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100周年】乐亭党史人物：赵纫兰

资料来源：乐亭县委党史研究室

1884年1月21日，赵纫兰出生于乐亭县大黑坨村。1899年，赵纫兰与李大钊结为夫妻，成为李大钊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贤内助，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不寻常的贡献。

赵纫兰与李大钊成婚后，侍奉老人，料理家务，照顾丈夫，激励他发奋读书。1905年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堂，赵纫兰随后历经了家庭生活的严峻考验。1906年秋天，祖父李如珍去世，赵纫兰挑起家庭全部重担。她遵循祖父遗命，典当挪借，不惜卖掉家中仅有的田产，为李大钊筹措学费。

1907年夏，李大钊去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此后求学六载，学费所需，家事件件，全部由赵纫兰辛苦经营。李大钊专心学习，努力进取，被誉为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法政三杰”。

1909年11月2日，赵纫兰生下一子，大儿子李葆华来到人间。时隔两年，1911年11月21日，赵纫兰又生下女儿李星华。儿女成双，赵纫兰喜不自胜，奋力支撑家庭之舟，等待李大钊毕业归来。就在这时，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中华民国成立，政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李大钊于1913年夏天结束津门读书生活之后没有谋差求职，挣钱养家，而是到北京谋求出国留学的途径。赵纫兰了解到丈夫的这一心愿，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典的典、卖的卖，还向娘家借了些钱，交给李大钊路上使用。李大钊在赵纫兰的支持和朋友帮助下，1913年冬去了日本留学。留学期间，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为后来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留学3年，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到北京创办《晨钟报》，因和汤化龙等政界要人发生冲突，辞去《晨钟报》编辑主任职务，才得以在1916年中秋节赶回家乡与她和孩子们团聚。李大钊在家住了些时日，又返回北京与人创办《宪法公言》杂志，她又默默地带着孩子守在家里。

1917年，李大钊身羁京华，为创办《甲寅》日刊奔忙，同年进入北京大学出任图书馆主任。1918年暑假结束时，赵纫兰带孩子迁居北京。

赵纫兰和一家人在北京定居后，很快结识了一大批教授、学者的夫人。她待人诚恳，处世随和，颇得诸位夫人的好评，是众人公认的贤妻良母。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热衷宣传马列主义，和陈独秀等人一起编辑《新青年》杂志，还一起创办了周报《每周评论》，整日忙碌，食宿不定。赵纫兰精心照料李大钊的日常生活。

1919年暑假前，怀有身孕的赵纫兰，为让李大钊专心从事革命活动，返回家乡大黑坨村。1920年初秋，赵纫兰再次来到北京。同年，李大钊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除负责图书馆工作外，还在该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开授了一些课程。李大钊的月薪在200元左右，但因他时常周济家庭困难的学生和工友，还要抽出一部分为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做活动经费，带回家的没有多少，日常开销入不敷出。赵纫兰得知李大钊把钱都花在正经地方后，没有任何怨言，开始精心地筹划家中的日常费用，一切开销从简，处处勤俭持家，不让李大钊为家庭生活分神。后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得知此种情况，吩咐会计科每月发薪时扣除一部分，直接送到赵纫兰手中。赵纫兰为李大钊的义举默默承担沉重的家庭生活压力，蔡元培破例“干涉”李大钊家庭生活的开支，一时传为佳话。

1921年春天，北洋军阀政府断绝教育经费，拖欠教职员薪俸，李大钊率先参加北京8所院校教职员工向政府要伊斯兰教育经费和清偿积欠薪俸的斗争，赵纫兰予以全力支持，为维持家中生计想尽办法，甚至典当家中的衣物。到这时，赵纫兰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已经懂得一些革命道理。每当李大钊在家里与同志们谈论事情，她就机警地到门外放哨，有时还会帮忙传送情报，跟随李大钊为开展革命事业出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成为党在北方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再也无暇安心教书，频频南下，为促成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到处奔波，使赵纫兰时常牵挂丈夫的安危，家庭也时常受到惊扰。1923年冬天，在李大钊去上海期间，李家四周总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转悠，赵纫兰不得不请弟弟赵小峰帮她守家。

1924年，李大钊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带着葆华匆匆离京，到昌黎五峰山韩文公祠避难。就在他和葆华离京的当晚，李家遭到军警搜查。赵纫兰庆幸李大钊及时脱险，见北京再也无法留居，就带着星华、炎华、光华返回了大黑坨。

1924年初秋，在北京各个学校开学之际，赵纫兰带着孩子们又回到了北京。此番回京，赵纫兰没有搬回令人寒心的铜幌子胡同甲3号，而是与李大钊的一个朋友在邱祖胡同合租了一所宅院。不久，她接到李大钊从莫斯科寄来的一封信，要她给他买一些有关太平天国的书寄去，以在东方大学讲课使用，同时还要她把他的皮大衣捎去。她知道，李大钊准备在莫斯科过冬。她尽管很想念李大钊，却希望他越晚回国越好，她最希望的是李大钊平安无事。

不久，北京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冯玉祥将军发动军事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紧接，冯玉祥又电请孙中山北上，废除了对李大钊等人的通缉令。李大钊回到北京，稍加休整就投身到紧张的革命工作中。赵纫兰想方设法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不让他费一点心。

1925年下半年，在南方国民政府成立并誓师北伐后，李大钊等人策动北方国民军发动反对奉系军阀的战争，致使郭松龄在滦州倒戈，直驱沈阳。与此同时，又在北京相继发动关税自主运动，搞起轰轰烈烈的“首都革命”，闹得段祺瑞政府惶惶不可终日。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悍然下令向到国务院请愿的群众开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李大钊在惨案发生时，险遭不测，到后半夜才返回家中，叮嘱了赵纫兰几句话，又匆匆离家而去。次日清晨，穿着灰色长衫的便衣警察布满了李家的房前屋后。李大钊又被通缉，不得不隐身作战。到这时，此时的赵纫兰，比两年前成熟多了不管有多大的风浪冲击这个家庭，她都会镇定自若、毫不惊慌的。

