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功是因为毛泽东的信而被枪毙的吗？

文/孟俭红

1937年10月5日黄昏发生的抗大干部黄克功枪杀陕北公学女友刘茜案，有不少人认为是毛泽东写给审判长雷经天的信导致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黄克功死刑，一些人进而认为中国共产党以权凌法。事实真的如此吗？

抗大提出死刑建议，部分群众主张杀人偿命

刘茜尸体被发现后，主持抗大工作的罗瑞卿立即通知重大嫌疑人黄克功谈话。黄克功坦承杀了人，交代了事情经过，但他不认为自己是犯罪，反而说杀人初衷是为了维护军人的荣誉和尊严，属于正义的革命行为。紧接着，由抗大、陕北公学和边区保安司令部等单位联合组成的审讯组很快就查明了真相。

得知基本情况后，罗瑞卿代表抗大向中央作了报告，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将黄克功逮捕收监，按刑法，杀人者偿命；二是黄克功事件是前所未有的事件，该作如何处理？请延安各单位组织讨论。这个建议既充分发扬了民主，又能教育干部，中央同意了抗大的意见，并指示边区高等法院审理该案件。

大讨论中，严惩派与同情派展开激烈的争论，一派主张杀人偿命，一派主张戴罪立功。

◆黄克功、刘茜

主张严惩者认为：黄克功身为老革命，强迫未达婚龄的少女与其结婚，已属违法；采取逼婚手段，违反婚姻自主原则；自恃对党有功，杀害革命同志，极端残忍自私，应处极刑，以平民愤。如果不杀，少数居功自傲的干部将更加为所欲为。

同情者认为：黄克功犯了重罪，按理应处死刑，但他资格老，流过血，立过功，在急需人才的国难时刻，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还说，黄克功杀刘茜，已经损失了一份革命力量，如果再杀黄克功，又失一份革命力量，那将是革命事业的损失。更有人搬出红军法令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1934年4月8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35条规定：“凡对苏维埃有功绩的人，其犯罪行为，得按照本条例各该条文的规定减轻处罚。”）说，黄克功对苏维埃有功，可以免除死刑，叫他上前线去将功赎罪，死在战场上总比被自己人枪毙好。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建议处以极刑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是什么意见呢？当时高等法院成立不到3个月，由审判庭庭长雷经天代理院长。雷经天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百色起义，与黄克功一同走过长征路。他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不是法律专科，尽管他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但还是第一次参加法庭的审判工作，党内大多数干部也没有什么法制观念。遇到的黄克功杀人这样影响巨大的案件，他们的挑战和压力可想而知。

◆毛泽东就黄克功案给雷经天的信。

雷经天在深入调查、认真取证后，认为黄克功逼婚未遂，故意杀人，证据确凿。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了案情和处理意见，建议严格依法办事，对黄克功处以极刑：

“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共产党员都是无产阶级优秀的先进战士，共产党应有铁的纪律，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号召更多的人民参加这一伟大的抗日斗争，使这些纲领能够迅速的、普遍的、更加彻底的实现，我们共产党员，每一个布尔什维克都应该是实现这一纲领的先锋与模范，由于如此，共产党员有犯法者应从重治罪，所以必须对黄克功处以极刑。”

毛泽东态度鲜明——这样的人不杀，我们不是共产党

毛泽东是何时知道此事的？据机要秘书叶子龙回忆，出事当天，罗瑞卿就把这件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很愤怒，说：“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不久，叶子龙就收到了黄克功和雷经天写给毛泽东的信。黄克功在信中除对自己的罪行忏悔外，请求“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今后为党尽最后一点忠。”

目前未发现党中央、中央军委研究如何处置黄克功的档案资料，但依毛泽东后来给雷经天的信可以判断，当时应该开过这样的会，至少毛泽东曾经和有关人员商议过。

后任抗大第三分校政治部主任的李逸民回忆说：“罗瑞卿在（抗大）研究这个案子的会议上有个发言，说他反反复复考虑了群众中间的不同意见，更明确了这样一条基本原则：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任何功劳、地位都不能阻挡依法制裁，不能例外。黄克功敢于随便开枪打人，原因之一就是他自恃对革命有功，没把法律放在眼里，我们不惩办他，不也是没把法律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吗？况且，在这个问题上应服从大局，延安已成为全国瞩目的抗战堡垒，不愿当亡国奴的广大同胞都在关注着我们，立志救亡的革命青年正源源不断涌向延安，这是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这是我们面前的一个大局，因此，不依法处理这件事，全国人民该怎么看待我们？”

毛泽东十分赞赏罗瑞卿的见解。在电影《黄克功案件》中，毛泽东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可以对付外强，也可以处理自己，既然国民党想宣传这件事情，我们就奉陪到底。我们要让全天下人都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依法审理犯了错误的党员的。”不知真实的历史中是否有这样一段话，但这毫无疑问代表了毛泽东当时的心境。

经过慎重考虑和研究，10月10日，毛泽东给雷经天写信，同时答复了黄克功。

公审判处黄克功死刑后，毛泽东给雷经天的信才送到

10月11日，延安北门外陕北公学大操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举行群众公审大会，中共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亲自到会，雷经天担任审判长。公审分为提起公诉、审讯被告、询问证人、群众代表发言和辩论等环节。

◆黄克功案群众公审大会（《黄克功案件》剧照）。

最后，雷经天严肃宣布：“值兹国难当头……我们用血肉换来的枪弹，应用来杀敌人，用来争取自己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解放，但该凶犯黄克功竟致丧心病狂，枪杀自己的革命青年同志，破坏革命纪律，破坏革命团结，无异帮助了敌人……”本庭判决凶犯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

