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由于大环境变化，在东北下乡的上海知青中，不少人因为上学、招工、自找门路返回上海，但周少宁却选择了与当地农民结婚，成为了一名“逆行者”。
周少宁的丈夫徐建文是当地青年，标准的老实农民，但他实际上也是“外地人”，60年代随父母从山东落户到了东北，那时才十几岁。
徐建文的父亲曾经当过八路军，打鬼子很是勇敢，立下数次战功，但也因负伤过多，身体不太好，后来部队要南下，徐建文的爷爷找人给儿子算了一卦，说南下凶多吉少，北上才能逢凶化吉。
老爷子坚决不让儿子随军南下，徐建文的父亲只能离开部队，成了农民。建国后，一家人又迁到了东北。
因为徐建文父亲身体不好，无法长时间务农，所有农活都由徐建文包揽，他幼年失学，早早参加了生产队劳动，后来因干活勤快，从不偷懒，深得大队书记的欣赏，成了生产队长。
周少宁刚到生产队的时候，对徐建文的印象并不深刻，只是把他当成分配任务的队长而已，但时间一长，发现这个农村男青年挺有两把刷子，虽然比不上知青有文化，但脑子好使，记忆力好，办事井井有条。
有一次，生产队里的当地老乡和知青一共百十号人，需要重新分配任务，徐建文居然记得每个人的工作和职责，分派任务的时候有条不紊，丝毫不显混乱。
由此开始，周少宁注意上了这个老实、腼腆，稍显木讷，但能力出众的当地青年。
有一年，边境局势不太稳，武装民兵接到任务去边境线附近巡逻，整个生产队只剩下徐建文一个干部，当时正是麦收农忙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徐建文可能要出错，不可能组织起来这么多人的工作。
没想到，他整整三天没睡觉，硬是指挥各路人马顺利完成了秋收和打场，甚至还有空闲找周少宁聊天。
“小周，你要是割麦子累了，就多休息休息，女同志不用这么拼命。”徐建文腼腆地说。
听到这话，很多女知青都大笑起来：“哎呀，队长，我们也是女同志，你怎么不问我们累不累啊，哈哈哈。”
徐建文不知怎么回答，只能咧着嘴赔笑。
“队长同志，我们妇女能顶半边天，你小看我了，我不用休息。”周少宁并没有领对方的好意。
“那……那好吧。”徐建文只能悻悻离开。
当时的年轻人不善表达感情，但谁对谁有意思，大家还是能感受出来的，周少宁和徐建文之间，产生了一种模糊又朦胧的感觉，但彼此没有公开表达出来。
过了一段时间，徐建文突然消失了，好几个星期没出现，周少宁有点失落，就找个机会到大队部去打听情况：“徐建文去哪了？好长时间没见他了？”
“他呀，得了病，去了好多地方看，都没治好，只能卸任生产队长，在家休养。”
“原来这样啊。”得知徐建文的情况后，周少宁突然产生了一种冲动，觉得自己不能坐视不理。
当时不少知青闹着返乡，公社因为缺人手，纷纷动员知青一辈子扎根农村，为国奉献，周少宁心头一热，觉得扎根农村也挺好，再加上他对徐建文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她认为这么一个优秀的农民，至今孤身一人，连生病都没人照顾，十分不公平，就去了徐建文家。
“小周，你怎么来了？”徐建文从炕上坐起来，咳嗽了两声。
“听说你病了，来看看你。你也真是的，身体不舒服，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没事，没事，我不想给大家添麻烦。”
两个年轻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很快就没话说了，只能尴尬地坐着。
突然，两个人的眼神对上了，气氛到达了临界值，周少宁欲言又止：“我……”
“什么，小周！”徐建文赶紧坐正，表情很是兴奋。
“我嫁给你好吗？”
“好！好！太好了！”徐建文连说了三个好。
就这样，周少宁简单地把自己嫁给了徐建文。
结婚后，周少宁有时候望着打鼾的徐建文，心里总涌现一个疑问：这到底是是爱情还是同情？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自己也分不清其中的区别。
日子一天天过着，波澜不惊，平淡如水。
1977、1978两年，知青们开始大返城，知青陆陆续续都走了，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周少宁觉得自己困在了那个小村庄里。