半个月后，国民军进入北京，赶走段祺瑞，搞垮执政府，李大钊才重新回到家里。五六天后，奉直联军攻入北京，国民军被迫撤到南口一线。李大钊谢绝了国民军保护他出京的恳求，搬到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兵营，坚持留在北京继续战斗。张作霖到北京后，获悉李大钊尚在首都，立刻颁布了逮捕令。李大钊对此不加理会，在苏联驻华大使馆营区继续主持北方国、共两党的领导工作。就在这时，赵纫兰又有孕在身。她见李大钊处境危险，几次劝说他听从党中央安排，去南方工作，但李大钊坚持留在最危险的地方工作、战斗，不愿把北京的工作扔下。她只好听从李大钊的意愿，尽力在生活上给予照料。1926年12月，赵纫兰生下小儿子欣华。因李大钊不便回家，她把欣华抱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营区，让李大钊与新出生的小儿子见了面。欣华满月以后，她把婴儿交给奶母照料，带着两个女儿去了苏联驻华大使馆营区，从生活上照料李大钊和他的战友们。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不顾国际法规，悍然派军警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辖区搜捕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李大钊被捕入狱，赵纫兰也被拘捕。到4月28日傍晚，她和星华、炎华被放回家中。到了家里以后才知道，就在这天下午，李大钊被处以绞刑，已经壮烈牺牲。当她看到刊登李大钊英勇就义消息的《晨报》时，一连昏死过去三次。

李大钊牺牲以后，赵纫兰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创伤，身体每况愈下。支撑她顽强地生活下去的，是两大心事：一是李大钊就义后，灵柩一时不好安葬，被暂放于宣武门外的妙光阁浙寺，尚未入土为安；一是孩子们太小，最小的儿子刚刚几个月，她不能倒下。

1927年6月10日，赵纫兰带领星华、炎华、光华、欣华回到了乐亭老家。北京大学按月寄生活费，以及亲友资助，一家人的生活尚能勉强维持。

1929年夏天，葆华从日本归来看望母亲，赵纫兰叮嘱长子要在日本好好学习，继承父业。1931年夏天，她又托李大钊在北京的朋友，把星华、炎华、光华等送到已改称“北平”的北京继续上学。她要让孩子们完成学业，继而从事李大钊未竟的革命事业。星华到中法大学孔德学院上学后，半工半读，于1932年夏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葆华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辍学归国，于1932年回到冀东参加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国工作，成为了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当再次见到葆华时，她高兴地掉下了眼泪，激励他像李大钊那样投身革命，不要惦念她和妹妹、弟弟。

1933年4月，中共地下秘密组织决定由赵纫兰出面，求助北京大学出面为李大钊操办葬礼。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是李大钊的老同事，与李大钊相交甚驾，他到处周旋，终于得到国民党当局的默许。紧接，他又组织人发起募捐，筹集了一笔殡葬费用。安葬李大钊灵柩的事情有了着落以后，赵纫兰拖着病体于1933年春天义无反顾地来到北京。当党组织派人找她联系，商议把李大钊的葬礼搞成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时，她毫不迟疑地回答：“李先生是属于党的，他是为革命而死的，党组织怎样指示，就怎样办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去做。”当蒋梦麟派人提出别把声势搞大，走离浙寺较近的西便门出城时，她却没有同意。她坚持要从城里走，她说：“李先生生前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又死得这么悲惨，马马虎虎地出殡，我于心不忍！”

1933年4月23日，按农历计算，是李大钊就义6周年的后两日，李大钊烈士的公葬仪式在北京举行。沿途送葬的群众很多，党组织借机组织青年学生搞起了示威。送殡队伍行至西四牌楼时，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镇压。当时，不少人被捕，殡仪队伍被冲个七零八落。

赵纫兰又气又恨，坐在骡车上看着这一切。出殡场面被搞成这个样子，她一点也不后悔。她心中只有对反动当局和破坏出殡的暴徒恨。是日下午，李大钊的灵柩被护送到香山东麓的万安公墓。在墓穴旁边，她见到了地下党组织派人送来的一块墓碑。墓碑上方刻了一个红五角星，内镶镰刀斧头图案，竖刻的一行大字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碑的背面刻的是对李大钊的革命功绩给予高度评价的碑文。她看着这块珍贵的墓碑，泪水流个不停，感到无比欣慰。

安葬李大钊归来，赵纫兰一病不起。1933年5月28日，赵纫兰病逝，终年50岁。她留下的惟一遗嘱，就是把自己的躯体埋在李大钊的墓旁。

1933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召开会议，鉴于赵纫兰多年的表现，特别是在李大钊牺牲后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培养教育子女投身革命的壮举，决定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决议，刊登在中共北方局的内部刊物《北方火线》上。

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安葬着革命先驱李大钊的灵柩，陪伴李大钊长眠地下的是他的夫人赵纫兰。李大钊烈士陵园于1983年在万安公墓的园林中修建时，赵纫兰的灵柩随同李大钊的灵柩迁葬至陵园单辟的墓地上，墓碑上的镌字由原来的“李夫人墓”改刻成“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同志墓”。“赵纫兰同志”，是对这位伴“忠魂铁血”（何香凝题词）长眠香山的杰出女性最确切的称呼。

编辑：陈友海 杨 扬

主编：金 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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