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亲兄弟，菲德尔革命的大脑，劳尔是古巴的拳头

劳尔是一位对我们来说非常神秘的领袖，对外他很少出访和接受记者访问，就是国内记者也少有接见。他一直隐藏在卡斯特罗身后，劳尔·卡斯特罗小劳尔·卡斯特罗五岁，他生于1931年6月3日，早年曾在古巴东部的圣地亚哥市学习，中学和大学生活在哈瓦那度过。卡斯特罗加入了人民党，劳尔则加入了共产党（人民社会党）。

如果说卡斯特罗是古巴革命的大脑，劳尔就是古巴革命的拳头。劳尔在和哥哥并肩战斗的61年里，始终自动地将聚光灯拔到哥哥的身上。在革命时期，他开辟的第二战线，为革命后的政权提供了样板，在第二战线的解放区内成立了自己的完整的行政、立法、司法机构。同时，也拥有了第一支古巴革命者自己的空军力量。建国后，卡斯特罗兄弟一直是一二把手，哥哥不在国内，劳尔代行一把手的职位。

作为古巴唯一的大将以及长期的二号首长地位，没有人会质疑他的权威。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古巴进行了力度最大、范围最广的改革，古巴的经济逐步走向再次辉煌。

早在革命时期，劳尔就被确定为卡斯特罗的接班人，1959年1月21日，32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曾说过这样的话“我选择他并非因为他是我弟弟—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多么憎恨任人唯亲，而是因为我以名誉担保，如果明天我在这场斗争中死去，我认为他的能力足以接替我。”

1953年7月26日，劳尔追随兄长发动了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武装起义，攻打古巴东部城市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失败后被捕，判刑13年。1955年获释后，劳尔与其兄长一同流亡墨西哥。1956年，他与兄长等82人在古巴奥连特省登陆，后转入马埃斯特腊山区开展游击战争。1958年在克里斯塔尔山区开辟并领导了第二条战线。

因在，圣地亚哥负责处决了巴蒂斯塔政权的70名高官，他被西方媒体描绘成强硬派、激进派。1959年1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起义军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成立革命政府后。2月16日卡斯特罗出任总理，劳尔则掌管了军队，任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在卡斯特罗出访期间，卡斯特罗代理总理。1962年3月，劳尔任刚刚设立的副总理。1965年成立了新的古巴共产党，菲德尔任第一书记，劳尔任第二书记。自1975年部长会议的主席、古共“一大”至1997年的古共“五大”，菲德尔和劳尔均分别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

自1976年古巴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至1998年第5届全国人大，菲德尔和劳尔连续当选为国务委员会和第一副主席，劳尔一直掌握着军队，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和革命武装部部长。他还被授予大将军衔，也是古巴唯一的大将。1997年在古共五大上被正式确定为卡斯特罗的接班人。

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卡斯特罗和劳尔一般不一同外访，不同乘汽车和飞机。在苏联解体后的外部危险局面下，劳尔在强硬中有着灵活的斗争方法，他强硬的对外表示：敌人想夺走我们手中的剑，或想让我们放下手中的剑。我们决不放下手中的剑，也决不让敌人夺走我们手中的剑。只要还剩一个古巴入，我们也要高擎手中的剑。

劳尔虽在政治上立场强硬，但实际上，劳尔更现实，作风务实、平易近人，经常和部下开玩笑，喜欢爬山和野营。但在工作上，却非常严厉、公正。

苏联解体后，他曾在古巴进行过几次小范围的市场经济改革。1991年到1994年，是古巴经济最危险的时刻，劳尔立刻提出“大豆和大炮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他力主在农业领域开展自主经营，其实质正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农村问题的改革一般。两者的差别仅在于力度和范围。

美国《时代》周刊曾说“卡斯特罗是古巴革命的心脏和灵魂，他的弟弟是革命的拳头。”他对古巴在拉美的地位和卡斯特罗一样，见解独到。

马：您对拉美总体的发展怎么看。

卡：我认为在社会发展和政治一体化方面，拉美失去了近200年的时间。许多拉美国家的经济资源比40多年前就被封锁的古巴丰富。但是，如果仔细地看一下，这些国家1/3的人口没有文化，数百万人甚至没有栖身之所。拉美国家负债累累，以至于实际上无法发展。拉美债台高筑，以至不管国内生产总值多少，都不能保证大多数居民生活的质量。

