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不断，敲响蒙元灭亡警钟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72，《元朝史话》连载09，欢迎收看。

严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促使蒙元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从元朝建立起，各族人民反抗元朝统治者的武装斗争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元朝灭亡。

01、各族人民的武装斗争从未间歇

元末农民大起义之前，各族人民的武装斗争大致经过三个阶段：从元朝建立到元世祖去世前为第一阶段；从元成宗到元顺帝即位前为第二阶段；从元顺帝即位到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前为第三阶段。

在忽必烈统治时期，由于南宋刚刚灭亡，南方人民的起义往往带有“复宋＂的性质，而且次数很多，成分复杂，规模有的也很大，带有反对民族压迫的色彩。

特别是忽必烈统治后期的20年里，人民起义在不断地发展着，至1289 年（至元二十六年）时，已达400多处。特别是在浙、闽、赣、 粤交会的地区，斗争在不断高涨。

参加起义的各族人民，除了汉族以外，还有壮族、彝族、侗族、瑶族、黎族、畲族、忔佬族、水族等等。

这一阶段起义的特点是，次数很多，规模较小，分散性大，时间较短，成分复杂，带有反民族压迫的色彩。

其中声势较大的，有1277年（至元十四年）汉族陈吊眼联合畲族女英雄许夫人，起兵响应张世杰，进攻降元的泉州宋臣蒲寿庚，聚众数万，增至10万，活动于漳、汀一带，势力到达江浙一带，一直坚持到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才被元军镇压。

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有四川赵和尚自称宋福王广，公开反元复宋，不久被镇压。

1288年 （至元二十五年）有畲族钟明亮领导的起义，拥众10万，活动于赣、闽、广地区，延续了两年时间。

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有汉族杨镇龙领导的起义，参加起义的有12万人，活动于浙东各地。

在斗争的第一阶段，元朝统治者对于起义的人民，主要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同时也采用政治诱骗的手段。但是由于起义地区的广大，除了调派国家军队以外，还必须依靠当地大地主阶级的武装力量进行联合镇压。

当时的斗争虽然带有反民族压迫的内容，但随着蒙古统治者和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结合，阶级对抗的壁垒也就更加分明了。到了元世祖末年，各族人民的起义都在元朝统治者和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从元成宗到文宗统治的30年中，阶级斗争进入第二阶段。各地起义的次数有所减少，但是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更加激发了各族人民的斗争意志。他们接受前一时期的教训，采取隐蔽的办法，通过传布白莲教的宗教活动形式，加强组织力量和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元朝统治者也看到这一点，他们三令五申，取缔人民群众的宗教活动和秘密结社。成宗以后，元朝政府屡次颁布禁止白莲教活动和秘密结社的命令。但各地人民仍然利用白莲教组织起义，如1325年（泰定二年），息州（今河南息县）民赵丑厮、郭菩萨， 宣传“弥勒佛当有天下”，利用宗教进行起义活动。斗争的范围从南方扩展到北方，蔓延到元朝统治者的心脏地区。

第二阶段中起义规模最大的要算江西蔡五九起义。1315年，由于元仁宗推行铁木迭儿的“括田法”，大肆掠夺民田，对人民剥削加重，赣州人蔡五九率众攻下宁都，占领附近州县，并在宁化（今属福建）称王，后被元军镇压。

元顺帝即位后，由于社会矛盾进一步尖锐，人民起义进入第三阶段。

1337年（后至元三年）正月，广州增城县朱光卿起义，石昆山、钟大明率众响应，建“大金国”。四月，惠州归善县戴甲、聂秀卿起义，戴甲称定光佛出世，号召群众，并与朱光卿相结合，声势大振。

同年二月，棒胡起义于汝宁（今河南汝南）。棒胡以善使棍棒闻名，有徒弟百余人，起义时烧香聚众，制弥勒佛小旗，建年号，称“李老君太子＂，起义军攻破归德府之鹿邑，焚陈州屯营。起义坚持了一年多才被镇压。

与此同时，四川合州大足县韩法师也起兵反元，自称“南朝赵王”；吐蕃藏民起义，杀镇西王子党兀班，元朝政府专立行宣政院进行镇压。

1338年六月，福建漳州南胜县含民李志甫起义，一直坚持了两年之久。江西袁州（今宜春）有彭莹玉及其徒弟周子旺起义， 起义军达5000人之多，周子旺称“周王”，改国号。

