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星期前,《戏剧新生活》收官。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看到了一群对戏剧艺术偏执的年轻人。也看到一群老艺术家对戏剧艺术,毕生的热爱。比如赖声川。一帧又一帧镜头下,是一份信仰的重建。《戏剧新生活》收官后,赖声川出现在许知远的《十三邀》中。镜头前,赖声川导演和妻子丁乃竺一同出镜。两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没有将头发染成黑色,妻子丁乃竺将一缕彩色的头发别在耳后。非常有气质,也十分酷。
这一期节目篇幅比往常都要长,一个多小时的节目,他们聊的不止戏剧艺术,而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在时代的艺术熏陶下,音乐、电影都是一场盛宴,饕餮之后精神世界的满足,是如今这个年代所给予不了的。谈起如今的音乐圈,他说:“很抱歉我的耳朵听不进去现在的音乐”。比如他至今没有听到真正有深度的说唱,甚至是“自私自利”“粗俗”。这不是他认识的音乐。“它不在乎自己的性器官,它在乎世界、宇宙、人类的和平等等。”
标志性的并肩长发,黑框眼镜,泛白的山羊胡,一口柔和的台湾腔。六十好几的赖声川,似乎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这幅姿态。相较于孟京辉,赖声川像是一个长者。用一种较为柔和的方式将故事娓娓道来。
作为先进最顶尖的戏剧导演,这么多年他的作品获奖无数,《暗恋桃花源》(大麦评分8.4);《如梦之梦》(大麦评分8.9);《宝岛一村》(大麦评分8.5)...几乎都是场场秒空。去剧场看一次赖声川导演的剧,成了很多艺术青年的清单之一。
可是回看三十年前,赖声川是在一片狼藉中重振戏剧艺术。80年代初期,赖声川在伯克利大学读博士。去美国读书时,他已经和丁乃竺结婚,大女儿也出生了。就这样一家三口都去了美国,如果顺利在美国毕业,他应该会有不错的发展。直到,有一天突然收到一份来自台湾的信件,打乱了他的选择。当时戏剧大师姚一苇正在筹备一个新艺术学校,希望他毕业后能来这里教书。
也许是上天冥冥之中的旨意,他和妻子放弃了美国的一切。学成归来后,他回到到国立艺术学院教表演和西方剧场史。当时环境非常艰苦。他回忆道:“学校是栋危楼,旁边就是坟场,排练也只能在餐厅里,地上全是油渍。”
教学的教材也没有,他只好自己找来国外剧本字字句句翻译,从古希腊悲剧到莫里哀的《唐·璜》《伪君子》...而当时台湾戏剧市场也是一片贫瘠。能够排练的剧院屈指可数,看戏的人也不多。用赖声川的话说即是:“什么都没有,也代表着什么都有可能。”回到台湾之后的赖声川在教书之余,认识了兰陵剧坊的话剧演员们。团长正是老戏骨金士杰。兰陵剧坊算不上正儿八经的剧场,所有的东西都是大家拼拼凑凑,缺了什么就在家里带点,为了生计他们白天有各自的工作,晚上下班后大伙们凑到一起排话剧。条件坎坷,全靠自己琢磨。一年后,赖声川捣鼓出了第一部话剧作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15个演员在台北耕莘文教院大礼堂连演两场,当时金士杰等人就在台下,前来观看的还有两位著名导演,侯孝贤、杨德昌。随后李立群、杜可风、李国修这一群人相继聚集在一起,《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暗恋桃花源》...一部又一部优秀的舞台剧诞生。《暗恋桃花源》演了三十多年,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华人舞台剧。妻子丁乃竺说:“那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时代,没有好的剧场,没有好的布景,但有着什么都不怕的勇气。当时说少了女主角,觉得我最合适,二话不说,就本色出演了......”年轻人对艺术的追求,文艺逐渐苏醒,不管是杨德昌、侯孝贤,还是赖声川、金士杰、杜可风、李立群...他们生活在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电影、音乐、戏剧,都那么地纯粹。
