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盛极一时的“乡饮酒礼”，是如何走向衰落的？

隋唐开始，乡饮酒礼逐渐成为朝廷宴请科举士子的“鹿鸣宴”，教化意味淡化，在形式上实现了儒家设计该礼时候选贤与能的初衷。

在宋代，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宽松，代表儒家思想发展的又一高峰理学得以形成，许多思想家兼士大夫都以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

乡饮酒礼也正是在这一前提和背景下成为宋代君臣上下极力推崇并积极践行的一种礼仪规范。

随着乡饮酒礼在南宋时期一度举行很频繁，影响也很广泛，可惜的是，后来却逐渐衰败下去。

关于乡饮酒礼衰败原因分析，下文将从乡饮酒礼的资金来源和朝廷对其支持力度以及礼仪自身的繁琐性来讨论。

01缺乏固定的资金来源

乡饮酒礼作为宴请宾客的宴会，其规格较高，参与人数少至十几人，多至上千人 ，每次宴会中所需要的饮品、牲肉、果肉等吃食及用品以及所请的演奏者都需要丰厚的资金支持，但时间一久，必然会带来经济负担。

起初这些用度都是由州县地方财政来承担大家也不觉得什么。其实宋朝建国之初，国家财政还比较宽裕，中央对地方赋税征调还处于一个稳定阶段。

真宗以后，中央与地方财赋的分配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中央政府不顾州军经费需求，一味扩大财赋征调数额，以满足自身开支。

宋朝廷除了正式规定征调地方财赋之外，还不时创立一些特殊的征调项目，尤其到南宋，所创立的特殊征调项目更多，已经成为中央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方面。

中央财政征调急增，必然导致地方州军留用经费的严重匮乏，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财政的窘迫。实际上南宋建国之初，地方财政就处于困窘状态，当时的州军普遍存在财政赤字情况，而州县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州县的财政入不敷出已久，所以朝廷将乡饮酒礼主办权下放后地方上根本无力举办，不得不改为各州县自行决定，之后又改为由士大夫及地方绅矜出钱举办。

举行乡饮酒礼完全依靠士大夫出资，可见地方政府财政的拮据。

失去政府经费支持后，明州乡饮酒礼久而久之便废除了。直至乾道中，张津守郡，用没收来的钱举行乡饮酒礼，乡饮酒礼才又得以恢复。

宝庆三年，胡榘任郡守时“议于人日行礼，括赢钱八百缗、郡里出钱七百缗助之”及淳祐六年，太守颜颐仲“搜举旧典，增造礼器”明州乡饮酒礼之所以能多次举行，和地方上多次置田、酬钱，拨款等有很大关系。

明州属于东南沿海地区，按理说海外贸易、商品经济较均较为发达，为什么地方财政依旧负担不起这里开支呢？我想这应该与南宋国家军政开支和财赋分布有关。

南宋大体上以临安行都地区及长江沿线、蜀口等重兵驻扎地为中心。全国赋税分配格局很不均衡，大多用于养兵，“西蜀、湖广、江淮之赋，类归四总领所，以饷诸屯，其送京者殆无几，唯闽浙悉输焉”。

朱熹曾感慨“浙中不如福建，浙西又不如浙东，江东又不如江西。越近都处，越不好”反映了江南地区赋税普遍较重的情况。

02缺乏国家政策强有力支持

从古至今，一项政策，一个法令的施行，离不开政府大力引导和支持。在古代皇权制下，皇帝关注的是如何维护自身统治以及整个官僚体系的平稳运作，贤大夫关注的是帝国文治武功。

与政治，军功相比，礼治的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礼作为古人日常行为规范的基本准则，自非一朝一夕之功可致。

乡饮酒礼虽然在北宋建国之初曾有大臣提议恢复，但直至徽宗时期，朝廷才下令制定相关礼仪，而但此时的朝廷已日薄西山，这一做法，更像是为挽救北宋王朝而不得已为之的权宜之计。

南宋时虽然在绍兴十三年，重新修订了乡饮酒礼的礼仪并下令在全国举行，但实行仅仅十三年后，即于绍兴二十六年，朝廷便下诏公家不再组织地方乡饮酒礼，改由各地自行组织，等于从朝廷层面废除了乡饮酒礼。

没有了国家在制度上干预与财政上支持，单靠地方政府及相关组织，乡饮酒礼衰落成为必然。

后来朱熹重新修订了乡饮酒礼的仪式，并亲自示范进行推广，曾在一些地方流行过一阵子。但失去朝廷支持，单靠个人影响力，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虽然理宗时期曾又下诏恢复乡饮酒礼，但具体实行情况及影响缺乏历史记载，情形无从知晓。不过我们可以从理宗已处于南宋末期推想得来。