次年，河南杞县范孟，假传圣旨，杀行省长官，自称都元帅，拘收大小衙门 印，事发被杀。

1341年四月，湖南道州蒋丙率众起义，自称顺天王，连克数州，元朝虽调动三省军队围剿，蒋丙起义仍延续了好几年。

这一年，山东、河北的农民起义达300余处之多。

从1342-1349年，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仍然连绵不断，而且扩大到边远地区。如辽阳有“吾者野人＂、女真人起义，辽东镇火奴、辽阳兀颜拨鲁欢均自称“大金子孙＂，起兵反元；山东有私盐贩郭火你赤起义，范围达到山西、河北等地；福建汀州有罗天麟起义；湖南继蒋丙之后，有吴天保起义，活动于黔阳、忨州（今芷江）、武冈、宝庆、靖州（今靖县）、金州、辰州（今沅陵）等地；大都周围的通州（今北京通州区）、冀宁路（今山西太原） 平遥等地均爆发起义。

此外，漠北的蒙古八邻部，西北的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也有反抗斗争。

总之，元末农民起义前夕，各族人民起义已遍及全国，全国性的政治大动荡即将来到，当时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之下。

02、“开河”和“变钞”，大起义的导火线

元末，社会上曾流传着一首《醉太平小令》，唱道：

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这首小令写得很有风趣，它把元朝社会“人吃人”的本质刻画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朝廷里是奸佞当权，法纪败坏，贤愚不分，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弄得黎民百姓怨声载道。天下的劳动人民再也不能忍耐了，他们迟早有一天要举起义旗，把腐朽的元朝统治推翻掉！

浙江温州、台州地方的农民干脆树起了旗帜，上面写着：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如果说，元末农民起义是元朝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开河”和“变钞”就是这次大起义的导火线。

1343年（至正三年）五月，黄河在白茅堤决口。次年五月，大雨连续下了20多天，黄河水暴溢，平地水深2丈，白茅堤、金堤相继决口。今天的河南、山东境内的黄河两岸，农田被淹，民屋倒塌。诗人高志道写道：

屋倒人离散，风生水浪滔，

周围千里外，多少尽居巢！

大水之后，又是大旱。诗人延贤写道：

河南年来数亢旱，赤地千里黄尘飞，

麦禾搞死粟不熟，长铲挂壁犁生衣。

谁知祸不单行，水灾、旱灾之后，又是瘟疫蔓延。黄河两岸的百姓连年遭灾，过着饥寒交迫、痛苦万状的生活，据估计，当时饥民总数达到100万户、500余万人，他们之中不少人在悲惨中死去。

大水也冲坏了沿河一带的盐场。元朝政府每年要从盐业中取得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有个官员说：“国家收入盐利居十之八。”

黄河泛滥后，奔腾的洪水沿着运河北上，冲坏了山东地方的盐场，使政府的收入遭到了很大的损失。

元朝政府面临最严峻的问题就是，要不要治河和如何治河的问题。

都漕运使贾鲁曾沿黄河考察地形，往返数千里，提出“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以制横溃＂的正确治河方略。就是说，让黄河仍然恢复原来的故道（下游从淮河入海），对南河故道采取疏通的办法，对北河采取填塞的办法。遭到工部尚书成遵等人的极力反对，主要理由是聚集20万人开河，必将导致民工造反。

中书右丞相脱脱认为：越是不治，越是难治，越难治，饥民、流民的造反越 加蔓延，“役不大兴，害不能已”。最后，决定开河。他任命水利专家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于1351年四月，调发汴梁、大名等13路民工15万人，又派驻守在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2万士兵负责监督，开始治河。

按照贾鲁设计的方案，从黄陵冈（今河南兰考东）开挖，南到白茅堤，西到阳青村，280里河道要加深，然后把黄河勒回旧道入海。

黄河泛滥后7年来，沿河两岸的贫苦农民遭受洪灾、旱灾、瘟疫和饥荒，长期在死亡线上挣扎，早已恨透了元朝的黑暗统治。现在被强征为民工后，待遇极低，加上治河官吏的克扣，他们所得更少，这些半饥半饱的民工，在军队的皮鞭下担负着极其沉重的劳役。怨恨、愤怒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治河工地。

“开河”使分散的农民聚集在一起，他们互相发泄不满，形成了一股反抗元朝政权的力量，为大起义创造了条件。

脱脱采取的另一个重大措施是“变钞”。

变更钞法的主要原因，一是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世祖至元后期以来，纸币发行最猛增，纸币不断贬值，历代日积月累印发纸币，到顺帝时已形成巨大的压力。加之统治集团挥霍浪费，赏赐、佛事远远超过以前，政府已无力支付这些庞大的开支。

