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佛教由汉明帝始-细品《资治通鉴》

这两天的新闻热点都是印度的疫情。提到印度很多人都会想到佛教，很多人还认为佛教是印度国教。但其实不然，印度最大的教是印度教，全国有超过80%的人信奉印度教，印度的种姓制度也是印度教的特产。而印度第二大教是伊斯兰教，而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冲突成为印度国内一大矛盾来源，而佛教目前在印度是十分弱小的。

但要提起佛教的发源，确实发源于印度，但真正把佛教发扬光大的，其实还应该算是中国，而在佛教的发展历史上，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就是汉明帝。今天我们来读一段《资治通鉴》里面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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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丙子，募死罪系囚诣度辽营；有罪亡命者，令赎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黄缣、白纨诣国相曰：“托在籓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齐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练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好之。

02

译文

十月丙子（初四），募集犯有死罪的囚徒前往度辽营。命令逃亡的罪犯赎罪，依据不同的情况，各分等级。楚王刘英带着黄色细绢和素色薄绸去见国相，说道：“我身居藩国，罪过积累，我非常高兴，蒙受大恩。献上细绢薄绸，以赎我罪。”国相将此事上报朝廷，明帝下诏答复说：“楚王口念黄帝、老子的精微之言，崇尚佛家的仁爱慈悲，曾戒斋三个月，对佛立誓。有什么猜嫌和疑问，应当悔恨？把那些赎罪之物退还，赞助他以美食款待佛门弟子。”

起初，明帝听说西域有一神祗，名字叫作“佛”，于是派使者前往天竺国寻求佛教道义。使者在西域找到了佛经，并带着沙门回到中原。佛经大抵以一切虚无为本，崇尚慈悲不杀生。认为人死之后，精神不灭，可以再次投胎转世，而人生前所作的善事恶事，全都会有报应。因此，提倡修炼精神，直至成“佛”。佛家擅于使用恢弘博大的言词，以劝化诱导愚昧的凡夫俗子。精通佛家道义的人，称为“沙门”。于是佛教便开始在中原传播，图画佛门形像。在天子、诸王和显贵当中，唯独楚王刘英最先喜好佛教。

03

收获与反思

历史上记载汉明帝有一天晚上在南宫休息，梦见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第二天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永平求法样”。汉明帝听罢非常高兴，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取经人。跟后来的玄奘一样，蔡音、秦景一路向西，辗转到了西域大月氏国（现在阿富汗附近）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蔡音、秦景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所以第一代取经人实际上是没有到达印度，在阿富汗找了两个僧人，把经书和人一起带到了汉朝。

二位印度高僧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到了洛阳，汉明帝见了非常高兴，给了很隆重的接待礼仪，让他们住在了当时处理外交事务的鸿胪寺里，可见对他们的重视。由于佛经都是印度文写就的，汉明帝就希望印度高僧能将其翻译成为汉语，于是就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一处宅院给高僧居住，汉明帝亲自为这处宅院命名为白马寺。要知道当时寺是政府朝廷办事机构，比如鸿胪寺，大理寺等都是政府机构，但汉明帝为僧人办公的地方命名为寺，相当于把僧人办公的地方当成了政府办事的衙门，可见汉明帝对佛教的重视。本来寺和佛教没有关系，但后世都把僧舍命名为寺，寺的本来含义是政府衙门后世反而不记得了。白马寺自此也成为中国第一座寺庙，也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和传播地，而佛教也从这里传播到了韩国，日本等地，所以白马寺在佛教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高的。而蔡音、秦景请来的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译出《四十二章经》，类似于儒家的《论语》，《四十二章经》选了佛说的四十二段话，进行了佛家基本思想的阐述。不过《四十二章经》在中国的家喻户晓可能还是和韦小宝以及金庸先生有关，毕竟这一代人看得更多的是《鹿鼎记》。

而在汉明帝时期，汉明帝同父异母的弟弟刘英是最喜欢佛教的，所以历史上记载汉明帝给与刘英的诏书：“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也记载了当时的佛教其实不是现在的样子，更多是把佛教和中国本地的道教想融合，用了佛教的像，却念着道教的言辞。其实这本身也是道教的特点，道教是最兼容并包的，任何历史名人在道观里都能找到神像，所以由道教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改造和包容。

当然，若谈到为什么汉明帝要引入佛教，其实历史上的帝王都要找到正统，汉光武帝刘秀都要通过图谶来证明自己的正宗，实际上也是要把权力神话，而到了汉明帝，不光是要弘扬儒家，通过制度来约束和管理，而找到一种更普世的信仰，也是对社会秩序的构建是非常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