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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太太是中科大同桌,攻关一成功,她就离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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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祥官,数学家;78岁;生于福州,毕业于中科大,华罗庚的学生。用数学为国家立下奇功;退休前为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

  讲述 刘祥官

  主笔 牛牛

  编辑 丑丑

  第一次到攀枝花钢铁厂,走在路上,炼钢的灰尘柳絮一样飘下来,往脖子里钻。得戴上安全帽,还要用毛巾把脖子围牢,才敢上路。

  听攀枝花的工人说,他们第一次坐火车到攀枝花,看到外面红光闪耀,很高兴,说这里是“小上海“。第二天醒来一看,到处都是荒山野岭,昨晚看到的不是霓虹灯,而是电焊弧光。

  1975年夏天,我和太太李吉鸾带着年幼的儿子和女儿,从四川涪陵到攀枝花,支援攀钢建设。

  那时的攀枝花,金沙江两岸25公里内都没有树,光秃秃的。把鸡蛋放在路上,很快就晒熟了。


  金沙江两岸

  攀枝花都是矿山和岩石,树长不起来,很干燥。经常睡到半夜,突然就流鼻血了。把衣服浸湿,挂在房间里,第二天就干了。

  我们住在金沙江边,江对岸就是高山,长满了矮矮的灌木丛。

  冬天枯水期,金沙江江面海拔981米,我家住的地方海拔1100米。

  半夜听到噼噼啪啦响,推开窗,看到江对岸,一条火龙呼啦啦烧过去。三四月份天气干燥,白天,火辣辣的太阳把灌木丛晒得很干,半夜自燃了。

  我和太太是中科大的同桌,都是华罗庚教授的学生,学习应用数学。

  现在,很多数学系的学生觉得学数学没什么用,只能搞搞理论研究,或者当老师。

  我告诉他们,应用数学可以应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还可以帮助企业解决从生产到管理的很多问题。

  现在,大家都在讲“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些东西,本质上都是以“数学建模”与“智能算法”为基础的。

  在攀钢的20年,我们将所学的应用数学,运用到钢铁生产中。用数学方法让攀钢雾化提钒工艺得到了提高和完善,为国家创收了好几个亿。


  1984年,陪同科学家钱伟长参观攀钢提钒炼钢厂

  我夫人专门负责处理数据,我的主要任务是建模与分析。

  我在中科大上学的时候,培养目标是为原子能建立数学模型,为物理学家服务,所以又叫物理数学模型。

  我们是拿研究原子弹的劲头来研究冶金高科技。

  他们说数学为攀钢立下了奇功,冶金工程师攻关八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被两个搞数学的人解决了。

  攀钢雾化提钒的钒渣产品,钙镁铝有害元素很少,比国外的钒渣质量要好,为国家挣了很多外汇。

  北京到天津的第一条城际高铁,全部用攀钢钒轨梁厂生产的,一百米一根的钒高铁轨。


  京津城际铁路

  美国想建高铁,点名要攀钢生产的钒高铁轨。

  当年,全世界的专家都说攀枝花共生矿炼不出铁水,是呆矿,但我们中国人不仅建起了钒钛矿大高炉,炼出了铁水,而且技术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在攀钢的生产建设中,华罗庚教授教给我们的应用数学,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去绍兴参观兰亭,他们介绍,说这里有崇山峻岭。

  攀枝花的山才是真的崇山峻岭。你如果戴了帽子,一抬头,还没看到山顶,帽子就掉了。

  1958年,国家打算建设攀钢,选址在一块只有2.2平方公里的大山坡。上报给国务院,周总理说:那就弄弄平嘛。

  所以,攀钢主体厂区的地名,就叫“弄弄坪”,建成了当时号称“世界袖珍钢铁厂”的钒钛基地。这在世界工业史上也是罕见的。


  攀枝花原始地貌

  我到攀枝花的第一项工作,是照顾病人。

  我和夫人被分配到攀钢钢铁研究所机械研究室。

  上班第一天,我们到机械研究室报道,正看到支部书记和两个工人在谈话。

  书记安排他们去医院照顾研究室主任“赵铁人”。

  “赵铁人” 曾获得“攀枝花铁人”称号。患了肝炎,在住院,已经发展成肝腹水。

  “赵铁人”五十多岁,清华大学毕业,1968年到攀钢支援三线建设。在攀钢工作七年,工作很拼命,累垮了。

  晚期肝炎病人传染性很强,两个工人都不愿意去。

  看他们僵持不下,我就跟书记说:“我去吧。”

