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纽约亚裔劳工在当下的困境与斗争

2021年3月27日，美国纽约，当地爆发亚裔反歧视大游行。

本文采访了三位年轻的亚裔组织者。Kai Wen Yang（KWY）是一名纽约长大的华裔移民，刚取得社会学博士，是“学生反雷诺组织”（Students Organizing Against Reynolds）的初创者之一。Yolanda Zhang（YZ）是“青年反血汗工厂”（Youth Against SweatShops）的成员，也在“法拉盛工人中心”（Flushing Workers Center）工作。Sarah Ahn（SA）是“法拉盛工人中心”（Flushing Workers Center）的主管。
这些小组在行动上常常互相声援、合作。在具体的议题上也往往和全国性的运动联动。SOAR（学生反雷诺组织）成立于2012年，雷诺公司的子公司Pactiv在新泽西Kearny有一家生产雷诺标志性产品便携饭盒的分厂，约有一百个工人，主要是华人女工，但也有男性和拉丁裔的工人。这家分厂的劳动环境非常恶劣，厂内的高温甚至会导致昏厥。厂内工人决定组建工会，但遭到Pactiv的镇压。一半的工人被解雇，剩下的工人则被迫承担双倍的工作量和延长的工时。这是SOAR介入的节点，虽然对于学生而言，“学生债务”是当时席卷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调，但SOAR认识到学生不仅仅是消费者，他们也是劳动者——无论是作为无薪的实习生还是校内的助教。因此，SOAR的短线目标是在校园里抵制Pactiv的产品，长线目标则是终结血汗工厂和超时劳动。
SOAR是关注女工权益的全国性运动Ain't I A Woman? （难道我不是女人吗？简称：AIW ）运动的一部分。AIW 运动是由一群纽约的服装工人发起的与时装品牌DKNY对抗的运动。当DKNY的创始人唐娜-卡兰等富豪女性被主流女权运动奉为偶像的时候，为DKNY制作衣服的服装工人却被迫每周工作七八十小时，没有加班费，工资也低于最低工资。AIW运动是一个由女工领导的全国性的社区外展和教育活动，要求那些从血汗工厂劳力中受益最大的人承担责任——无论我们是在服装厂、家庭保健还是办公室工作。AIW运动由华人职工会（Chinese Staff & Workers' Association）和全国反血汗工厂连线（National Mobilization Against Sweat Shops）发起。
除了血汗工厂，超时劳动的另一受害者是大量由有色人种妇女担任的家政工。2018年，纽约州长库默（Andrew Cuomo）联手州劳工厅通过政令，以允许保险公司和护理公司能强迫照顾老人病患的长期家政工连续工作24小时，而仅支付13小时工资。家政工的处境在2020年纽约新冠大流行时进一步恶化。一方面要照顾属于高危人群的老人，另一方面却难以获得防护用品。讽刺的是，家政工是疫情下不可见的受害者，库默却在新闻发布会上不断大出风头。
亚裔劳工的困局不仅在工作之中，他们在纽约的居住和生活也遭到了资本的威胁。大量地产资本进入法拉盛唐人街圈地盖楼，士绅化的结果是房租大幅上涨，多依仗廉价租房的劳工被迫逼迁（displacement）。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典型的士绅化案例涉及复杂的种族关系。华人政治精英如纽约市议员顾雅明、陈倩文都是士绅化的推手，而被逼迁的法拉盛劳工，除了华人之外也包括非裔和拉丁裔。
本篇访谈从几位亚裔青年组织者的视角出发，谈及上述诸议题及相关的行动和策略。
“难道我不是女人吗？”：种族、性别与阶级
澎湃新闻：Ain't I a Woman? 运动（AIW）的名称来源于索杰纳·特鲁思（Sojourner Truth）的著名演讲，众所周知，这是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斗争的早期誓言之一。你觉得现在的AIW运动走的也是交叉性斗争的路线吗？它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减少工作时间，但是否也同时关注基于阶级、性别和种族的诉求？
YZ：AIW运动是一个由各行各业劳动者参与的群众运动，但其首要领导者是家庭护理女工。AIW反映并超越了交叉性的范畴。今天，金融资本统治了一切。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则加深了剥削。家庭护理机构强迫工人24小时轮班工作，只有13小时的工资。这种非人道的血汗工厂做法特别针对移民妇女家庭护理员。许多上24小时班的家庭护理员报告说，她们经常被要求不仅为病人负责，而且为病人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做午餐和晚餐。更糟糕的是，24小时轮班和强制加班的血汗工厂做法正在向其他行业普及。蓝领和白领工人都不断被要求增加工作时间。尽管存在种族、族裔或性别差异，但血汗工厂经济剥削了我们所有人。
