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提高乡村干部待遇的几点思考

就中国的客观情况而言，说农业是立国基础、国计民生“重中之重”，显然是没什么疑问的。多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以“三农”为主题，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

近年来，关于提高乡村干部待遇的声音逐渐增多，以“权力不大，责任不少，工资不高，压力不小”来概括现状，由此启发了几点思考：乡村的重要性体现在何处？亟需提升的“待遇”又指的是哪些方面？

基层缺位的反例：疫情反扑下的印度

我国很早就有“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说法，一个国家的所有事无论巨细缓急，都不是可以随便对付的。越是重要的事情，越是需要由人去完成，这也正是基层组织能力重要性凸显的根本原因。

要想知道基层组织不给力或者缺位会是个什么景象，最近的例证就是隔壁印度。其实按照统计，印度去年下半年的新增病例数据本来已经逐日递减，到了今年2月中旬更是降到了每日1万左右。然而，官方“扭转新冠感染的曲线”言犹在耳，新一波疫情又汹涌而来。

印度疫情反弹如此凶残，病毒变异是原因之一，高层过早地高枕无忧、醉心于“疫苗外交”是原因之二，但对疫情几乎完全控制不住，却与印度的基层组织能力有着拆分不开的关系。

据BBC报导，疫情反扑下的印度急需床位、药物、氧气和检查，总的来说，就是需要大量的医疗资源。类似的情况我们并不陌生，在过去的一年里，几乎所有人都被科普了“医疗资源击穿”的含义和危险性。

在传染病危险系数排名之中，新冠排不进最高的一级，至少鼠疫和霍乱都比它更为危险。

但当新冠大量流行开来，会造成对医疗资源的挤兑，通俗地说就是已有资源不够用，救不过来。不幸中招的人一部分是新冠重症患者，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医疗资源不足而得不到充分治疗的其他病人。

印度显然已经出现了医疗资源紧缺的情况，媒体表示有些医院已经不得不“拼床”了——两名甚至更多的病人共享一张病床。这消息看上去简直不可思议，小学生都知道有个词叫做“交叉感染”，你们的方舱医院呢？就不能从其他邦调配医疗资源到重疫区支援吗？

还真的不一定能。其实早在去年疫情高峰期到来之前，印度已经发布了“封国令”。从最高层的反应速度来看，这不算慢。但是封了之后呢？由于印度大城市中存在着大量靠日薪维生的打工者，一看呆着不好工作不好挣钱了，人们纷纷选择返乡。

据印度机构统计，那一波光是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和班加罗尔四个城市，“吐”出来并散入各邦各地的人数就高达数千万之多。这样巨大的人口流动之下几乎没有相应的防疫措施进行监控和跟踪，在具有传染性的疾病流行期间，这意味着什么？

再说近期在国际新闻上疯狂刷屏的“印度缺氧”话题。人家印度并不缺专业人士，去年新冠闹腾的时候，莫迪已经宣布拨下十多亿卢比给各邦，安排新建162座制氧站。然而到了今年新冠反扑，一查才发现，说好的制氧站也就只完成了七八分之一的数量。

基层的信息出不来，上面的措施下不去，在疫情期间这么一个特殊时期，最坏的结果就逐渐浮出水面。

不但如此，如今印度医疗资源紧缺的同时，黑市却出现了卖床位、卖氧气、卖药品的“繁荣”景象，而且这一类事情居然并不太“偷偷摸摸”。售卖信息、交易电话居然光明正大在社交网站上刷屏，这情况你敢信？

统筹有多难？

由一个统一的统筹机构来处理突发事件，将能够调用的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尽快解决掉问题——这事在我国民众看上去可能不难，不管新冠、非典，还是地震、洪水，哪一次不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支援的人力和物资很快就在路上了？

然而有了印度作参照系，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事并不那么简单，甚至也不单单是人们够不够“热情互助”的问题。当一个国家的基层组织力量不够得力、特别是无法深入到经济落后地区的时候，它就真的很难做到这些……

大部分情况下，印度的基层组织与自治无异，政府的手伸不到农村去，即使专家大声疾呼防疫的重要性，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对疫情扩散进行有效的阻挡。

当然，拿印度举例子也不是为了比烂，毕竟我们自己疫情期间也出现过抢口罩之类的不和谐音。这说明即使我国也仍然有亟需改进的地方，但对基层的有效组织是何等重要，真的只有在大事临头时才看得最为清楚。

“小政府”模式的弊端

关于基层治理方式各国不同，一直都有“大政府”和“小政府”的区别。

例如之前在寒潮来袭时断水断电的美国德州，就是典型的小政府（Limited government）模式。简单类比，小政府模式下的政府角色与物业公司相似，不会有受管束的感觉，是不是还挺接近“无为而治”的理想状态？