  我在医院照顾了“赵铁人”两天,他就去世了。

  “赵铁人”的爱人在鞍钢,一下赶不到。

  攀枝花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太平间。我们找来塑料袋,把“赵铁人”套起来,又去肉联厂拉来大冰块,放在大木盆里,把尸体冰冻起来。

  在涪陵的时候,我就听说过“攀枝花,肝炎当感冒治”。意思是:攀枝花肝炎非常普遍。

  攀枝花生活艰苦。当地没有农民,没有蔬菜供应。1976年元旦,凌晨三点,我去桥头售菜点排队买菜,排了六个多小时,早上九点半才排到,买到三斤萝卜。


  攀枝花渡口大桥

  水质很硬,特别刮油。吃完饭洗碗,不用洗洁精,直接拿凉水冲一冲,碗就干干净净了。

  一个礼拜三天不吃肉,胃就受不了,没有油水。岳父岳母炼了猪油,从天津寄过来给我们拌面吃。

  我儿子也差点死在攀枝花。

  女儿在幼儿园住校。儿子初三,学校老师说他感冒了,叫他回家休息。

  那几天项目正在攻关,没空管他。一早出门上班,他还在睡觉,晚上我们下班回来看他还在睡觉,饭也没吃。

  两天都这样,那天下班回来看他还在睡,赶紧当夜送进医院。第二天就送到传染病医院了,急性肝炎。

  他妈妈陪他在传染病院住了一个月,才抢救回来。

  我老家是福建莆田市江口镇。

  我不知道别人最早的记忆是几岁,但我清晰记得我一岁时候的事。

  日本人第二次打进福州城。1945年3月,父母带着不到两周岁的我和9岁的大哥,从福州逃难回江口老家。


  家乡莆田江口

  大人把我放在竹筐里,用担子挑着,翻山越岭。

  到一个半山腰,休息一会,准备重新上路,担子一挑起来,我就大哭,放下我又不哭了。大人很奇怪,说这个小孩怎么回事。

  母亲把我抱起来才发现,我的后脖子被竹筐摩肿了。

  1947年,我们一家才回到福州。

  我是家里的老二,父母想再生个女儿,于是给我取了小名,叫“妹妹”。后来,母亲又生了4个,都是儿子。

  我是6个兄弟中,最会做家务的。10岁就一个人去河边挑水,打扫房间,和母亲一起照顾弟弟。

  “做家务”是一件特别有益的事。读书读累了,做做家务,活动一下身体,让脑子放松一下,再回去学习,效率特别高。

  我7岁进私塾,读了两年,9岁进中亭小学直接上三年级。

  家里条件不好,一年四季都赤脚。冬天双脚长满冻疮,遇到下雨,淌着冰冷的水走到学校,两只脚都冻麻了。

  我喜欢读书,也遇到很多好老师。如果不是这些老师,我的命运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小学语文老师谢雪玉是清华大学文学院毕业的。一节课40分钟,她只讲15到20分钟课,剩下的时间给我们讲故事。

  她讲《普通一兵》,苏联的长篇小说,很厚的一本书,每节课讲一点。一个学期下来,语文书教完了,故事也讲完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也有了。