如果不是搞戏剧,赖声川可能就去搞音乐了。去伯克利读书之前,他是个不错的乐手,有一支自己的乐队叫“北村街头乐队(NorthCountryStreetBand)"。他是乐队中的吉他手。
忠孝东路的“艾迪亚”西餐厅是他们经常演出的地方。披头士、鲍勃迪伦成了这儿的热门歌单。当时的餐厅都被挤爆了。
据说这儿后来成了民歌运动的据点之一。胡德夫、李宗盛、罗大佑经常来这听歌,他们也都是赖声川的听众。民歌运动愈演愈烈,“北村街头乐队(NorthCountryStreetBand)”被邀请到民歌演唱会上表演,成了当时小有名气的乐队。
左为赖声川赖声川尤其痴迷披头士,披头士每出一张唱片,他就在中华路的唱片行等着。
他和唱片行的员工很熟,每次过去都会让她帮忙打听新专辑的消息。“新的披头士出来没有?”这句话成了他们之间的暗号。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依旧记忆犹新。尤其是披头士的这张《胡椒军士寂寞芳心俱乐部》。
“我记得封面还是个黑白的画,因为它是盗版,做不出彩色的封面。那一张唱片的封面算是划时代的美术作品,把他们全部人拼贴起来。”“就像看到新大陆一样,好棒。”聊到这他兴奋极了。
赖声川的夫人丁乃竺女士说:“他是一个纯粹的人。“这份纯粹,不止在戏剧造诣。它源于一个时代的浸染。和许知远的交流中,赖声川不止一次感慨到,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因为生逢60年代。
他提到最多就是音乐,这为他自己后来从事创作奠定了基础。“不管是反战的情绪,想回归淳朴的情绪,或者是面对资本社会的反思,这些严肃的话题全部出现在流行音乐里面。”
2017年,赖声川夫妇在乌镇戏剧节和老狼进行一次对谈。丁女士说:“他是一个没有音乐就不能工作的人。”直到现在音乐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赖导的创作,遇到了创作瓶颈的时候,他都试图在音乐中寻找突破点。生于60年代的他,国外嬉皮士文化肆起,好音乐接踵而来。披头士、鲍勃迪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的艺术启蒙。
他不断地重复道:
“我们那个时代的音乐,太强了。”
从他们的音乐作品中,他明白两点:第一,艺术可以大众化。第二,大众的东西可以有很高的理想。
通俗和深刻并不违背。
但是纵观当下的艺术,音乐也好,电影也好,似乎总是用商业在界定好坏。
久而久之,导致越大众化的东西越缺乏思考性。
我们为什么而创作?
为了生活本身?还是为了钱?为了流量?
一旦初衷不对,很难做出好东西。
他谈到现在的音乐。
“我觉得现在的音乐已经沦落到有点像魔鬼。”
大家似乎都缺失了“思考”。艺术不是哗众取宠,不是标新立异,更不是愤怒。“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故事,怎么说故事,后人又怎么去体会这个故事。”
无论是身处哪个时代,艺术永远来源于生活。相比艺术,生活最大,人生最大。这是他的创作逻辑。
而现在,我们被文化垃圾充斥,随处可见的碎片化信息。因为这背后有一双双无形的恶魔之手在操控着大众心理。他们通过非常缜密的数据分析,打造出所谓的爆款流量。如何卖座、如何出圈、如何吸引更多的流量,这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不是如何创作一个好作品。一个短视频拍出来要在一分钟之内看到效果,一首歌要发行多少天内达到预期的数据要求。久而久之,连“好”的定义都被扭曲了。一首歌播放量直接衡量它的好坏,所以就有了所谓的排行榜。一部电影的票房衡量着它的质量,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数据空间里。所谓的艺术,被一个个精准的数字预测。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模式。数据是冰冷的,而艺术是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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