍南这个县的特点是：大的地方国营工厂、高级中学、县医院，分县时都留在平阳了，苍南国营经济很薄弱，但家庭工业、专业市场非常发达，而且一业带动百业，经济一派繁荣景象。

　　我到宜山区河家店村调查了一下，全村都从事纺织工业，从开花、纺纱、织布到染色，样样工序齐全，马达声隆隆的响，简直像一个大城市里的一个工厂区。

　　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对苍南经济这一特色、并且应当全力扶持其发展，认识是一致的。但新的情况亦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这时虽然还没有“改革”的完整观念，但中央己提出了“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方针。遵照这一方针，我对遇到的几个问题的处理，还是符合改革的精神的。

　　一是在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一位区委书记汇报现在购销员普遍“买卖合同”，符合中央工商管理部门规定作为投机倒把打击的条件，应该作为打击的重点。但我认为，如果加以打击，则全县家庭工业都要关门，无论如何不能打击，至于个别违法者，则可作个别处理，从而避免了像柳市打击“八大王”那样的错误。

　　二是当听取县农业银行行长汇报，人民银行要求停止金乡农村信用社搞存贷款利率浮动时，我对他说：农村信用社搞利率浮动符合价值规律，就像困难时期供销社采购农副产品价格实行“高进高出”一样，是可以的，从而消除了他的顾虑。

　　三是完全支持金国仙县长提出的，苍南的财政收入主要靠个体家庭工业的税收，抓好税收主要靠乡镇政府，应对乡镇政府采取“多收（税收）多安排（经费）的政策，以提高乡镇政府对税收工作的积极性。

　　在建设上，我们认为当前最急的是两项：一是抓紧灵溪县机关办公大楼的建设，因为苍南是新建县，县城没有旧机关房子可以利用。二是方岩下港区码头的建设，因为苍南原来的经济中心在敖江镇，现在敖江镇划归平阳县了，苍南必须要建设自己的经济中心。

　　在干部作风上，响亮提出“新县要有新气象”的口号，规定全县干部都要做到“上班、开会不迟到、不早退”，“过年过节不请吃、不吃请”。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苍南建县初期物质生活虽然非常艰苦，但干部、群众建好新县的热情都非常高涨。

　　不过我在苍南只工作了一年半时间，就调动了。

19、上调温州市人民政府 全力抓改革开放

　　1983年4月，温州市政府换届，组织上调我到温州市担任市长和市委副书记；接着又在省党代会上被选为浙江省委委员、在省人代会上被选为第6届全国人大代表。

　　从一个县委书记提升到地级市市长，等级高了，难度也大了。好在我曾担任过多个县的县长、多个地区科局的科局长，行政工作比较熟悉。

　　但到市里后一时不知从何抓起。1983年下半年，我就先抓了两件事，一件是粮食征购，一件是税收。认为市政府手里有了钱又有粮，事情就好办了。

　　但从1984年开始，改革开放的宏大任务就一个一个接踪而来了。

　　1984年，温州迎来了两件历史性的大喜事：

　　一是198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共中央（84）1号文件》中万里同志的报告提到我市苍南县宜山区家家户户利用工厂腈纶边角废料，发展再生纺织业，展现出农村充满生机发展前景的经验，这是中央领导同志首次对温州农村发展模式的首次肯定。

　　二是1984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84）13号文件》确定温州为全国14个进一步对外开放城市之一。

　　经过思索，深深感觉到这两件事是中央给长期后进的温州送来的空前未有的机遇，必须紧紧抓住，为家乡温州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因此，我在市政府任职的这5年间，总的来说，是围绕着“改革”与“开放”展开。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在改革方面

　　我到市政府工作时，温州城乡个体的家庭工业已经遍地开花，并且开始向股份制企业与私营企业的规模经营过渡，以家庭工业与专业市场为特征的“温州模式”已经初步显现。但对温州改革的这种模式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引起了不少争论，但在温州内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中，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就是：根据温州的实际情况，不这样做，而是等待外来支援，温州贫穷落后的问题是永远解决不了的，我们现在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省委一开始就对温州发展的新路子表示全力支持。在1984年12月召开的省委七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就要我在会上作《民办工业的发展给温州城乡增添了生机》的发言，这对我们鼓舞很大，我们的胆子更大了。

　　主要做了下面一些工作：

　　在贯彻1984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农村工作的《（84）1号》文件和省委召开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市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上，我代表市委市政府作了报告，特别强调进一步解放思想，纠正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耕地外经营与不务正业、家庭经营与小农经济、长途贩运与投机倒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混为一谈的错误认识，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与发展商品生产。

　　1984年10月，党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总纲领，市委市政府召开会议，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并要我作辅导发言。我对其中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特别感到深刻，认为温州的做法，符合此要求。在此后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中，都以“全民、集体、个体三者一起上”，作为温州改革、发展的指导方针。

　　在民营经济迅速进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这些“新生事物”无章可循，企业行为不规范的问题。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一些地、市作为农村体制改革试验区，温州也在其内。市委、市政府借此机会，书记亲自挂帅，建立专门机构，并由我带队赴杭向省委作了试验工作规划的报告。以后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制定了《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温州市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温州市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暂行规定》三个规范性文件。