二是伪钞横行，印造伪钞几乎遍及全国，仅杭州路一地，大德元年到四年 (1297-1300)，查处的伪钞案达88起，案犯达274人之多。这些伪钞愈积愈多，给钞法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1350年（至正十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向脱脱建议变更钞法。但在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共同讨论此事时，遭到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等人的竭力反对，双方进行激烈辩论后，脱脱决定变钞。

变钞的具体办法是：一是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是用旧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造成钱钞通行局面，并以钱来充实钞本。

为了搜刮民脂民膏，政府拼命印造这种纸币，老百姓拿了这种货币买不到东西，在大都钞10锭（等于铜钱5万文）不够买1斗米，所以大家干脆不用了，都以货物进行物物交换。这种“钞买钞＂的局面，弄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以上讲的就是“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的来历。

03、韩山童、彭莹玉秘密传教

元末农民起义，是通过宗教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当时利用的宗教主要是白莲教和弥勒教。

白莲教最初称白莲社，是公元5世纪初出现的，它来源于佛教的净土宗，供养的是阿弥陀佛，他代表光明，就是“明王＂。这种宗教劝人念佛修行，多做好事，死后便可到西方净土白莲池上过快活日子。到12世纪前期，又加进了天台宗的格言，不杀、不饮酒，发展成为白莲教。金末、南宋时，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白莲教活动。

佛教净土宗的另一派叫弥勒教。弥勒教信奉弥勒佛。据佛教传说，弥勒曾是一个对百姓慈育的好国王，后来在释迦牟尼旁边听法，释迦牟尼灭度（死）后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弥勒下降人世而成佛。

据说，释迦牟尼死后，世界变坏了，气候变坏了，庄稼变坏了，人心也变坏了。幸亏释迦在灭度前留下遗言：再过若干年，弥勒佛出世了，等弥勒佛下生，世界立刻变样子，到处有宽阔、干净的土地，青山绿水，满地铺着金沙，还有各种无名的宝贝，人心也变好了，寿命也长了，人口增加了，城市富庶了，稻麦1次种子有7次收成……

弥勒教相信世界上有明和暗，好和坏两种力量，斗争到最后，明和好取得胜利。

白莲教和弥勒教的教义，给贫苦的农民带来了无限美好的希望。他们一经信教，就坚信不移，虔诚地等待“明王出世，弥勒下生”。因此，不少农民领袖就利用这种宗教来鼓动农民起来反抗元廷。

元朝末年时，逐渐形成了南北两大系统的秘密宗教组织，他们的领导人就是著名的农民领袖韩山童和彭莹玉。

韩山童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人。他祖父是一个教书先生，人称韩学究，在栾州一带宣传白莲教，烧香聚众，大约在元武宗取缔白莲教时，勒令他迁到广平永年县（今河北邯郸东北旧永年）。

到韩山童继为白莲教主时，他的教徒更多了，在河南、江淮一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周围还有一批像刘福通、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忠实信徒。

当元末社会矛盾激化时，韩山童等加紧了宣传组织工作，用“明王出世”、"弥勒下生”等宗教迷信来吸引群众，鼓动武装起义，把斗争矛盾引向元朝统治者。

彭莹玉（又叫彭翼、彭和尚、彭祖，敌人叫他“妖彭”）是南方白莲教领袖。他出生在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南泉山东村庄的一个农民家庭里，村庄附近有一座大佛寺，叫慈化寺。

这慈化寺历史很悠久，规模很大。据说，彭莹玉出生时，天空有红光，映红 了半边天，慈化寺一位姓彭的老和尚看到后十分惊奇，以为有人家着火。第二天，这彭老和尚去村中询问，才知道昨晚村中诞生了一个男孩子。彭老和尚要求将这小孩收为徒弟，莹玉的祖父同意了，到10岁那年，莹玉入慈化寺为僧。

到15岁那年，南泉山下冒出一股泉水，恰巧当时袁州一带瘟疫流行，彭莹玉用这种泉水治好不少病人，当地老百姓感恩戴德，把他当作活神仙一样看 待。

彭莹玉的威望越来越高。他便以宣传弥勒教为名，发展教徒，逐渐成为南方秘密宗教的领袖。他一面传教，一面组织武装起义。 起义爆发前，他的徒地已经布满在江淮一带。

由于彭莹玉的辛勤活动，大江南北已经布下了起义的种子，为日后南方红巾军起义的爆发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