虽然婆家人和丈夫对自己很好，但她总是感到孤独、惆怅和迷惘，仿佛一只被南归雁群抛弃的孤雁，只能哀鸣，不知道路在何方，渐渐地，她有了离婚的想法。
明说离婚，婆家肯定不愿意，人家没有对不起她的地方，自己也张不开口，只能找个借口离开。
她跟丈夫说：“我想回娘家看看，好几年都没回去了。”
“带孩子吗？”徐建文问。
“带上，南南都两岁了，还没见过外公外婆，我妈肯定要说我不像话。”
丈夫是个聪明人，早就发觉周少宁的不对劲，他知道，妻子这一去，可能就不回来了，但他没有阻止，而是帮着收拾行李，并把母子俩送到了长途汽车站。
临别时，徐建文抱起儿子，又亲又看，流着泪说：“爸爸再看看南南。”
周少宁意识到丈夫可能识破了自己的计划，但她归心似箭，拎起两个编织袋就上了车，没有回头。
她要先乘汽车到北安，从北安乘火车到哈尔滨，在哈尔滨换一辆火车回上海，这是一段极其劳累的旅途。
因为几乎把自己的所有东西都拿上了，周少宁的两个旅行袋各有三十多斤，她左手抱孩子，背上背一个袋子，右手提一个袋子，这种情况放在平时，恐怕根本走不动路，但因为是回家，她心情高兴，倒也真的生出了一股使不完的劲儿。
在北安上火车后，她跌跌撞撞来到自己的座位，旁边有个陌生男人见她行动不便，就主动帮她把旅行袋放到了行李架上。
收拾妥当，他们各自坐好，男人问：“你一个人带这么多东西，还抱着孩子，真不容易。”
周少宁回答：“唉，出门在外确实不方便，刚才谢谢你帮忙啊。”
男人点点头，转身跟周少宁的孩子玩起来，他似乎很喜欢孩子。
火车快要到哈尔滨了，男人问周少宁：“需要我帮你抱孩子吗？”
周少宁立刻警惕起来，虽然他刚才帮着放行李，但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并不清楚，孩子无论如何不能让陌生人接触，于是客气地说：“谢谢你啊，同志。我家孩子认生，要不然你帮我拿下行李吧。”
那人回答：“也好。”说罢，拿起周少宁的行李就下了车。
周少宁跟他并排走，问道：“同志，你叫什么？在哪个单位工作？我到了家，给你写封感谢信。”
他回答：“都是小事，不足挂齿。我在哈尔滨工作，经常坐火车，遇见很多你这种情况的，我都会帮忙。”
出站的路越走越窄，旅客们都是大包小包，互相拥挤，周少宁抱着孩子都感到很不方便，要不是有这个男人帮忙，她真不知道自己怎么把两个旅行袋带出去。
回想刚才还把人家当坏人，真是不应该，这世上到底是好人多啊！
出了大门，周少宁正要感谢对方，那人把行李放下后，拍拍衣服说：“你带孩子在这里等着吧，我去帮你们买票。”
周少宁几乎不敢相信，这个陌生人简直就是活雷锋。哈尔滨去上海的车票总是很紧张，稍有耽误就可能买不到当天的票，她一直担心自己抱着孩子又有重行李，如果买不到票，就只能在火车站等一天了。
人家这样帮忙，刚好解决了大问题，她也不担心对方是骗子了，就说：“同志，我把车票钱给你吧。”
那人摆摆手，“票买好再给我吧。不要走开，等着就行。”
大概等了半个小时，那人小跑着回来，把车票递给周少宁，然后看了看手表，说：“我要赶回单位，没法帮你托运行李了，你慢慢去寄存点就行，再见！”
周少宁赶紧把车票钱递上去，问：“同志，你叫什么？在哪个单位工作？我好联系你。”
那人接过钱，说了一句：“没关系的，都是小事。”
在去上海的火车上，周少宁想了很多，既有过去的知青生活，也有婚后的点点滴滴，再加上今天遇到的好心人，她发现，当年的自己何尝不是这样一个乐于助人的人？
只不过岁月如梭，生活把她的心气磨掉了，相比于以前，她现在更加自我，做事的出发点总是从自身考虑。
周少宁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火车上那个陌生人，可以无私帮助一个萍水相逢的人，而自己想到繁华的上海，却希望逃离老实巴交的丈夫，跟人家相比，自己冷血、自私、心胸狭隘，几乎成为了一个市侩的村妇。
周少宁不愿自己看不起自己，她改变了主意，回娘家后，第一件就是给丈夫写信：我跟南南一月后就回家，你别担心。
丈夫接到信，眼睛湿润了。
（本文由真实知青经历整理，文中人物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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