　　从此，温州的股份、私营、个体经济走上了有序发展的道路。到1987年底为止，全市共有农村股份合作企业2.28万家，私营企业约1万家。

　　在个体、私营、股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全民、大集体企业也进行了改革，主要是实行政企分开、向企业放权让利、实行承包经营等，并大力支持滕增寿领导的东方集团公司这样的先进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

　　1985年5月市委、市政府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政企职能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的规定，对市政府经济管理机构进行了改革，以我和当时的市体改委主任韩文德主任为主，提出方案，将市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合并为计划委员会、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工业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城乡建设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商业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8个委，撤销各经济主管局，并组建专业总公司，成立行业协会。经市委全会通过，报省委批准实施。

　(二)在对外开放方面

　　1984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温州作为全国14个进一步对外开放城市之一，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对外开放究竟应该怎么搞？我们一点也没有数，于是在（84）13号文件在机关干部大会传达以后的第二天，市委决定由我带领市级党政部门20多个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福建厦门参观学习，拜访了他们的领导机关，听取了他们的经验介绍，参观了他们的机场、港口、火车站、工业区、大学等。他们的做法归纳起来是两条：一是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二是进行外引内联。回来以后，即成立了市政府对外开放委员会，由我兼主任，抽调干部，制订规划，并开始行动。

　　根据厦门经验，对外开放必须要有机场、铁路、港口，这点对温州来说尤为紧迫，因为温州对外交通联络非常不便，外商进不来、出不去，因此，温州必须建机场、铁路和港口。

　　温州人百年来对这些项目的梦想，现在到了能够实现的时候了，而我认为，交通建设方面最急的是机场，最根本的是铁路。而要搞这些大项目，都要国家立项。

　　于是我发挥自己是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在1984年5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了修建金温铁路的提案，同时请同时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铁瑛、省长薛驹、副省长徐启超带我一起拜访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原铁道部长吕正操，约见现任铁道部长陈璞如和民航局长沈图，取得了他们对温州机场、金温铁路立项的全力支持，这就为国家立项打下了坚固的基础。以后就很快批准了这一项目，还得到了他们铁路投资出三分之一、机场建设费出1000万元的承诺。

　　从此筹措建设这两大项目，以及龙湾万吨级码头的热潮开始在温州市兴起。

　　同时，万门程控电话、22万伏输变电工程、盘石电厂、飞云江大桥、楠溪江大桥、黎明路、鹿城路拓宽等项目亦相继开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从此开始。

　　1983年至1987年5年累计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4.25亿元，是温州解放至1982年共34年总投资的1.46倍。

　　对于作为开放城市标识之一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谷牧副总理1984年5月来温时已确定选址龙湾炮台山以东。但由于1985年3月14日国务院对温州市进一步对外开放计划有关问题的《批复》中提出“由于温州基础设施还不具备，龙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暂缓动工”。

　　为了紧跟全国14个沿海对外开放城市的前进步伐，我们提出先“外靠华侨、内靠能人”，自费举办出口工业区，为今后国务院批准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打好基础，我带领市政府有关部门去杭向省人民政府汇报，得到了省人民政府领导的热烈支持。温州出口工业区于1985年 月开工建设。

　　在抓紧交通基础设施与开发区建设的同时，抓紧组织人员走出去，将华侨、外商引进来。

　　我亦于1984年10月率团访问日本石卷市，与他们签订了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协议。

　　1996年9月，又率团访问了法国，慰问了巴黎3万温州华侨，并会见了荷兰的温州侨领，与他们商讨外资内资合作问题，并为温州大学筹措资金，带回华侨捐助的现金20万法郎。

　　1987年2月，率团访问香港，成立了市政府驻港雁荡公司，作为温州对外经济联系的窗口。

　　温州在内联方面，即对内开放方面，也进行了大量工作。我在任时先后建立了市政府驻北京、上海、深圳等办事（联络）处，加强与所在城市的联系，并于1984年8月和1985年2月两次召开温州经济振兴恳谈会，邀请国内主要城市的温籍专家学者为家乡的对外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献计献策、牵线搭桥。

　　对外开放也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厦门建立经济特区以后对教育很重视，他们除了已有厦门大学以外，又办了一所露江职业技术大学，以为对外开放培养人才，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再加1984年4月省委在莫干山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中，省委书记薛驹又提出：“要把教育摆在与经济一样重要的地位，像抓经济工作那样抓教育工作”，又进一步提高了我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从此，我把经济和教育作为我任内的两大重点职责。首先映入我的眼帘的是：要乘对外开放这一空前的机遇，在温州办一所综合性的大学。

