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疫情迎来“至暗时刻”，在那里的中国人还好吗？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白云怡】28日，印度遭遇“至暗时刻”：据该国卫生部当天报告，印度因新冠死亡病例总数已经突破20万例。在来势汹汹的病毒威胁下，在印度的中国人还好么？他们的健康安全情况如何，最迫切需要的帮助是什么，眼中最真实的印度又是什么样子？《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了几位同胞的故事。

　　“房东感染了，我连卧室门都不敢出，只能在房间里靠锻炼‘自救’”

　　王跃州，中国留学生，现居德里

　　前天对我来说是晴天霹雳的一天，因为和我住在一起的印度房东一家感染了新冠。

　　我是一名在印度留学的大学生，和两名中国同学一起租住在德里老城的一套房子里。那是一栋四层的小楼，我们在三层，印度房东一家住在二层。昨天，房东一家感到不舒服，想去医院做新冠检测，但排队检测的人太多太多，根本排不上，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个CT，影像结果是：肺部已经感染。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和同学们更加紧张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从窗户中看到救护车开到附近，接走临近的住户，但没有想到，这一次，病毒竟然离我们这么近，和我们只隔一层薄薄的楼板。

　　为了保护自己，我现在连自己卧室的门都不出，哪怕去我们这一层的客厅，我都要戴上口罩。因为我知道，印度医院的资源现在特别紧张，一旦得病，可能根本没办法得到治疗。所以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多吃蛋白质，在屋子里做锻炼，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自救”，提高一点自己的免疫力，躲过病毒。

　　唯一还算幸运的是，印度的快递比较发达，买食物和日用品不需要外出，可以网上预订送货上门，物资供应和物价也还算稳定有保障。不过，取货时候我也总是特别小心，让快递小哥把东西放在门口，等通风半天之后再拿进来，并要立刻消毒。

　　我现在非常紧张，可说实话，前一段时间，我也和印度其他人一样认为疫情控制住了，有些松懈。不过，我只是心理上放松，防护措施还是一直在做，但很多印度当地人却是所有行为都放松了。记得今年1月时，我曾去过印度北部另外两个邦，当时我惊异地看到：在这两个地方的大街上，竟然没有一个人戴口罩，对，没有一个人！

　　即使是在防疫情况要“好很多”的德里，很多人也是在用印度本土的一种包头的羊毛布代替口罩。我的一个邻居就每天戴着这么一块布出门，我实在看不下去，还送了一批口罩给他，可他始终不愿意戴，说是不习惯。后来，他感染了。

　　现在印度官方通报的感染和死亡数据已经非常严重，但我的个人感受是，实际上的感染情况要比官方数字严重得多。因为我的社交网络上最近突然多了许多大家转发的求助帖，都是亲戚朋友得了新冠，需要康复者的血液等等，这是去年一年从来没有出现的。

　　此外据我了解，有很多人即使有不舒服，也不会去检测，因为他们不敢：检测阳性的话就无法继续工作，生计会有问题。我自己就认识有这样想法的人，只要症状不严重，就自己熬着。所以我一直认为，印度很多人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染上了病毒，甚至有了抗体，有的症状轻的甚至自己都糊里糊涂不知道，但他们都可以传染他人。

　　在我看来，印度政府采取的措施、下达的命令，听起来都是对的，但执行的能力和结果却很差。比如德里现在说是“封城”了，但前几天我有朋友从德里的卫星城诺伊达来找我拿药，一路居然十分顺利地过来了，这到底是封了还是没封？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很像那个笑话，“在印度人看来，‘计划好了’就等于‘完成好了’。”

　　现在，像我这样还滞留在印度的留学生大约还有四五十个，有个别还在学校集体住宿。我们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国。我们也很不想给国内添麻烦，但看印度现在的情况，或许一两年内都好转不了。

　　还记得去年疫情严重时，中国驻印使馆曾协助组织商业包机让留学生回国，但我当时害怕会影响毕业，拿不到学位，就没有回去。今年春节又有一趟包机，但那时疫情看起来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也过于相信印度政府，因此也没有报名。我一直认为，我在过去一年里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基于理智，可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自己好傻。