然后来了北极冷涡南下、德州电网崩溃。停电第一天，德州人开开心心地玩雪；停电停水第二天，人们开始扛不住了；接下来并没有出现喜闻乐见的电网抢修、及时送电，反而出现了该州某市长的经典言论。

这位市长在网络发文表示，没有人欠别人什么，政府的责任也不是在困难时刻给你们兜底。别再哭着等待施舍了，赶紧站起来保护自己的家人！强者才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弱者只会被淘汰……

在类似德州这种“基层放羊”式的模式之下，连这么社会达尔文的言论都能赤裸裸地讲出来了。在中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哪怕是在封建王朝，光明正大喊着“朝廷没必要救灾，灾民就让他们自生自灭”的官员也是要被划进《奸臣传》的！

总之，如果对基层的组织能力缺位或者失灵，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邻近如印度，先进如美国，都已经为我们做出了鲜明的例证。美国人自己也渐渐感到了“小政府”模式的不靠谱之处，不少州已经有了修正的举措。

那么，在我国最广袤的乡村地带，负责基层组织的村干部团体，目前究竟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

呼吁提升的“待遇”

翻翻各种报纸杂志、代表建议，能够看到不少数据和事例，主要焦点集中在经济收入和上升前景两个方面。其实设身处地地想，村干部首先也是一种职业，从事者评价一份职业是不是有吸引力，思考维度也和普通求职者没什么两样。

首先是在职村干部的工资水平，虽然纵向比较之前有所提升，但如果横向比，较之公务员、事业单位等收入差距较大，某些地区甚至到了翻倍的地步。

在打工潮较为发达的地区，村干部的收入不及打工，但要处理的事务却纷繁复杂得多。加上不少村干部要么异地安家，要么两地分居，工资待遇不高引发后顾之忧，则很容易萌生“还不如去打工”的想法。

其次是办公经费问题。村一级的工作，用钱的地方说多不多，但说少也绝对不少。随着经济发展、社平工资提升，办公经费也需要有必要的“水涨船高”。

此外还有对于退职、离职干部的待遇问题，部分地区已经迎来了工作30年左右村干部的退职潮，这一批人同样面临着消费要求变高、生活补助跟不上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处理更容易引起广泛关注，毕竟不光老人看着这一条，新入职或者有打算入职的也看着这一条，其中“鼓励”和“定心”的作用不必多说。

另外，在自然条件差、脱贫任务重的地区，由于交通等硬件还在改善的过程之中，当地的村干部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乃至金钱。

例如很多山区，行政村由多个分散各处的自然村组成，干部要做点什么都得依靠摩托车或者电动车出行。类似特殊情况也需要给予更细致的补助和照顾。

村干部的“职业规划”问题

除了经济待遇之外，另一个关注焦点集中于职业前景、也就是政治待遇方面。

不少村干部都有“希望有更多机会学习提高”的呼声，这是由于其日常工作往往大事小事琐琐碎碎。埋头实务的好处是便于累积经验、深入实际，但也带来了一定的短板，那就是学理论、了解方针政策的机会往往不足。

要干好基层工作，脱离实际固然不可行，闭门造车也不是一种好的方式。有的干部甚至有了“本领恐慌、跟不上政策”的危机感，这本身就是个不算小的问题。学习提高的目的除了应对工作要求之外，长期的目标也是谋求晋升。

不少村干部都呼吁能有更为固定、常态化的晋升渠道，这样除了日常工资“有赚头”，职业规划也能“有奔头”。否则日复一日地在一亩三分地打转，到头来最多也就走到代表的位置，换了普通打工人也会觉得缺乏干劲的。

当然，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地貌复杂的地方，还存在另一种情况——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发展并不平衡。

经常上网的人多多少少都听过这方面的吐槽，比如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干部能力更强，能用更让人舒服的方式把事情办得又快又好；相对而言，中部西部内陆地区的情况就不够令人满意，往往费时费力费劲、最后还没能得到最优结果。

这样的落差大概率还是落到一句话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沿海地区，信息传递的速度往往更快、信息来源也更为广泛，基层干部的能力由此得到更快的提升。再加上待遇更好，学历经验有优势的人也有更多几率前去就职。

对比之下，内陆一些比较闭塞艰苦的山区就很吃亏：本来信息就相对滞后一些，经济水准还没搞上去、干部待遇当然也难有多强的提升力度。这样一来，有经验的老手未必留得住，学历好的新人也不一定招得来，长此下去，不同地区的基层干部能力差距还有可能进一步拉大。

结语

再详细周密的计划，也需要有人去一步一个脚印地执行。近几年看够了邻国和先进大国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的弊端，农村基层干部的重要作用也就此凸显出来：要在广大的乡村贯彻各项决定和政策，深入基层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不可或缺。

关于提高乡村干部待遇的几点思考之余，也需要有真正行之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