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者当然要有人道主义精神，但社会情绪被无视也绝非正常

近来，胡锡进主编和沈逸教授之间的辩论引发了热议，沈逸教授本身作为供职于复旦大学的学者，在言辞上较为激烈引发了学界的批评。

诚然，作为教授在价值观上应当奉行人道主义，这点自然有着价值上的优先性。整体来看沈逸教授的言论有点出格，但基本上属于一些应该关起门来说的俏皮话，若作为普通用户，这种程度的言论非常常见。作为学者，这些话是错误的，但作为普通人则只是属于不雅。当然，沈逸教授能够出圈还是在于复旦大学学者身份，那么他依然不可避免地受制于这一身份以及这一身份附带的规范。

不过坦率地说，笔者对于许多学界的批评并不认可，因为上纲上线者太多，动辄“某某之耻”、“伤天害理”之类的言辞不具有特别重要的实际意义。而且退一步来说，学界出现一些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观点、理论也是很正常的现象，甚至很多激进理论观点离不人道的社会结果比俏皮话近得多，而理论指导下的政策实践背后又带来了多少问题。着急切割并无必要。

这次不大不小的舆论事件背后其实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即知识分子应该在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作用，或者具体一点，中国人文社科界的知识分子应该在中国社会中扮演什么样的作用。许多批评沈逸教授的学者同行本身忽视了一个问题，即社会公众为何有很大一部分如此支持沈逸教授的出格言论？

因为情绪。沈逸教授表达的并不是观点而是情绪，这种情绪是很大一部分网民的情绪。背后则是中国现阶段所处的、巨大霸权国家施加舆论压力后自发形成的情绪。很大一部分人眼看着的是面对其他国家对中国所持有的价值观进行污蔑、解构，进而破坏中国的利益，并且中国很难回击的现状，这才是引发中国社会对国际体系、对美国霸权、对西方越来越强烈的不满的原因。其实很大一部分人并不是完全不清楚中国与西方在实力上、软实力上仍然有差距的事实，但中国民众需要看到一种明确的希望。

在这种巨大的情绪下，许多学者理想中的温文尔雅的学术范儿事实上离社会公众是更加遥远。中国公众比过去更加希望去获取信息的同时，可以得到来自学界的理性解决方案，并且可以对这种压抑着的情绪提供一种积极的回应以便进行消解。这时候确实需要学者出现，成为与公众沟通的媒介之一。而这种媒介，自然与一些学者理想中的样貌相差甚远，不过恰恰是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必要存在。

言多必失不错，但面对公众的不言不语也绝非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中国正在进行的依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极为重要的社会实践，是事关全球1/5人口的现代化历程，前无古人。为此，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的知识分子也应该逐步跳出西方学术框架提出适应自身需要的理论框架，用具有比现在更强大的自我中心立场去回答这一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在思想与观念上与中国的物质力量适配并鼓励发展与进步。任务很重，也应该对一些言论适度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