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试发展影响明朝兴衰，一副好棋却被懒政毁掉，最终无人可用

综述

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它应皇帝的政治需求而生，又随着皇权的强化而完善，是科举考试中与皇帝联系最为密切的环节。

明代殿试的沿革以科举为依托，以皇帝的政治需求为标尺，经历了确立发展、稳定巩固、变更强化三个阶段，皇帝是影响殿试沿革的关键性角色。获取人才如此关键的一环，一定在其变化中影响着历史发展。如此看来，从明朝殿试的发展，就能看懂明代朝廷的兴衰。

殿试让朱元璋心灰意冷

明初殿试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洪武朝是明代各项制度的筑基时期，太祖朱元璋为了王朝的稳定，着手创立了一系列重大国家制度。

选士制度作为国家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的必要前提，自然倍受皇帝重视。

作为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吸收人才，做了很多尝试与探索。

朱元璋是社会底层出身，曾经饱尝民间疾苦，深谙漠视百姓、中饱私囊的官员实为国家大弊的道理。面对官吏不体恤百姓，“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默然，心实怒之”。这段人生经历使得太祖认识到了取士的重要性。

他认为：“世有贤才，国之宝也。古之圣王，恒汲汲于求贤，盖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而为之辅也。”

他还十分注重官员素质，指出：“若匿诈似信怀奸若忠者，决不可任也。”

可见太祖十分注重官员的德行，他认为德行有亏者任官必生奸，绝不可用。正是太祖对取士用人之道的深刻见解，以及对于贤才的渴求，使得太祖为探索有效的取士之法付出了很多心血，以殿试为最高级别的科举制正是在太祖的尝试中被确定下来。

为提升官员储备，他下令设文武科取士， 但因举子需要较长的准备时间，加之当时还不具备举行全国性考试的条件，当年并未实行。

他先是延续并扩大了一直实行的荐举制，并于洪武元年（1368）下令“征天下之士至京，授以守令”。

当年冬天，又派文原吉等人“分行天下，访求贤才，各赐白金而遣之”。同时，支持和加强学校建设，以期培养出源源不断的人才，同时为开设科举进行人员准备。

不过由于荐举所得人数较大，质量参差不齐，太祖并不满意，觉得所得与所求相差甚远。

为了更好地访求贤才，洪武三年（1370）五月，太祖下诏“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道之士”，并强调“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庭”。

诏书的内容鲜明地反映出太祖对科举取士抱有很高的期望，并且非常重视殿试，承诺将亲自主持。

洪武四年（1371）三月初一，太祖在奉天殿主持了明代首科殿试，取吴伯宗等百二十人，并加授功名。

但出人意料的是，太祖在任用和考察当科所得士人时，发现其难当大任，他以“求天下贤才，务得经明行修文质相称之士以资任用”为设科取士的初衷，但发现科举举子多是卖弄虚文，并无真才实学。

面对这个实际落差，太祖于洪武六年（1373）下令“今各处科举宜暂停罢别”，明初科举取士的首次尝试以失败告终，殿试也随之暂时罢行。

再试科举

科举罢行的十几年间，太祖以荐举制为主要的取士手段，并不断探索使其行之有效的方式。他下令官员在荐举过程中，一定要以德行为本，文艺则在其次。

同时不断扩大荐举规模，命天下朝觐官各举所知，并不断强调对人才的渴求，鼓励官员荐举。

但随着荐举制的长期实行，其弊端也逐渐显现。洪武十七年（1384），太祖曾对大臣烦恼道：“近郡县荐举多冒滥，诸司考课殿最亦多失实。”

太祖深刻意识到了依靠荐举取士的不足之处，必须再采取措施以加强取士力度，这使得他再次将视线放在以客观标准作为考试依据的科举制上。

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太祖命礼部颁行了《科举程式》，明确了科举各级考试的举行时间，此外，还对各级考试的科目内容与考官选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当年八月即恢复科举，举行乡试，十八年（1385）二月举办会试，三月初一日，会试中试者参加殿试。

殿试仅考策问一道，按例由皇帝亲自主持，此次殿试策题为皇帝亲拟，以取士之道为主题。

前文提到，太祖曾因科举所选皆后生少年，不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罢行科举十年之久。科举复行后，为解决问题，提高所得诸生的政治素养，太祖创造性地提出了进士观政制度。

洪武十八年（1385）殿试过后，皇帝命诸进士“观政于诸司，给以所出身禄米，俟其谙练政体，然后擢任之”。

自此，明代将科举每三年一行著为定制，殿试亦作为科举制的最关键环节得以确立。值得注意的是，在科举按期举办的同时，“荐举之法，并行不废”。

洪武朝是荐举制度的盛行期，科举虽与之并行，可占据主要地位的还是荐举制。但毫无疑问，科举制历经曲折，已于洪武十七年（1384）正式确立，为明代殿试的继续发展并实现常制化奠定了制度基础。