纵观乡饮酒礼施行历史及范围，均于国家的支持与否有直接关系。有宋一代，一直深受边境问题困扰，北宋时先后有辽、金、夏几个民族一直骚扰。

到南宋，则是更为强大的蒙古铁骑。由于北宋初年以来形成的重文轻武政策，注定难以出现像汉代卫青、霍去病这样的将领去扫敌。他们也认为内忧大于外患，因而如何将自己统治之下的社会整合成一体是他们的重点。

而长期战乱消耗的是大量财力和物力，使得官僚阶层的注意力是每年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和支付给辽、金、夏的岁币如何而来。

宋朝军事上连连失利，使乡饮酒礼缺乏一个稳定的环境去施行。除了外患，宋朝内部也是忧虑不断。宋朝建立的是比较完备的一套统治秩序。

但是继太祖、太宗之后的皇帝，大多无作为，以致于朝政把控在太后或者权臣手中。虽然不乏范仲淹、王安石等有识之士去改革变法，但终究无法扭转时势，都以失败告终。

靖康之变后，南宋作为偏安政权，更难以有所作为。首先，权臣长期把持朝政，前期有秦桧、后期有史弥远、丁大全等人把持朝政。

他们对上欺瞒、阿谀奉承，对下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与其政见不合者，即受到排挤和打压，尤其以前期的秦桧和后期的丁大全为甚。

皇帝一味依靠权臣，低下一些官员则一味巴结，以求得高官，这些没有实际能力的人到地方做官，则会使地方祸乱不断。

所以，南宋乡饮酒礼政策的实施，是和中央政权的决策集团有关系的。绍兴乡饮酒礼从实施到废除的时间是绍兴十三年到绍兴二十七年前后共15年，这正是属于秦桧当权时期。

绍兴二年进士，曾任通判平江军府、镇江军府、知兴国军、侍御史、知夔州、温州等。通过资料，不难发现明州的乡饮酒礼之所以能多次举行，与这些人的大力支持是有关系的。

秦桧于绍兴二十五年死后，秦桧一干人等迅速没落，新的政权否定了前政权，乡饮酒礼也可能因之受到牵连一并被废除。

由于朝廷重臣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乡饮酒礼的兴废。乡饮酒礼在南宋随着中央的不再关注，地方官的积极性也下降，加之资金的不足，便逐渐衰落下去。

虽然在有些地方也举行，例如在镇江府金坛县，直到嘉定六年，在知县石不矜的主持下，才再次举行了自绍兴时期废除的乡饮酒礼，但均已呈现强弩之未势。

03乡饮酒礼仪式自身的繁琐性和规格较高

彭林教授认为乡饮酒礼最初不过是乡人的一种聚会方式，后来儒家在其中注了尊贤养老思想，使一乡之人在宴饮欢聚之时受到教化。

根据彭林教授所述，乡饮酒礼一开始仪式比较简单，规格也比较低，后来将儒家的礼仪教化加入其中，便等而上之，日渐变得复杂起来，其规格也提高，参加的人都是乡里有身份者，自然而然距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

乡饮酒礼的整个仪式非常复杂。主要的仪节有：谋宾、迎宾、献宾、乐宾、旅酬、无算爵、无算乐、宾返拜等，宋代前后修订的乡饮酒礼仪式虽然简化了，但是基本环节保留了。

礼越繁琐到后期会越流行于形式，越不实用，朱熹便着手进行修订和简化。即使如此，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其程式化要求。虽然朝廷多方督促举行，除了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传达的精神内涵又能被接纳多少。

此外乡饮酒礼规格过高也是其衰落的原因之一。他要求举办者和受邀请之人都是有身份的乡绅、士大夫等知识分子，这些人因为受过国家最基本的教育，因此接受儒家人伦教化和行礼仪节相对容易一些，学习起来也会快一些。

而对于那些根本没有机会参与行礼的身份较低之人比如农民、小手工业者来说，他们只能通过身份地位较高者的示范和言行方能领会，所以朝廷真正想要达到上行下效的目标不得不令人怀疑。

汉代正式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国家正统思想后，乡饮酒礼虽然在各朝代均受到不同人士、不同层面的推崇甚至是实行，但终究因为行礼财力、朝廷支持力度以及行礼者资格等问题而受到影响，而其自身仪节虽经多次修订，仍然无法避免繁琐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它只在身份地位较高、财力较好的上层社会推行，无法向更底层社会推广，以实现平民化，大众化。

当然，通观先秦时期所有礼的内容和要求，本来就是为贵族阶层制定，行礼需要有雄厚的财力物力作为后盾，因而此后的王朝，不管如何重视此礼，最终无法改变其高等级的性质。因此，逐渐衰落也在情理之中。

04结语‍

无论如何，宋代乡饮酒礼的举行为后来明朝乡饮酒礼的兴盛打下了基础。虽然它从一开始的盛行到后来的衰落，经历了很多很多，但是无可厚非，它在历史的一页中留下了浓墨的色彩。

今天历史虽然迈入了新纪元，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人口素质要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要进一步完善，传统的礼仪文化和礼仪教育仍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目标下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