承认重叠的压迫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解决阶级剥削问题，因为它是一切形式压迫的基础。AIW作为一个群众运动，呼吁每一个劳动者承担起责任。与交叉性政治不同，它的目的是团结劳动人民，以消除剥削。家庭护理工人的斗争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家庭护理员拒绝把自己看成是乞求施舍和倡导的受害者；相反，他们鼓励其他人承担起反对24小时轮班和剥削的斗争，这影响到我们所有人。例如，我作为一个在校的“特权”移民女性，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无偿实习和24小时的论文写作也是一种剥削，直到我从家政服务员的经验中了解到这一点。参加AIW为我揭穿了所谓的“智力劳动”优越性的迷思，帮助我在我们计划的每一个行动中看到自己的利害关系。正是这样，AIW才真正做到了由工人阶级领导，并由更多的人参与。
SA：AIW的运动是为解决不同性别和种族在我们更大的剥削体系中所面临的超级剥削而进行的斗争。虽然所有的工人都受到剥削，但在美国，一段可以追溯到奴隶制的漫长历史以种族来合理化对黑人的非人待遇，并加深对他们的剥削。种族化的剥削甚至持续到今天。妇女的情况也是如此。AIW成立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解决妇女受到双重剥削的问题。妇女在血汗工厂工作很长时间，但回家后却要做更多的工作，因为她们要照顾家庭和家人。在美国，一些女权主义者试图对抗这一状况，她们干脆说，女性不应该在家里工作，而应该在外面的工作场所工作。当然，女性应该有平等的工作机会，但这并不能解决剥削的问题。护理、家务以及所有劳动者必须做的隐形劳动并没有消失。我们的斗争以有色人种女工为中心，因为我们处于底层，在这方面面临着最严酷的条件，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里。我们带头并联合其他工人共同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并掌控自己的时间。我们的斗争不仅仅是承认重叠的压迫。超时劳动与血汗工厂
澎湃新闻：这就引出了工作时间的问题。虽然24小时工作的残酷工作状态最令人发指，但我们注意到，你们斗争的重点不是为了补偿，而是结束超时劳动。以工作时间为主要问题而斗争的思想资源是什么？是否有其他运动与这种以时间为中心的斗争产生了共鸣？
YZ：为时间的掌控而抗争是美国劳工运动的传统，这一传统曾经要求每天工作8小时。它随后普及到世界各地。现在，有加班费的权利，但没有拒绝加班的权利。我们所做的，就是重新找回这一工运传统，掌握自己的时间。
1199SEIU是一个所谓的进步工会，它拒绝抗争许多会员忍受的24小时轮班制，尽管它深知这些轮班损害了工友的健康，对他们的家庭产生了负面影响。相反，它呼吁像提高最低工资这样的胆小改革。像1199SEIU这样的改革派，只想着把工人卖掉，换取更多的面包屑，同时维持24小时工作日这样的现代奴隶制。他们的行动是对曾经把控制时间放在中心位置的劳工运动的背叛：它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即使工人加入或组织工会，也应该长时间工作。如果真的关心工人阶级的解放，都应该站出来强烈反对24小时工作制。
民主党人曾宣称他们与刚刚卸任的总统特朗普不同。然而，纽约州州长民主党人安德鲁·库莫（Andrew Cuomo）和特朗普一样，都是性别歧视者。库默与血汗工厂式的家政服务机构和私人保险公司勾结，强迫家政服务人员24小时轮班。去年，在库默的眼皮底下，这种血汗工厂式的非人手段变得合法。库莫一直都在为特朗普为虎作伥。现在拜登赢得了大选，并承诺支持妇女和有色人种，我们要他对他说的话负责，要求他干预库莫继续的24小时工作制。
澎湃新闻：我很好奇SOAR的历史，你能介绍一下你和其他人参与“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学生债务的情况吗？你曾经写到：“我们发现问题不仅仅是学生债务，债务只是加深了剥削，结束债务不一定意味着结束剥削，同样的状况还可以重现。”以及“Pactiv工人要求结束强制加班，是解决我们目前状况更彻底的方式。”