  学校要保送我读高中,家里说爸爸在生病,供不起你上学了。

  我就和家里说,我不要保送,我去读中专。中专不交学费,有饭吃。于是我报考了福建机电学校。

  结果我考试成绩太好了,老师说你这么好的成绩怎么能去念技校了,要去念高中。

  有两年和三年两种不同的学制,我说那我选两年的。老师说,不行,你成绩这么好,选三年的。

  那时候老师对学生真的好,看我家庭困难,化学老师每个月给我一点钱。

  我白天上学,晚上到福州罐头厂当临时工,一个晚上挣八毛钱。

  把外语要背的单词写在小纸条上,走去上班的路上就背完了。

  傍晚六点半上班,夜里三点半下班,累得一边走路一边睡觉。

  第二天,一上课我就问老师,今天作业是哪几道题,一边听课,一边做作业,听懂了作业也做完了。

  一上语文和政治课就出洋相,我坐第一排,实在困得不行,睡着打呼噜。

  政治老师很生气,前排女同学给老师求情,说他家庭困难,晚上要上班,就让他睡吧。

  就这样,我成绩还是前几名。

  高三上学期有次考三角函数,晚上六点半开始考,我七点半就必须赶去上班。

  半个小时,做完赶紧交卷走了。第二天,听同学说考到晚上十点半还没做完。

  成绩出来,考得最好的还是我。

  1961年,高考填志愿,我一开始想填“哈军工”。

  同学吓我说,哈尔滨冬天很冷,男同学出去解手,要随身带根棍子,上完敲一下。耳朵一碰,就冻掉下来了。吓得我不敢填了。

  我又报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高中班主任魏长庚老师,是我的数学老师。马上找到我说,你数学这么好,你应该去中科大(中国科技技术大学),找华罗庚学数学。

  我改了志愿,考上中科大的应用数学系。那一届福州高级中学,我们班有四个去了北京,一个中科大,一个清华,一个北大,一个地质学院。

  老师八十大寿,我从杭州回福州,把全班同学召集起来,给老师祝寿。

  1961年9月,我从家乡福州坐火车去北京中科大报到。穿的单衣单裤,脚上穿了一双新布鞋。

  火车开了三天三夜。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建成,火车开到长江边,所有人下车,轮渡把人和火车一起运到对岸去,再继续开。

  到北京没几个月,就冬天了,冷得不行。我没有厚被子,只能拿宿舍的方凳子,压在被子上,这样睡觉能暖和一点。

  破旧的棉衣和棉裤,打满了补丁。

  班级里排“雕塑剧”,主题是“忆苦思甜”。一些人穿得破破烂烂,摆出雕塑的造型,他们的“表演服”都是从我这借的。

  我一边上课,一边在校图书馆里整理图书,勤工俭学。从来不觉得丢脸。现在有些大学生因为贫困就觉得抬不起头,我理解不了。

  到大学二年级,华罗庚开始给我们上课,教《高等数学引论》。

  前十几分钟,叫做“天南海北”,讲最近发生的事情,还有看了哪些资料,分享他看书的方法。


  华罗庚在课堂上

  “天南海北”讲完,接下来是四个字“不难证明”。

  华罗庚讲一个定理的时候,如果要引用另一个定理,他会说一句:这个定理嘛,并不难证明。

  这就算交代过去了。

  他的助教史济怀,给我们证明了两节课,写满两大黑板,才把华罗庚的“不难证明”四个字证明出来。

  我们班一个女生,还是重点高中考进中科大的。华罗庚的课,期末考试百分制只考了5分,难度可想而知。

  有一次,学校做教学调查,征求学生对老师的意见。我们班另一个女生提的是:华罗庚讲课不好,上完他的课,不会做作业。

  其实,华罗庚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上,他讲的数学,不是为了考试和做题,而是在生活中真正可以应用的数学。


  华罗庚老师

  我们班一共42个学生,只有8个女生,其中一个坐我边上,叫李吉鸾,是天津人。她高中就是校摄影队骨干,还是校记者。

  1964年,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1966年,大学毕业分配工作。

  很多同学分去了二机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去研究原子弹了。能去二机部是一种光荣,我也很想去。

  李吉鸾父亲是乡村教师,但家庭被被评为“富农”,成分不好,没有资格去二机部。

  管人事分配的老师找我谈话:“如果你想去二机部,就要和李吉鸾划清界限,你考虑一下。”

  我早有思想准备,和老师说:“那我就不去二机部了。”

  本来,我和李吉鸾都要去大西北的。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的分配耽搁了,继续留在了学校。