　　“我的每个客户几乎都有直系或旁系亲属病倒，很多从家庭佣人、劳工处感染”

　　杨绪红，中国工商银行孟买分行副总经理，现居孟买

　　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印度最近这一轮疫情暴发和去年的第一波简直是“天壤之别”。不仅仅是官方通报的数字每天蹭蹭上涨，更是一种切身体会上的显著不同：

　　去年，我很少听说我们的哪个印度合作伙伴、客户或朋友家里出现感染的，更少听说谁得了重症。但最近两周以来，每当我打电话和客户或伙伴沟通时，几乎都会听到他们说，“家里有人得新冠了”，或是“亲戚中有人感染了”。更让我心惊的是，这样的情况几乎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好些都是重症，甚至还有病亡。可以说，这一轮疫情几乎影响到了印度每一个家庭，对他们的心理冲击与去年不可同日而语。

　　印度疫情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认为是有迹可循的。在第二波疫情暴发之前，我曾在路上仔细地观察过，街上每十个人中基本只有五六个人戴口罩，而在这五六个人中，只有两三个人是把口鼻都遮住了。如果再仔细看，会发现很多人其实戴的也不是口罩，而是纱巾、手帕，换句话说，只要嘴巴上有块布，就算“口罩”了。而且，我估计一些人一两个月都没有换过他们的“口罩”。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印度疫情持续了这么久，口罩却从来没有短缺过：一方面是产量的确增加了，但另一方面，戴口罩对很多印度人来说真的就只是一个形式。

　　事实上，直到今年三月之前，人们都认为印度的疫情控制非常好，虽说每天还有一两万新增病例，但他们认为自己人口基数大，这点数字不算什么，所以，印度上上下下全社会一度都觉得非常乐观。今年三月时，印度的饭馆甚至全部开放堂食，里面到处人来人往，谈笑风生，而且有很多聚会。选举、公共集会也全部放开了。现在回看，这一波剧烈爆发可以说是印度全社会忽略大意的后果。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疫情有很大一部分是家庭内部传染，尤其有不少病例是通过印度家庭中的佣人传染的。在印度，许多富人家庭都会雇佣保姆、佣人、劳工，而且一家雇佣好几个，有打扫卫生的，做饭的，看孩子的，遛狗的，不同工种，“各司其职”，而佣人也把病毒传染给了其他家庭成员。这种情况也导致防控难度进一步加大。

　　从本月初起，我所在的印度最大城市孟买就已经开始“封城”。不过，印度的“封城”和国内不太一样，它更像是“宵禁”，也相对宽松：白天，基本的生活服务都还是开的，商店、杂货店都可以买东西，晚上关闭。饭馆也开张，不过现在不允许堂食，只能外带。人可以出去上班、买东西，但不可以漫无目的地闲逛。公交系统还在运行，但没有许可的私家车不能随便出街。不过，整体来说，封锁之后，孟买街头的行人和车辆都少了许多。

　　我个人现在每隔一天还是要去办公室一趟，因为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不过，从去年印度疫情还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采取了像国内那样的措施，分组上班，最大限度地减少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也会叮嘱司机等印度本地同事戴口罩，下班后千万不要参加聚会，但他们是否会这样做，就不得而知了。

　　在印度现在这种局面下，很多中企员工就指望着国产疫苗能快点进来，但我感觉这可能比较难以实现。印度自己是疫苗生产大国，和中国的关系也不太好，所以没有意愿引入中国疫苗。但要接种印度疫苗，我们也很担心：他们三期试验还没有结束，疫苗质量到底怎么样？不知道；打完之后，抗体会变成阳性，申请回国时能不能认？也不知道。

　　然而，眼睁睁地看着印度的病例一天比一天上升得快，我觉得恐怕也顾不上以后了，眼下保命才是最要紧。于是，在4月印度开放对45岁以上人群注射后，我立即去医院接种本地疫苗。后来，听说有其他中国人也接种了。