建文与永乐年间，受洪武朝遗风的影响，荐举仍旧在取士中具备一定的影响力。随着荐举滥举现象的不断发生，皇帝制定了严格的规矩，如官员“所保非才或授职之后阘茸贪污，举主连坐”，荐举之法日益精严。

皇帝虽仍下令鼓励荐举，但官员们不敢贸然举荐，荐举规模日益缩减。

与荐举相比，科举的竞争机制更为公平，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士人选择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至宣宗时期，“荐举者日稀矣”，而科举通过与学校的紧密结合，此时已经发展为文官入仕的最主要途径，被视为文官入仕的“正途”。

在这个趋势下，殿试也越来越为皇帝与士人所看重。至仁宣时期，明代殿试的各项程序已经定型，皇帝通过殿试亲赐举子进士功名，已成为其掌控取士权的关键一招。

巩固殿试即巩固皇权

仁宣以来，王朝统治趋于稳定，皇帝的职责由开创转为守成。自英宗起，皇帝们虽然不如明初皇帝励精图治，但都继续按照既定框架举行殿试，选拔人才，殿试制度进入稳步发展阶段。由于选官渐循资格，与其他取士环节相比，殿试的地位日益凸显，对官僚系统的影响力不断深化。

在此背景下，皇帝在任用官员时，从明初的不拘资格，多种渠道参错互用，逐步转变为越来越重视出身资格。进士一途作为科举“正途”中的“甲科”，最受器重。官员选任时对进士出身的看重，使得科举参试考生纷纷以取得殿试资格为荣耀，以获取功名为目标。

至明中期，进士在铨选中的优势已尤为明显，殿试作为士人获取出身资格的唯一途径，为铨选“独重进士”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平台。

英宗继位时年仅九岁，朝政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张太后与三杨手中。即位之初，继承了仁宣之业，国家太平安稳，日渐富庶，朝堂之上又有三杨、胡濙等累朝贤臣辅佐理政，政治上还是很清明的。

在取士方面，他们辅佐英宗沿袭祖宗之制，继承旧时纲纪，以科举制为主要的选官方式，通过殿试选拔高级人才。

阅读实录可以发现，英宗亲政之前，依旧由其“御奉天殿”亲自主持殿试，并且“亲阅举人所对策”，并未因其年幼，令他人代行仪式。

“独重进士”的任官趋势，使得宣德以后出现了“独重进士一科，虽乡举、岁贡莫敢与之抗衡”的局面。而作为皇帝选拔精英举子，赐予进士出身的环节，殿试无疑倍受皇帝与全国士人的关注。

自明中期开始，由殿试选拔出的进士们成为核心官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巩固了皇权，也因此巩固了殿试的发展。

殿试引发危机

明中期殿试在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隐患。

明代皇权高度强化，其中又以洪武朝为最，太祖对国家各方面的把控达到极致，权力空前集中。故虽然洪武时取士不拘一格，多途并用，但太祖依旧将取士的最终处置权牢牢掌控。

太宗、仁宗、宣宗继承洪武之风，虽略有不及，但也通过重视科举，完善殿试，保证了在皇帝在取士方面的绝对话语权。

英宗、宪宗时期，明初的清明政治影响尤在，故在取士权的把控上，仍按部就班地举行殿试。虽不如明初强势铁腕，但也并未出现大的纰漏。

而正德年间，虽然王朝没有出现重大统治危机，但武宗耽于享乐，沉迷游戏，宠信宦官，朝政长期疏于打理，在殿试取士方面的隐患也逐渐加深。

武宗在位期间共举行四次殿试，正德三年（1508）武宗御殿亲试，正德六年（1511）、九年（1514）、十二年（1517）三次殿试武宗均“不御殿”，对殿试读卷钦定甲次也并不关注，实际上交由内阁代行权力。

这就给了阁臣与读卷官们插手殿试一甲排名，暗箱操作的机会。总之，明中期在殿试正常运行、保持稳步发展的同时，皇帝对取士权的把控力度也逐渐向弱。

世宗再次加强对殿试把控

随着明代皇帝政治素养的下降与明中期隐患的暴露，明代后期皇权的集中控制力明显下降。加之铨选“独重进士”在明代后期的进一步深入，使得殿试在取士中的地位居高不下。

皇帝为强化皇权，增强对取士权的控制力，对殿试的规则与程序进行了强化。

前文提到，武宗时期，由于皇帝的怠政，经常缺席殿试，使得殿试取士权力下放到内阁与读卷官手中。在这种情况下，世宗为加强对殿试取士的控制权，牢固对殿试排名的决定权，加强了对殿试读卷环节的干预，扩大皇权的辐射范围。