KWY：当“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的时候，我与朋友围绕着不断增加的学生债务进行讨论，这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要议题之一。当时的学生债务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学生债务是一种加深剥削的机制。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校园里工作，也有些人在不同的公司做无薪实习生，有些人找到了固定的工作。我们所有人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即现在所有的工作场所都希望工人签署放弃拒绝加班的权利。如今，雇主要求工人接受加班，否则便不聘请他们。为了偿还他们的学生债务，这些年青雇员被迫签署這类合约。更糟的是，很多学生债的背债者其实是为子女贷款的长辈。对他们而言，退休将不复存在，老了还得继续工作，以偿还这些债务。而对抗债务的斗争非常有限，我们采取的是解决剥削和强制加班的方式。SOAR是以网络的形式组织起来的。我们中的一些人还参加了其他行动。除了宣传，我们鼓励积极分子还能做一些别的工作，并鼓励其他人参加反对剥削和强制加班的斗争。
澎湃新闻：能够讲述一下包装工在Pactiv公司组织的过程吗？Pactiv公司有试过哪些反工会的手段？
KWY：多年来，Wan Zhen Huang, Lili Cisneros和其他70多名包装工在新泽西州的基尼（Kearny）工厂工作，为雷诺集团的子公司Pactiv公司制造塑料容器。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女性。她们在闷热的条件下，在机器上做苦工，每班工作12小时。这些集装箱大多被运往沃尔玛和好市多。2010年6月中旬，包装部的许多Pactiv工人来到华人职工会（CSWA），因为工厂关闭了所有窗户并且不提供水，一名工人晕倒。华人职工会帮助工人们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并将他们介绍给钢铁工人联合工会。2010年8月初，Pactiv总部派了一个管理小队到基尼的工厂，向工人们做出承诺，同样也威胁了工人。2010年9月16日，举行了工会选举，但工会败诉。2010年11月左右，Pactiv公司被雷诺集团收购。2011年初，Pactiv公司开始增加工作量。工人们对这种状况怨声载道。作为回应，Pactiv公司进一步增加了工作量，并制定了相关制度以对敢言的工人纪律警告。2011年5月，Pactiv建立了一套全新的评价体系，那些敢于直言的工人都被打了低分。2011年7月15日，Pactiv裁掉了41名最直言不讳、支持工会的包装工人。2011年9月，对于还在工厂里工作的工人，Pactiv为了赶生产，增加了工作时间，实行强制加班，并将机器提速。这些举措的结果就是有工人因此受伤。
Pactiv公司女工的经历表明，长期失业和强制加班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尽管劳动人民被告知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政客们也打着 "创造就业 "的竞选口号，但我们看到的是，工作是存在的，但这些工作却被强加给了那些已经在工作的人。2011年7月的解雇事件后，仍在店内工作的女工承担了额外的工作量并延长了工作时间。在Pactiv的经历对于来自不同行业、不同民族种族背景的打工者来说非常普遍。法拉盛工人中心：反逼迁与跨种族团结
澎湃新闻：法拉盛工人中心是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组织，斗争目标不仅包括改善工作条件，也包括住房问题。这是怎样的一种策略？
YZ：自由主义策略往往会把逼迁降维成住房问题。之后的解决方案往往会是市场导向的（经济适用房政策）。但“经济适用房”不仅从来就不经济适用，而且其开发完全依仗于对开发商重新规划（rezoning）的支持。通过给开发商税收优惠，以换取少量的“经济适用房”。结果，进驻的房地产项目只会增加房产价值，然后增加房产税和租金，这将导致逼迁。与这种策略相反，我们认为逼迁是一种剥削。血汗工厂的老板偷我们的工资，而房东偷我们的租金。打工者面临着工资被偷，也面临着租金上涨的问题。与纽约其他地方一样，法拉盛的工人们重新分割客厅，与多个室友分担租金。由于我们的长期目标是消除剥削，因此，反对逼迁和打击偷薪的斗争是密不可分的。
现在纽约市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和纽约市议员顾雅明在法拉盛推动逼迁。这一政策如此糟糕，以至于连小业主都被赶走了。为了对抗逼迁，我们进行联盟建设。但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在法拉盛，工人正带领租户、小企业和小业主对抗着纽约的逼迁。
澎湃新闻：法拉盛工人中心是如何创立的？中心如何团结不同族群？
SA与YZ：中心是由当地社区的工人创办的。的确，当地社区也生活着老板，这一社区的主要成员都是工人。我们的成员主要来自餐饮、美甲、汽车服务等服务行业，也包括更接近“白领的”行业，如教育和社会工作。法拉盛社区中心的初创成员有着多种族、多族群、多行业的背景。简而言之，中心就是向所有不同阶层的工人开放，这一点非常重要。一是因为法拉盛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社区，所以只组织某一背景的成员是没有意义的。但也正是因为有许多种群间的分化让我们的联合很困难，我们格外强调要团结所有不同的工人。这对于我们的使命是第一位的，也是在最初从各种背景的工人找到代表前就要做的。
