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界和中国社会科学的追求

怎么提高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怎么避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术不端和千篇一律的状况？怎么让社会科学从课堂上和书本里走向社会实践？王国维等人的境界说或许可为我们提供些许启示。

境界，在王国维看来，是评判诗词的最高标准。“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他认为，境界由“景物”和情感（喜怒哀乐）构成。一首诗，一首词，主要有两部分：写景和抒情，或者是叙事和议论（感慨）。由这两部分构成的作品，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就有了境界。他借晏殊、柳永和辛弃疾的词句描述了人生的三种境界。第一境界是疑惑、惆怅，乃至绝望；第二境界是探索、痴迷和艰苦；第三境界是发现、兴奋与成功。他在这里并没有专指诗人、词人，而是泛指“成大事业、大学问者”。这些人包括政治家、军事家、学问家等，当然也可以包括社会科学研究者。

也就是说，将他提出的境界用之于学问，用之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也是非常适合的。

“境界”一词，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来理解，是作品（诗词、文章等）所表现或隐含的情境和情感的高度、广度、深度（含广阔、丰富、深刻、回味等）。它既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状态。由于阅读体验的主观性，读者对同一作品的境界也许会有不同的感受、看法和认知。所以，境界主要是内心感受的东西。或者说，境界是作品被读者所感受到的情境和情感高度。

和诗人、词人不同，社会科学研究者很少考虑自己文章和著作（论著）的境界问题。然而，社会科学的作品也是有境界的。

社会科学研究要求真、求深，同时也要求善、求美。境界之高低，取决于研究者（学者）的动机、眼界、学风和能力。有意追求高境界者，成就高境界的可能性也大。

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求真。当然，生活的真与艺术的真是有差别的。诗词求艺术的真，科学求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真。艺术的真，要求“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所见者真，所知者深”。社会科学的真则表现为如下方面：首先是不说假话、空话，不编造、歪曲数据和事实，忠实于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其次是以科学的方法去调查、获取客观、正确和全面的数据与事实；第三是深入探讨事物的因果关系，对社会事实的发生机制乃至事物的发展规律有确切的理解、反映和概括。

社会科学研究在求真的前提下求善。所谓求善，其一体现在所提出的问题是否有关天下苍生，其二解决的方案是否有利于天下苍生。善有大小，天下苍生为大，其他皆小。

社会科学讲究研究的客观性，但客观性并不绝对排斥研究者本人求善的立场和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心，只要这样的立场和情感并不导致求真的损失。

社会科学研究也可以求美，或者说，一定要求美。所谓美者，其一在逻辑，无懈可击者为美；其二在张力，回味无穷者为美；其三在结构和语言，结构严谨、工整、错落有致者为美，语言准确、简洁、流畅、生动者为美。

求真，是社会科学的第一层境界；真且善，是第二层境界；真、善且美，是第三层境界。

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古人追求学问最高境界的一种表述。他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也就是将人融入自然之中，以人为自然最核心的存在，为自然树立人的精神和人的标杆。“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简单地说，就是求道、传道和用道，为百姓求道，为圣人传道，为社会用道。

将张载的观点和王国维的观点融合起来，求真（求道）、求善（传道和用道）和求美是一个三阶段的过程，最终“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求，是一个过程，真、善、美，就在追求之中。

进一步说，真正的人生是一个追求境界的过程。作为学者的人会将其抱负、眼界、良心与良知、态度和精神，融入科学研究之中，最终将真、善、美内含在论著之中，成为境界之内容。王国维的三种境界，也体现在成就“大事业、大学问”者不同阶段的作品（大事业者的作品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大学问者的作品则是诗词、文章等）之中。

关于前人所论境界，还需进一步探索，尤其是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之时。我相信，学者的研究和诗人、词家的写作，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妙”也许就是都要追求境界。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编辑：张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