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遭车裂、白起被赐死，张仪缘何全身而退？三大领域的不同结局

商鞅、白起、张仪，代表着秦国崛起过程中的三类关键角色：政治大脑、军事爪牙、外交工具。他们的不同结局，既有必然性，也带有偶然性。

商鞅：处在权利核心，往往是最高风险的岗位

商鞅所做的工作，注定了他极难得以善终。

我们都知道，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社会最深刻的变革（没有之一），它让秦国由夷狄之国跻身头号列强，为其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甚至在之后整个封建历史上，商鞅变法的思想精髓都得到延续，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政治性格。

但是，商鞅变法并不是技术类的改革，而是生产关系的重新整合。说的直接点，就是夺取传统贵族手里的特权、利益，用它们作为筹码，用来鼓励、调动秦国上下各阶层替秦王卖命；变法的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乎所有层面，但说到底就两点：崇君权、促耕战。

围绕这些目标，最重要的手段自然是军功爵级制，即凭军功确定官爵，它的作用，除了鼓励秦人作战外，还废除了建立在血缘关系（而非能力）上的世卿世禄制，瓦解了沿用数百年的贵族政治。

作为具体落实手段，商鞅全面推行郡县制，将贵族手上的封地划归国有、直接派专业官员治理，这就彻底瓦解了贵族的基层统治权、摧毁了他们的权力基础，从而达成了强化王权、强干弱枝的目的。至于开阡陌、统一度量衡、什伍连坐制等措施，也都是为了保证上述目的的落地。

权利集中、目标一致，春秋战国常见的贵族集团内耗被遏止，变法下的秦国摇身一变成了一部令人恐惧的“战争机器”，从此逐渐蚕食六国、最终一统天下。

但上述变法，是以牺牲旧贵族集团的利益为代价的。挡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在商鞅之前，吴起曾在楚国推行类似的变革，结果被数百名贵族手刃而死。

相比之下，商鞅的变法力度远超吴起，遭到的愤恨自然成倍增加；更何况，为了推行自己的改革，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奉行了“刻薄”、“少恩”的铁腕政策，逼迫、杀戮之举司空见惯，据称他让秦国上下“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

因此，当唯一的靠山秦孝公死后，商鞅立即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清算。被剥夺特权的贵族需要泄愤，被迫害的百姓需要复仇，新上任的秦惠文王需要稳定人心，“干坏事”的商鞅自然成了众矢之的。

可以说，为了替秦王收权，商鞅搭上了自己的命。实际上，其后历任秦国主政大臣大都延续了商鞅的角色，如魏冉、范雎、吕不韦，他们掌权时无不大刀阔斧对秦国政治资源进行了重新分配，结果自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因此，除了与秦昭襄王有亲属关系的魏冉外，其他人都难以善终。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久居，秦国的政治大脑，无疑是个最高风险的角色。

白起：最安全的岗位，也架不住作死的行为

秦国的政治大脑大多来自别国，而领军征战沙场的将领，则大部分出自本国；在任人以才的军功爵制度下，秦国从来缺少大杀四方、战绩彪炳的名将。

而相对于涉足敏感领域、处理错综复杂关系的政治家们而言，秦国将领们的业务相对单纯：听从君上的命令，带领嗜血如命的虎狼之师收割六国将士的人头，换成沉甸甸的军功。当然了，战争有胜有败，而朝廷也有对应的奖惩制度，秦将因此付出代价并不罕见，但咱们极少听说秦国出现过战争功臣被清算屠杀的情况。毕竟战争是秦国的立家之本，历代秦王不会干自废武功的蠢事。

不过，名头最响、功劳最大的白起却是个例外。难道他是功高震主了吗？其实并不是。

白起的崛起，确实得益于魏冉的慧眼识珠。公元前293年，面对韩、魏两国砸下血本组织的数十万大军，主政的魏冉在压力之下，大胆起用左更（二十级爵位中的第十二级）白起为统帅，创造了以少胜多、斩首韩魏联军24万人的恐怖战绩。自此之后，白起就成了那段时期秦国的头号招牌。