  1964年,国庆15周年,参加首都民兵师阅兵演练

  1968年,我和李吉鸾结婚。

  没什么仪式,我陪她回天津住了两天,这婚就算结了。

  1968年8月,夫人挺着大肚子,一个人辗转回我老家福建去生孩子。

  儿子出生的时候,我没看到。没过多久,我和李老师的分配方案下来了,我去了石家庄的63军农场4587部队,她去了四川54军农场7854部队。

  1968年10月,孩子刚满月,李老师就动身去了四川。

  孩子放在福建老家,由我母亲照顾。

  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七年的两地“科技流浪汉”生活。

  1968年11月,我到石家庄63军农场报到。

  在农场,我有个称号“机械手”,负责爬电线杆,架电线,维修农场的插秧机、扬场机。

  农场工作6天半,主要是种田,只有星期天下午休半天。

  我们几个学生一起去石家庄的郊区,改善一下生活。

  大家都穿得破破烂烂的,其中一位工农干部学生,腰上还扎了一圈稻草。

  大家在饺子店排队,他直接被服务员赶出来了,说,我们这里不允许乞讨。

  我们一起帮他作证,证明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大学生,一起来吃饺子的。

  有一次,解放军指导员说,要让学生兵体验一下“万里长征”。

  大雪纷飞,连队安排我和另一个北京财经大学的学生,拉一车稻草去石家庄造纸厂。有四十几公里地。

  凌晨两点,我们去田里把稻草搬上车,一层一层叠得很高很高。满满一板车的稻草有一千斤,我们弓着身子,使出全身力气,才能拉动,

  雪地泥泞,一人在前面拉,一人在后面推。雪地旷野,四下无人,只有一堆草在缓慢移动,就像一个移动的堡垒。

  到早上六点多,我们才把车从烂泥路拉上公路。

  天蒙蒙亮,我们都筋疲力尽走不动了。北京学生说了句“我再也走不动了”,一呲溜,直接钻到板车下面去,躺在雪地上喘粗气。

  休息了一会儿,我们继续沿公路吃力地拉。

  棉袄被汗水浸透,雪落在上面,冻得像乌龟壳一样硬。

  下午五点半,我们走了整整15个小时,终于到了造纸厂。

  食堂做了炒饭,十多个小时没吃饭了,狼吞虎咽,记不得吃了多少碗。

  卸完货,马上连夜赶回营地。来回24小时。

  1970年1月,中央下令大学生连队分配工作,部队遣散。我被安排到山西大同专区下面的广灵县工作。

  零下三十几度,我穿着棉袄,没有戴帽子。大同的长途汽车是敞篷卡车,车子一开,寒风像刀一样,顾得了头顾不了手,几乎冻僵。

  第一次见到儿子,他已经三岁了。我去福州带他回山西。他不认识我,在火车上大哭。

  因为经常会去北京出差,我把儿子带到北京,寄养在李老师的亲戚家。这样,出差的时候,还能见见孩子。

  李老师高度近视,忆苦思甜拉练的时候掉到涪陵榨菜坑里,摔伤了手。

  1972年,我向组织申请,从山西调到四川涪陵。

  我去北京接上儿子,一起去四川,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李老师在涪陵交通局当会计,我在涪陵广播器材厂做技术员。

  1972年底,女儿出生了。

  有一次,厂里要做一批“高音喇叭”。做喇叭外壳,要用铝板,但物资匮乏,只能用延展性很差的铁皮代替。

  工人师傅裁剪好一块扇形铁皮,然后敲敲打打,做成喇叭的形状。

  试了好几次都失败了,平的铁皮约不出这个形状,直接开裂。

  我拿来设计图一看,发现喇叭的外壳,从几何的角度来说,是“非可展曲面”,不可能用一个扇形直接折出来。

  我通过计算,重新修改了设计。从铁皮上剪下两个扇形,折成筒状,再把两个筒电焊在一起,表面用灰泥一抹,喇叭就做好了。很成功。

  这是我用数学理论指导生产技术改进的第一次生动实践。

  1975年,国家开始“全面整顿”。

  我和夫人找到涪陵地委组织部,报告说:我们是跟着华罗庚学数学的,希望能为国家做一点事。

  组织部的领导说,省里要调一批技术人员去支援攀枝花钢铁厂。

  1975年,我和夫人到攀钢,先是在钢铁研究所当仪表工。

  一个所长在研究钒钛,让我夫人给他配曲线,建立数学模型,研究钒钛含量对高炉冶炼的影响。

  我们用华罗庚书上教的方法,给他配曲线。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开过后,攀钢总经理黎明说,你们跟华罗庚学数学的,应该到炼钢、炼铁的第一线工作。