美国非常善于在不同族群间制造对立，甚至在一个种族内部也是如此（中国的不同地区或中国人对韩国人之间）。从这个国家建立之初，富人就这样维持控制。所以在团结不同群体时，我们当然面临很大的困难。移民来到美国追逐美国梦，很快就发现这更是美国的噩梦。他们很容易被这样的信息所迷惑：你不能出人头地，因为有其他群体受到青睐。与此同时，在看到自己的经济保障消失时，白人和黑人（以及现在越来越多的已经成为美国公民、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代的移民）工人会对移民进行指责。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一机制如何使特朗普以‘建墙’为口号而成为总统。华文报纸将黑人歪曲为社会福利里“搭便车的”，黑人媒体则将亚裔美国人描绘成经济不平等的富人肇事者，使后者成为易被掠夺的对象。虽然有这一使种群间团结变得困难的背景，但通过法拉盛工人中心的组织工作，我们还是看到了许多改变和进步。通过在工作场所和整个社区的斗争，我们不断揭穿这些神话，让不同背景的工人聚集在一起，共同对抗他们所面临的剥削。这时，我们就能看到分化如何被用来对付我们，也能更清楚地看到谁才是造成我们共同苦难的真正原因。
澎湃新闻：法拉盛工人中心如何团结当地居民？中心的资金从哪儿来？中心与政府，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的关系如何？除了抗议活动，在社区里有没有类似互助动员的活动？
YZ：我们通过住房/重新规划的斗争与当地居民建立联系。我们与政府没有任何关联。
SA：我们以多种方式与我们的社区联动。我们发动互助，我们也和政府机构建立联系，如劳工部或各种检察院及其他基于社区、社会和政府的机构，但我们不依赖这些方式或机构中的任何一种。例如，第一波新冠大流行非常剧烈地袭击了纽约市，我们当时立即采取行动，组织救援工作。一些家政工为在感染的高峰时期工作，但没有任何个人防护装备。我们就为她们提供个人防护装备。我们从家政工和其他工人那里筹钱，并结合有限的政府资金和私人资金，以这些钱来购买和分发个人防护装备。这是我们必须做的，但并非我们的最终目标。与我们所有的行动一样，我们把它作为一种把工人聚在一起的方法，让我们联结之前没能联结的工人，一起讨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来制定策略和行动，并将这些问题关联到眼下流行病之外的根本性问题。对家政工来说，这是AIW在过去5年里一直在进行的24小时运动。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政府完全无视家政服务员的健康与生命，而工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即使是在大流行之前，政府也无视他们的健康与生命，因此一些工人也就积极踊跃地参与到24小时的斗争中。
组织经验与时间管理
澎湃新闻：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你提到“强制加班不是特别的经验”。你是想建立工厂加班与当代学术环境之间的联系吗？你是如何说服学生与工人站在一起的？校园抵制的效果如何。
KWY：SOAR试图将学生与工人联系在一起。但是，更根本的是，我们认为自己是学生，同时也是工人。我们中的很多人在校期间就已经在工作了。强制加班的问题也影响着我们。当我们成功地迫使校方撤掉餐厅里所有的雷诺兹和Pactiv产品时，我们证明了当工人们团结起来时，我们有能力真正做出改变。如果我们永远把自己看成与劳动者不同的特权学生，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点。
澎湃新闻：你们如何协调校园、行业、社区的不同组织？作为组织者，你们参与多项运动，如何管理自己的精力和时间？
KWY：我们由一个统一的目标联系在一起。我们的长期目标是终结血汗工厂。我们首先在校园里传播抵制血汗工厂Pactiv的产品。从校园开始，我们与其他地方面临类似强制加班问题的组织和个人联系起来。从大学校园开始，向外传播。
我不只是工作。我也在生活。我的生活环境和我成长的街区被破坏也是我本人所面临的问题。所以对我而言，组织工作并非一个分配时间和精力的问题。如果我没有一个像样的生活条件，那我即便有了闲暇时间又如何？如果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工作时间，我又如何参与争取更好的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