　　据我所知，现在在印度的中企员工绝大部分都希望回国。但是，这一愿望实现起来也有一定困难：一是印度和中国间已没有直飞航班，就连中转路线也很少，大部分国家已暂停和印度之间的客运航班；二是我们一些中资企业是央企、国企，我们需要保障国家在印度的利益和业务运营，有一份责任在这里。去年印度暴发第一轮疫情时，大部分中资人员已经通过商业包机和其他渠道返回国内，今天仍坚守在这里的中企员工大约只有五六百人，大多都是实在没有办法扔下业务回国的。

　　所以，我们最期待的还是印度自身的情况能有好转。尽管大部分预测是，印度的感染情况还没到高峰，要到五月才能迎来拐点。但我看到，孟买在实施封锁一段时间以后，前两天的单日新增感染人数已经有所下降，这说明严格的社交隔离措施还是有用的。

　　“一户6人，3个感染——或许，我们的‘群体免疫’过程才刚刚开始”

　　谭喜凝，互联网企业员工，2017年嫁与印度男友，现居古尔冈

　　我印度的家中住着六个人：公公、婆婆、丈夫、我，还有一对夫妻租户。现在，六个人中已经有三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我想，或许我们正刚刚进入“群体免疫”过程的开端。

　　我的婆婆和丈夫大概是在上个月底印度传统节日“洒红节”上感染的。那天，婆婆去亲戚家参加宗教活动，回来后不久就出现了发烧、疲乏等症状，后来丈夫也很快有了症状。再后来，亲戚告诉我们，他们家人的检测结果也是阳性。我不知道传染链到底是怎样的，但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

　　不幸中的幸运是，两人的症状都比较轻，所以在家中自己进行一些保守的康复治疗。公公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负责照顾他们，而目前还是阴性的我则搬入了家中的顶层，独自一人隔离起来。我也开始联系国内的一些朋友，下单一些药物，为万一感染提前做一些准备。

　　比我和家人要不幸一些的，是我们家的租客，他们是一对夫妻，妻子在我丈夫和婆婆感染期间，也确诊了。她的情况要严重得多，被送进了医院的ICU观察治疗。她住的是一家很不错的大型私立医院，但据说那里一些治疗新冠的药物已经用完了。然而，她仍然是相对“幸运”的，因为印度还有一些连床位都没有了的医院，至少古尔冈这样的大城市医疗资源还没有被“击穿”，她还有床位可以得到治疗。

　　所以，从我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来看，这轮疫情中家庭内部传染情况非常严重。我家已经算是有隔离条件的了，但70%以上印度人的家庭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且印度人家庭观念很强，习惯两三代人住在一起，因此老人和小孩也比较容易感染。

　　不过，或许是由于宗教和文化原因，我感到印度人虽然也为疫情和得病的亲人感到焦急、痛苦，但整体的社会心理状态并不像许多外国媒体报道的那么“惨”。印度社会的等级概念很重，一些穷人会认为，比起感染，明天有钱生活下去或许会更重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即使有一天真的因病过世了，我们又能怎样呢？就好像在我婆婆和老公眼中，得病与否，病情怎么发展，“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

　　延伸阅读

　　争疫苗、争氧气、争选票：印度疫情政治催生“新冠海啸”？

　　当地时间4月28日，印度新冠病例累计确诊超过1763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0万例，连续一周每日新增超过30万例，引起全世界关注。

　　国际疫苗研究所（IVI）所长杰罗姆·金（Jerome H. Kim）博士28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印度目前面临的不是一场危机，而是三重危机：首先是每天有新冠患者无法获得氧气窒息而死的“人道主义危机”，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危机”，以及在如此巨大的疫情暴发中，可能出现更多变异病毒的“生物危机”。

　　从印度今年2月宣布疫情得到了控制，到如今日增30余万确诊病例“疫情风暴”，仅过了不到两个月时间。

　　回顾印度这两月的种种做法，政府过早放松防疫措施、民众掉以轻心、政府在本国疫苗接种率不高的情况下仍大搞“疫苗外交”，再加上受到双重变异新冠病毒袭击导致更多年轻人感染，印度第二波疫情远比上一波更让人忧心。

　　印度媒体和政客认为，该国防疫失利的责任应直接归咎于印度政府官员的盲目乐观和不作为。疫情之下，印度总理莫迪政府的首要任务不是“抗疫救人”而是将重心放在近日在各邦举行的选举上。