对判决结果黄克功没有表示任何反抗、抵触的情绪，他只是转过身来，面向群众举起双手，高呼了几句口号，随后便跟着行刑队向刑场走去。

就在黄克功走到会场边时，一匹快马飞奔而来，来人翻身下马，径直向雷经天走去，递给他一个信封。这封信就是毛泽东10月10日写给雷经天的，以答复雷经天和黄克功给他的信。

因为毛泽东在信中建议当着黄克功的面向大会宣读，雷经天与张闻天商议后，命令把黄克功带回来，重新站在被告人位置上。听完雷经天宣读，黄克功悔恨地低下了头，随即被枪决。

多处文章记载，毛泽东的信是在黄克功被判处死刑、即将行刑之际送到公审现场的。也许这是毛泽东的有意为之，就是要让法律来制裁黄克功、让人民来公审黄克功，而不是党中央先定调法院再执行。毛泽东的信不仅代表他自己，更代表了党中央的意见，完全赞同抗大和法院“处以极刑”的建议，同时表示极大的“惋惜”。可以说，没有毛泽东的这封信，黄克功依然会被判处死刑。

黄克功案件的审理合情合法，毛泽东的信彰显从严治党、从严治军

有人至今有两个不解：一是黄克功为何不能戴罪立功？二是黄克功为何不能特赦？

戴罪立功自古有之，放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放在黄克功这样一个有丰富战斗经验的指挥员身上，是让黄克功为刘茜偿命，还是留一条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哪一种选择的价值更大？这是各方争论的焦点。

当时抗大一位中层干部就曾大叫：“黄克功可以独当一面地开辟工作，能打开一个县、一个地区的局面，不要说一个刘茜，就是十个刘茜、一百个刘茜也抵不上一个黄克功。”电影《黄克功案件》也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位老汉说：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可我的儿子媳妇都让鬼子杀害了，谁给他们报仇？今天，我替这个后生死，让他上战场去杀鬼子，给我儿子媳妇报仇不行吗？

对此，雷经天的观点很明确：刘茜和黄克功在很多方面是无法平等的，但在法律面前必须平等。无论是民国法律还是红军纪律，应以命抵命，这是法理。如若官贵民贱，权大于法，延安就会有更多的人以功臣自居，享有特权，胡作非为。如果我们今天不判黄克功的死刑，就是判未来的死刑。

◆陕甘宁边区审判史陈列馆中展出的法官学习制度。

至于赦免有功之人，中外亦不乏其例。影片《黄克功案件》也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雷经天一方面安排好了行刑人员，另一方面又备了一口棺材、一匹快马。棺材好理解，枪毙后安葬黄克功；备马，就是一旦毛泽东作出赦免的决定，黄克功可以立返前线。

而在赦免这件事上，当时也有国民党的类似例证。在黄克功案发生前一年多，即1935年冬，国民党军官张钟麟（即张灵甫）枪杀妻子吴海兰，轰动国统区。初审为死刑，后改判十年徒刑，但1937年初，张灵甫竟然出狱了。出狱原因有传言说是为了抗战大局，蒋介石开释了除政治犯之外的在押官兵，让他们戴罪立功。不管真正原因是什么，事实是张灵甫此后在抗战中屡立战功，加官晋爵。故而有人拿张灵甫案比较黄克功案，说黄克功可以赦免。

但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因为黄克功对革命有功就赦免他，毛泽东回信说得很清楚，“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必须被处决。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的眼光很长远——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新中国奋斗的，因此，“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此外，毛泽东坚持公开审判，蕴含着深意：这不是审判一个黄克功，是全民、全国在审判我们延安政权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要带出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因此，只有从严治党、从严治军，才能树立人民政党、人民军队、人民政权的形象，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

在给雷经天的信尾，毛泽东曾交代“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但刘茜一人赴延安，其山西家人躲避战乱流落外地，无法取得联系，故这条指示未能落实。77年后，电影《黄克功案件》公映，刘茜的弟弟、甘肃农业大学退休教授董家伦教授，在家人搀扶下第一时间观看了电影。作为“刘茜同志之家属”，电影犹如把他请到了当年的公审现场，他含泪看完，感怀颇多，致信电影《黄克功案件》的编剧王兴东，说电影“尊重历史本来，表叙正本清源”，“黄克功案件的正确处理和电影的广泛播映，更加证明了我党对法律规范，对法制建设的信心与信念一以贯之，初心不改！”

电影《黄克功案件》中，雷经天的一段台词振聋发聩，令人警省。他说：“共产党姓共，就是与劳动人民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待遇；姓共，就是与各民主党派同舟共济，共同抗日；姓共，就是与民众权利共享，不以特权优待自己。”他还说，“这次公审，就是要让全国抗战军民，让我们的敌人，让世人，让后人，看到共产党绝不包庇自己犯罪的干部，不为自己的功臣网开一面，不搞官贵民贱，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共产党纪律是铁打的，政权才是铁打的。”这段话虽然是后人编剧，但历史已经证明，编剧并非虚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变迁印证了这段台词的真理性。

综上，黄克功非因毛泽东的信而被枪毙，完全是咎由自取，判处死刑符合当时的民意和并不完备的法律，合情合理合法。毛泽东的信在公审判处死刑后才送到，丝毫未影响法院判决，他的意见综合了民意和党中央的考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治军、依法治党治军的理念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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