世宗在位四十四年，初时英明苛察，重振国政。由于铨选“独重进士”的进一步发展，殿试对国家吏治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世宗为通过殿试重拾对取士的绝对掌控权，打破武宗时期留下的弊病。

在殿试读卷的过程中，为降低阁臣对殿试结果的影响，世宗不仅亲自读卷，决定一甲排名，还于嘉靖八年（1529），将读卷官进度试卷的数量由三卷增至六卷，扩大了一甲的选择范围。嘉靖十四年（1535），再将殿试卷进度数量增加一倍，改为进读十二卷。

读卷官向皇帝进读试卷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一甲三名的试卷不再完全由内阁决定，而是皇帝从中选择，皇帝同时拥有了对殿试一甲人选的选择权与一甲名次的决定权。

世宗通过以上举措，重新树立了皇权在殿试取士上的绝对权威，在达到加强取士权的目的同时，有效确保了皇帝选拔心仪之士的自由。

虽然“大礼议”后，世宗迷恋修道，在治国方面有所懒怠，较之前产生很大反差，但仍旧坚持亲自参与殿试取士，殿试卷进度数量的规定也延续下来。

“独重进士”不为皇权反成名利场

嘉靖以来铨选“独重进士”的局面愈演愈烈，注定使得殿试在倍受关注和重视的同时，也成为官员们利益争夺的名利场。

进士出身在考核升迁时可以只凭出身，不谈政绩，甚至凭借出身，以恶为好，以黑为白。

而非进士出身的官员，就算有良好的政绩，也难于升迁，更有甚者，还颠倒是非，以功为罪。

此时期的“独重进士”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官场风气，破坏了政治清明。正如郭培贵先生所言，铨选“独重进士”不仅没有成为激励士人建功立业之动力，反而导致了明代后期官员队伍的腐化和混乱。

有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了铨选“独重进士”之于吏治乃一大弊政，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就连皇帝也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曾试图改变，但收效甚微。

在此种情形下，科举取士在明代后期占有绝对优势，殿试在取士环节中也显得尤为重要。从殿试发展的角度来看，穆宗、神宗、熹宗年间，虽皇帝荒怠时光，不循祖制，懒怠朝政，沉迷玄道，在政治上少有建树，却从未缺席殿试。

殿试按照既定程序正常运转，且在殿试读卷方面依旧遵循着嘉靖年间进呈十二卷的规定。虽然不乏有人意图通过殿试结党营私，谋求私利，但不可否认的是，殿试确实为皇帝挑选心仪人才提供了有效途径，保留了主动权。

殿试到最后却无人可用

崇祯帝继位之时，国家已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情势十分危急。崇祯帝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英明独断，铲除奸佞，希望革除弊政，挽救危局，延续明朝统治。

面对外有虎视眈眈之强敌而朝中无可用之良才的局面，他一方面通过重申“三途并用”，多途径选士。另一方面，他希望通过科举选士，在殿试环节亲自选拔治世人才。

可结果却是不仅推荐的人不行，而且就算增加读卷官进读试卷的数量也再难摆脱困局，明朝最终走向了终结。

尽管如此，单就殿试而言，明后期皇帝为加强取士权，对殿试的细节进行变更与强化，使之适应皇帝不断变化政治需求，殿试在制度层面也变得更为完备。

结语

综上，殿试作为科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其一道，在明代发展到鼎峰阶段。在明代皇权高度集中的背景下，殿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体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

明代初期是整个明代皇权集中的最高峰，皇帝对取士权具有超强的掌控力。在太祖对取士方法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包括殿试在内的科举制经过罢废，作为选士途径之一固定下来。随着科举逐步发展为文官入仕之“正途”，殿试的地位亦愈发瞩目。

正统至正德年间政治生态较为平稳，殿试在安定的大环境下稳步发展和巩固。同时，随着对官员进士出身的日益看重，殿试对明代吏治的影响力大幅增加，皇帝也对殿试取士倍加重视。皇帝通过殿试牢牢掌握住取士权的同时，殿试的地位也进一步巩固。

嘉靖以降，皇帝政治素养不足，皇权的控制力明显减弱，皇帝加强皇权的需要对殿试取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皇帝通过不断变更与改良殿试的读卷规则，以扩大皇权在取士上的辐射范围，保证皇权对取士权的绝对控制。

殿试在明代的沿革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适应皇帝强化取士权的政治需求的过程。只不过，在崇祯接盘之际，前面埋下的人才隐患已经太多了，以至于最终也无力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