这些国家的经济从宏观上看，发展有时还不错，但他们的经济完全掌握在金融、技术强国手中，大量资本流向了富国，无法估算总共流出了多少。这些国家的货币疲软，无法抵御投机家的冲击。他们力图保护外汇储备不受高价停滞基金的影响，根本没有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旦发生贬值，几天里就会垮台。把国家财富交给外人的私有化所得的收入不翼而飞，没有任何成效。

面对金融危机或货币贬值的危险，所有资金，不论是得到的短期贷款，还是因害怕其储蓄有减少的危险而从国家得到的贷款都是飞燕式的，无止境地提高利率的各种救急方案，使国家经济生活更加混乱和复杂化。拉美国家象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成为强加给它们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牺牲品。我已说过，这种经济秩序是无法维持下去的。被本半球自由贸易协定能为人类带来进步和发展的幻象所诱惑的拉美各国，正处于分裂和欧洲化的状态，面临着最终失去独立和被美国吞并的危险。

劳尔1997年访问中国后，就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回国后，他建议以中国模式为榜样，改革计划经济，逐渐实行经济自由化。古巴政府内部还设立了专门研究改革的“中国部”。

古巴逐步开始了小范围的改革开放，以解决食品供应紧缺、外汇不足等问题。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发展私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对外资开放、建立自由贸易区、开放农贸市场和工艺品市场、美元持有合法化等方式，食品供应等问题逐步得到了改善，古巴政权的生存得到了保护。进入20世纪90年末之后，古巴重新在拉美将反帝大旗高高举起。

马：几年前我们就知道在古巴岛出现了反对派的萌芽，一些不同政见的小组开始形成。在这情况下，难道还不是政府开放多党政治的时刻吗？

卡：真正的反对派，是在冷战过程中本大陆发生最深刻的社会革命时出现的。离此90海里的美国，在40多年里一直组织和领导这些反对派。革命涤荡了成千上万的特权，触动了古巴社会最富有、最有权势的阶层的利益，同时触动了美国在古巴建立的农业、矿业、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大公司的利益。我们也因此遭受了肮脏的战争，雇佣军入侵，直接军事进攻的威胁，甚至处于核战争的边缘。这场巨大的反革命活动的头子，以及后来的经济战，政治战和思想战的头子至今一直是美国政府。其他的纯粹都是超级大国及其盟国和走狗人为制造并大量资助的伪劣品。他们的骨干分子没有思想、没有道德、面对一场经历了最严峻考验的革命和战斗的、政治上异常强大的人民，只会撒谎和诬蔑。从这点上说，不会有开放可言。我们干吗要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呢？

马：自从革命胜利以来，古巴人口中的1/10弃国外逃，您如何解释这一外逃状况？

卡：您提到了数字。我想提醒您注意各种各样的移居国外的情况。我认为这些数字还不多，除非包括那些在外国出生的人。但这无关紧要。

革命前，古巴人很少能拿到签证。革命胜利后才敞开了大门，6000个医生走了一半。还有同样数量的大学教授和中小学教师也走了。这是大量挖走我们的人才。但是我们经受住了打击，没有动摇，不禁止任何人出国。不是我们，而是他们首先把门关上，并限制合法签证的数量。最坏的是他们通过罪恶的、害人的“针对古巴法”鼓励非法出走。

根据该法，任何人，不管通过什么渠道，也不管他的历史和行为如何，只要是非法从古巴出走，到了美国领土，毫无例外地就可以获得在美的居住权。通过这一途径，他们收留了许多罪犯，虽然不全都是罪犯，而且有不少人丢掉了性命。就是由于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只对古巴人而制定的法律，才发生了一个未满6岁儿童埃里安·冈萨雷斯被劫持的事件。在那次冒险事件中有11人丧生。

如果在近35年里对墨西哥和拉美、加勒比也给予这样的特权，那么美国现在人口的一半以上就会是拉美人和加勒比人。在墨西哥和美国之间不是存在一堵比柏林墙还大的墙吗？那里每年丧生的移民比柏林墙存在以来全部死亡的人数还多。请你们在欧洲也给北撒哈拉和南撒哈拉的居民同样的特权，让我们看看将会有多少移民。

我们应该说，我们从来也没有禁止古巴向美国移民，而90％的人跑到美国去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

然而，其后问题再次出现，因为随着收入差距加大、失业人数增加，古巴政府内部有人问题，这种现象有悖于社会主义的精神。因此，古巴政府陆续收回了一些被认为是“激进”的政策。由此，改革进程放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