　　与此同时，印度中央政府调配氧气不均、政府将购买疫苗的“锅”推给地方政府等新闻也频频出现。华东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副教授姚远梅28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指出，这次疫情更加激化了印度的央地矛盾；此外，印度第二波疫情暴发的时间与印度邦选举投票时间非常一致，疫情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及其背后的疫情政治问题也值得关注。

当地时间4月28日，一名新冠病人在印度加济阿巴德路边吸氧。新华社/法新 图

　　氧气争夺战

　　氧气与疫苗问题是此次印度疫情暴发中最为关键的要素，也折射出印度中央政府与邦政府之间的种种矛盾。

　　今年3月起，印度出现第二波新冠疫情。随着病例的增加，原本就有限的医疗资源突然告急，医疗资源的挤兑反过来又加重了疫情。氧气短缺，病床不足，一些本可挽救的生命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逝去。

　　印度《铸币报》（Mint）4月25日报道了德里一家医院是如何用尽所有办法为其一百多名患者找氧气的故事。

　　前一天，由于中央政府承诺分发的3600升氧气晚了半天送达，新德里斋普尔金医院25名新冠患者因缺氧死去。为了防止这一悲剧重演，德里萨罗杰超级专科医院（Saroj Super Specialty Hospital）的工作人员在氧气耗光之前疯狂给政府和警察打电话求助。34名符合条件的病人被允许出院，但更多人表示“去哪儿都一样”，选择了留下来。

　　在尝试各种办法后，医院终于等来了20个装满氧气的钢瓶。这20个钢瓶的氧气虽然只维持了40分钟，但很好地帮助医院的病人渡过了难关，之后医院也迎来了氧气补给。

　　所谓氧气补给来自于印度中央政府的调配与邻近的北方邦工厂的供应，但由于复杂的党争，德里的医院在疫情最严重的几天氧气供应捉襟见肘。

　　据报道，德里的执政党普通人党（AAP）是莫迪所在的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的重要竞争对手。此次疫情暴发后，印度中央政府和印人党控制的北方邦政府并没有第一时间满足德里的要求，与德里接壤的几个邦还一度与首都“争抢”氧气。不过印度新德里电视台4月21日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出，北方邦没有干涉德里的氧气供应问题，一切都是中央政府调配的。

　　有印度媒体人分析认为，中央政府是想利用“德里政府抗疫不力”这一点来控制德里的民意，营造出只有中央政府才有能力应对疫情的氛围，使民意向其偏斜。

　　但中央政府是否真能将责任转嫁到地方政府头上？

　　据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ANI）报道，在氧气资源短缺问题出现后，印度多地筹划建设氧气生产工厂提高供应。然而，在印度德里建厂的计划却一再被拖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执一词，指责对方阻碍建设。

　　印度中央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原本有在德里建设8座变压吸附氧气生产工厂的计划，因德里政府不发放许可而被拖延。德里首席部长凯杰里瓦尔4月25日回应称，德里政府一直积极与中央政府合作，中央政府却搬出“明显错误”的言论掩盖其失败。至今，德里仅有1座工厂开始运营。

　　姚远梅向澎湃新闻指出，如今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穿小鞋”的做法已经公开化了，加之现在疫情形势严峻，今后再继续这么做会很难。

　　4月24日，印度德里高等法院称，如果中央、各邦或地方政府任何官员妨碍氧气的获取或供应，那么“我们将绞死那个人”。此外据《商业内幕》网站4月27日报道，印度最高法院也介入了氧气供应的问题，当某事件跨越邦界时，最高法院将有权进行干预。

　　另一方面，也有印度地方政府的抗疫措施较为成功。喀拉拉邦此前被视为印度防疫“模范生”，印度记者Ashik KS告诉澎湃新闻，他所在的喀拉拉邦由印度共产党（马）长期执政，该邦以医疗卫生与保健系统发达而闻名。4月25日，该邦的单日新增病例数已较前几日有所下降，且地方政府进行了严格的管制措施，疫苗接种工作也在有条不紊推进中。

　　但喀拉拉邦也未能在此次疫情风暴中幸免。该邦近期每日新增确诊病例仍有两三万例，现存病例也仍有26万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