　　于是在1984年7月召开的温州经济振兴恳谈会上把创办温州大学问题进行专家论证。会后即专题向省委、省政府作了汇报。省委、省政府完全同意温州的意见。

　　办学资金采取三个方面筹集：群众贡献一点（认购“三元卷”），侨胞资助一点，政府拨款一点。

　　市政府还把老温州市委干部学校的校舍拨给温州大学作为临时校舍。这样，温州大学当年筹建，当年（1985年12月）就开始招生了。

　　至于师范，经过向教育部力争，亦决定将原来的温师专升级为温师院。

　　此外，在此期间还根据国务院的部署，从基础教育抓起，实现了小学初中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并进行高中段的结构改革，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与民办教育，新增乐清、瑞安师范，迁建温州商校。

　　经过几年党政机关与教育界的共同努力，终于建成了一个从小学到大学的门类比较齐全的教育体系。

　　市政府的工作方方面面，接触面很广，我天天总觉得脑子里塞满了情况与问题，有责任去解决。终于身体支撑不住了，在杭州浙二院查出胃溃疡恶变，并在那里住院进行手术治疗，住院4个月。

20、转任市人大常委会 站好最后一班岗

　　1988年4月，市政府一届任满，转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我首先找到了中共中央（87）8号文件批转的彭真同志关于各级地方人大常委会如何工作的讲话来学习，受到了很大的启发。至于日常工作，首先是遵照上一届的惯例办事，主要是搞监督。时间长了，就给自己提出了两大问题：一是人大既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那么她的三大职权（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人事任免权），那一项是首位的？二是从温州的现状看，主要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经过学习中共中央（87）8号文件，认为应该把重大事项决定权放在首位，因为只有决定（立法）了，才能随之以监督，决定权是最能体现人大的权力的。

　　对于第二个问题，经过自己研究分析，认为温州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了快速的发展，但仍然存在着规模小、质量低、管理乱的问题。解决规模小的问题，必须依靠全民、集体、个体一起上，内资、外资一起上，这是过去几年已经开始做的工作；解决质量低的问题，则必须依靠科教兴市；解决管理乱的问题，必须靠依法治市。

　　而这时市委在扩大会议上也已提出了这两大主题。对人大来说，必须围绕全市工作中心，发挥人大的职能，抓住“依法治市”、“科教兴市”这两个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做出决定，以展示人大工作新的进展。

　　关于“科教兴市”议题。首先市人大常委会根据市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要求市政府提出一个科学与教育的发展纲要（草案）。市政府特别拨出2万元经费，设立课题组，吸收科教界人士参加，进行专题论证。人大则组织代表进行专题视察，召开专家及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听取意见。然后交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十六、十七共三次常委会会议审议，于1991年2月常委会通过，然后交市政府组织实施。此后，又数次通过代表视察与常委会听取市政府汇报，检查〈纲要〉的执行情况。

　　关于“依法治市”议题。1990年，市政府司法局在五年全民普法教育的基础上，在永加县朱涂等乡镇进行了依法治乡（镇）的试点。在司法局、宣传部联合召开的普法（永加）会议上，我作了《必须实行依法治市》的讲话，并在《温州日报》上发表。

　　1991年4月召开的市六届四次会议上，瓯海县10名市人大代表向大会提出“必须实行依法治市”的议案，常委会乘机决定将此议案提交下次大会审议。会前，对这一议案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由于对这一工作毫无经验，决定组织由市人大主任、分管法制工作的副主任、两院院长、市政府秘书长组成调查学习组，到国内先进地区青岛、济南章丘、开封、西安等地参观学习。回来以后，即草拟文稿，并召开常委会，通过《关于大力推进依法治市的决议》草案，提交大会审议。1992年4月召开的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经过审议，通过该议案。这是温州市人大地市合并以来第一次代表提案列入大会议程并审议通过。

　　此外，因为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组织，必须充分体现民主。建议这一届人大常委会的主任会议讨论问题，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制度，我自己带头实践这一制度，每一个成员的权力受到了尊重，大家都感到心情很舒畅。

　　在市人大工作期间，因为患胆囊结石已达充盈程度，并经常发作，于1992年12月在杭州浙二医院作了摘除手术。

　　1993年4月市人大主任一届任满以后，因为离休的年龄未到（还差两年），曾经有好心的同志建议我继续担任市人大主任至少半届，但我觉得自己在市政府与市人大已各干了5年，已经很完整了，不要再留恋政坛了吧！谢绝了这一建议。于是市委任命我为对人大工作高级顾问，便于参加一些必要的活动。

（晚年的卢声亮同志）

离　休

　　1995年12月5日，经中共浙江省委批准离休，这时，已66岁。从此，原来党和国家机关赋于我行使公共管理的权力已经终结，于是我便有时间“重操旧业”了。所谓“重操旧业”，就是我从金乡小学开始就爱好的音乐与书法。这时我可以经常在家里弹弹电子琴、练练书法，听听音乐，出去和本单位的离退休同志唱唱卡拉OK。还到温州大学计算机培训班学习计算机操作，学会了用计算机键盘写作，实现了自身书写技能的革命。在这期间，我还写了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如何在实践中应用问题的论文，题为《学会唯物而又辩证地看问题》，被收入《中国当代思想宝库（六）》。

文稿与配文照片均由作者亲属章微华女士提供，诚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