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金融业数字鸿沟分析及对策建议

文 /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张文军 王达山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张文军

近年来，智能终端的普及与网络的广泛覆盖降低了老百姓的信息技术使用门槛。同时，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也驱动金融系统进行服务渠道拓展、业务流程再造、架构升级的技术革新。党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对金融系统充分利用金融科技助力解决当前经济社会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持续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发表的主旨演讲中强调要“着力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分配差距等问题，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在提升社会各个群体、产业数字化程度的同时，也会阻碍数字化程度较低的群体获取正常的金融服务，形成数字鸿沟。金融系统应在数字化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尽力消弭数字鸿沟，多维度全方面做好金融服务支撑和保障。

数字鸿沟带来的问题与影响

数字鸿沟的日益扩大使得数字化程度不同的地区、企业和个体得到金融服务机会的不均等加剧，数字化弱势群体无法得到充分的金融服务，金融消费者权益风险不断增加，企业间不平等竞争日趋突出。数字鸿沟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特定群体的金融服务无法保障。一方面，金融服务的网络化、移动化、平台化发展态势使得金融服务供需双方能够在不受时空限制快速匹配，而不熟悉数字技术的群体，难以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受疫情、成本上升、行业转型等诸多因素影响，金融机构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将各类服务实现“线上化”，部分商业银行逐步缩减服务网点，线下现场受理服务渠道日益萎缩。数字金融服务较高的使用门槛导致了部分特殊群体无法做出适合自己的数字金融决策，甚至产生自我排斥数字金融服务。比如，一些依赖传统金融服务的老年人群体，因为不熟悉数字技术，无法使用移动端APP等提供的相关金融产品，享用数字红利。

2.个人信息隐私保护、金融交易安全日趋严峻。数字支付等金融服务的网络和规模效应，使其在改善金融服务体验、发挥集聚辐射作用的同时，也会放大一系列问题：例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欺诈、通过算法歧视部分消费者、滥用金融交易过程中的支撑数据、个人敏感信息泄露等。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金融数据安全风险也逐日提升。

3.数字化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从地区发展看，欠发展地区如偏远山区、刚脱贫的农村等数字化基础设施落后，无法支撑当地数字化产业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难以落地，数字鸿沟必将进一步扩大。此外，数字化时代的金融服务往往依赖于客户以往的数字记录，部分群体包括农民、老年人及小微企业，较少使用线上化金融服务，存在历史数字记录较少甚至是空白的情况，难以获得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数字化金融服务。

消弭数字鸿沟对策建议

金融生态中数字鸿沟的具体表现形态是多样的，在数字化经济参与主体中，既有微观视角下个人、企业层面的数字鸿沟，也有宏观地理范围视角下地区、国家层面的数字鸿沟。从个体层面看，年轻群体受过基本的教育、学习能力强，在使用移动支付等数字技术金融应用时，能够快速上手，而老年人、偏远地区的居民等群体则因为传统观念、地区或能力等原因，成为数字弱势群体。从企业层面看，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存在数字鸿沟，即使是在同一个行业内部，受地区影响企业数字化的程度也存在鸿沟。从地区层面看，我国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突出地表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以及东中西部地区之间。从国家层面看，数字鸿沟表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能力的差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数字鸿沟，即使都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数字化金融的发展也存在巨大差异。

针对某一区域、某一群体或特定行业产业链，在数字化生态系统内，各成员数字化程度是不一样的，引入数字化程度指数，指该群体的使用数字化技术服务自身的能力程度。依据数字化程度指数划分集合，定义数字化程度指数相同或相近的集合是一个相似数字化程度群体。可以按照不同区域、国家或人群进行数字化程度划分。

数字化程度指数与影响数字鸿沟的因素关联，主要包括如下三个：一是被动接入的差异，受所在地区的数字化软硬件等基础设施发展情况影响，定义为数字化供给侧能力。二是数字化技术使用的差异，具体表现为是否掌握使用数字技术的知识、数字技术的使用广度等，与群体受教育水平、数字技术培训服务等软件条件密切相关，定义为数字化使用能力。三是数字化创造能力的差异，体现为不同群体在获取数字资源、处理数字资源、创造数字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定义为数字化创造能力。

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同地区受政策和经济发展影响，投入的效率是不一致的，群内成员的受教育能力和数字化创造能力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如无外力突破，在一定周期内群内成员数字化程度变化很小或者不变，数字化程度指数是稳定的。可以得出，在一定周期内，群的数字化程度指数很难提升，数字化发展进化需要外力介入，针对性地提供该群数字化缺失的能力，比如进行教育、提升基础设施服务能力等，加快数字化管理进程，产生基础数据和数字记录，为后期做准备。

数字化程度与数字化供给侧能力、数字化使用能力和数字化创造能力相关，假设针对不同的考察主体，分为对国家、地区、行业或个体等，定义达到该考察主体范围内最高的数字化程度指数为1，可以通过数据统计，对各类数字化程度指数群体占比进行拟合，比如个体的数字化程度占比曲线。

金融服务受成本控制，已逐渐线上化，一方面为更好的服务数字化程度高的群体，提高效益，另一方面要兼顾普惠金融发展，要进行数字化服务下沉，兼顾弱数字化人群，均衡发展。针对具体的数字化服务对象，取数值，其中，对于属于数字化程度范围的，进行“降维服务”，比如服务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设立金融机构线下网点，提供现金存取设施，以及贷款、保险、理财等基础服务。线下化势必增加成本，且针对特殊群体，没有很高的效益，金融发展应兼顾成本和民生，各部委和监管机构需要及时出台和完善相关管理办法，设定调整界限值，引导金融机构线下网点合理布局。

基于数字化程度指数相关因子：数字化供给侧能力、数字化使用能力和数字化创造能力，以及成本考虑，应从供需两侧不同维度提升数字化进化能力，弥合数字鸿沟。可采用的策略主要有：

一是提升供给侧数字化能力。推进数字身份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建立我国统一的数字身份信息系统，为数字金融的身份识别提供可靠的支撑。通过技术降低服务成本，积极运用移动终端等新技术，通过优化业务流程，降低服务成本。在金融服务方面，鼓励银行、支付机构等市场主体积极服务弱数字化区域，契合新型农村生产、交易、物流等各类场景，并持续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优惠，减免小微企业的各类手续费提升融资能力和机会。二是提高数字化使用能力。在需求侧，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构建数字金融知识宣传教育长效机制，普及金融知识，并针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大力开展有针对性的“一对一、手把手”协助和服务引导。三是增强数字化创造能力。面对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学历层次、不同工作岗位的群体，将数字素养培育融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职业教育中，构建集数字资源收集和鉴别能力、数字知识利用能力、数字内容创造和输出能力等为一体的多元化培育框架。四是健全监管常态化机制，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尊重多元化的金融服务需求，提供进精准化的金融服务。做好个人信息隐私保护、金融交易安全保障，对于通过算法歧视部分消费者、滥用金融交易客户隐私数据等，通过完善法规解决。同时，数字化需求因人而异，有针对性的帮助经济薄弱环节和弱势群体跨越金融数字鸿沟，充分尊重各群体金融服务使用习惯等。

金融的数字化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只有解决好数字鸿沟问题才能真正服务于民谋利于己。我国金融业的数字化发展应因地制宜，兼顾成本与效益，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须协调线上和线下业务，平衡好线上渠道与线下营业网点的业务形态和分布，同时从政策上考虑给予一定补贴或激励，推动市场资源以商业可持续方式向薄弱环节有效配置。

（栏目编辑：马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