那白起最终被逼自尽，难道是因为他是魏冉的人？这种推测并不成立。公元前266年魏冉被贬回封地，而到了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面对秦赵双方的国运之战，秦昭襄王临阵换上了白起，可见他并不忌惮对方归属于谁的山头。

白起的死因，在于他没摆正自己的位置、悍然挑战至高无上的王权。

长平之战后，白起计划一鼓作气灭赵，却被秦王火线叫停。史书中给出的理由是，范雎不愿意白起立下震古烁今的战功。

这个理由自然成立，不过也许秦王的顾虑才是最主要的，毕竟当时的白起已经身负武安君的爵位，如果接下来灭了邯郸，会不会功劳过大、封无可封？

从职场安身立命的角度而言，白起被范雎阻止攻赵，其实是件好事。但他却就此耿耿于怀，跟范雎、秦王都杠上了。

公元前259年9月，秦昭襄王亲自组织攻赵，这本是秦将们替君上分忧的时刻。但面对不利的战局，白起一再拒绝出战，还多次当众嘲讽秦王决策失误；甚至当秦昭襄王拉下脸面、派范雎亲自登门低头时，他还是端起架子不接招。有人认为白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不愿意打必败之战；但身为秦将，面对秦国的利益、秦王的尊严，白起有资格挑三拣四吗？

于是，当秦军败于邯郸城外时，白起自然难以继续独善其身。

张仪：聪明而务实的工具人，自然能游刃有余

相对于流汗又流血的商鞅、白起，张仪显得进退自如、潇洒无比。

公元前328年，他以客卿身份带秦军打下魏国的蒲阳，随后更是来了个骚操作：归还蒲阳、成功劝说魏国与秦国连横，随后忽悠对方献上了上郡15个县、河西重镇少梁。因为这一空手套白狼的妙招，张仪回到秦国后就担任了秦相。

还有更牛的，公元前322-318年，他前往魏国担任“卧底”，以魏国相的身份鼓动对方归顺于秦国、破坏了六国合纵，在完成任务后回到咸阳，继续担任秦相。

当然了，张仪最高光的时刻，是在公元前313年自身前往楚国，靠着一张嘴忽悠楚、齐两大强国分手，导致鼎盛一时的楚国在恼羞成怒下落入秦国圈套，接连战败、丢地又丢人。

到了公元前311年，因成功说服楚、韩等国与秦国连横，张仪被封武信君，实现了裂地封君的伟业。

不过就在同年，秦惠文王去世，一朝天子一朝臣，张仪在秦武王这里失去了市场。为了避免兔死狗烹，他以吸引齐国攻魏的名义离开秦国，成功地在魏国颐养天年、的以善终。

但如果我们把张仪全身而退的原因完全归结于他的机灵，也许过于片面。纵观战国时期，除非对所在诸侯国造成了极大损害（主要是替燕国当卧底、前往齐国推行疲齐之计的苏秦），鲜有纵横家遭受迫害，公孙衍、陈轸、苏代等等名噪一时的纵横家，无不曾潇洒地游走于各国之间。

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本质上是战国时期的专业外交人员，没有特定服务对象，奉行趋利避害的生存原则，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展开行动；不同时期，根据实际需要，他们能在合纵、连横间灵活切换业务。他们极少对所服务国家的政坛利益分配带来冲击，也不会造成功高震主的危险。在那个时期，各国客观上都需要这样“无国籍”的万金油存在，以缓解自己的不时之需；因此，他们不应该、没必要对纵横家痛下杀手。

无论是政治大脑、军事爪牙，还是外交工具，这只是笔者总结的形象而已，本身并无褒贬之意。他们在擅长领域方面有所不同，但无疑都是那个时期最顶尖的人才，携手为我们呈现了中国古代最为精彩纷呈的历史大戏。其中的勇气、努力与智慧，值得我们不断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