  女儿也上幼儿园了,我和夫人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李老师很能干,在54军农场就是先进人物。

  我们向华老师汇报,说我们开的是夫妻店,一起讨论,相互配合。我写的论文,她都是第一读者,提出修改意见,一起修改。

  华老师说,夫妻店好啊,减少了许多矛盾。

  1978年11月,冶金部下达“攀钢一号高炉大修”的任务。

  恰逢华罗庚老师派小分队到攀钢,推广应用优选法、统筹法。攀钢公司领导要求我们配合小分队,在高炉大修中应用统筹法,缩短工期。

  大修统筹图是我画的。为了调查工序进度,我和夫人顺着一个摇晃的铁梯子,爬到64米高的高炉顶部去调查,了解关键工序时间的进展。

  工人和我们开玩笑,使劲摇晃铁梯子,说快啊,快啊,快往上爬 。

  我们紧紧扶住梯子,咬牙往上爬。

  整个大修现场,就只有我们两个是搞数学的,我们必须爬上去,不爬上去,工作就没法开展。

  我们爬上去后,工人都很佩服我们。

  1979年元月,攀钢只用54天时间,就完成了冶金部下达的75天大修任务,为攀钢增产了3万多吨铁水。

  这次高炉大修,是攀钢第一次应用华罗庚统筹法在大修工程中取得成功。


  在山顶俯瞰整个攀钢

  一般钢铁厂是用普通铁矿炼铁,而攀枝花钢铁厂炼的是钒钛磁铁矿。

  钒是一种稀有金属,用于制造火箭、舰船、大炮、坦克、高铁等高端设备,是国家战略物资。

  日本、德国的专家都不相信我们能练出来。

  1978年底,攀钢提钒车间投产,但因工艺问题,钒氧化率只有83%,与国际水平的90%还存在明显差距。

  1979年,方毅副总理要求攀钢加强雾化提钒的技术攻关,把提钒氧化率搞上去。


  方毅副总理来攀钢视察

  我和李老师在攀钢提钒车间调研,遇到攀钢总经理黎明来车间检查工作。

  黎明把我们介绍给车间主任陈岐,说:“这两个‘眼镜’,是跟着华罗庚教授学数学的。你们把生产数据给他们,让他们用华罗庚优选法,把提钒率提高上去。”

  车间主任打开柜子,指着满满一柜子杂乱的生产原始记录和试验资料说:“数据都在这里,你们拿去吧。”

  我和李老师,从提钒车间扛回一麻袋的数据。

  回到自动化所办公室,开始整理数据,对一张张数据预处理和优化分析。还经常要去现场,和工人讨论交流。

  那时候没有电脑,我们只能把整理出来的数据一条条抄写出来,抄在自己设计的《数据处理报表》上。

  确定了21项参数,整理在一起,再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光数据处理、计算与分析,就花了7个月时间。

  公司给我们特批了两台卡西欧计算器,在此之前,我们只有算盘。

  在确立“数学模型”的时候,按照教科书上已知的方法,都没法运用在提钒氧化率攻关问题上。卡壳了。

  日思夜想,夜不能寐,走路在想,吃饭也在想。

  我突然想到,我和李老师常玩的游戏——桥牌。

  桥牌,在发牌之后、出牌之前,有一个“叫牌”环节:

  A是4点,K是3点,Q是2点,J是1点,如果你的手牌点数,加起来超过13点,就可以叫牌。

  我发现,“叫牌”规则和“提钒”模型有相通之处。

  这么多工艺参数,就像一张张扑克牌。不管有什么“牌”,用什么工艺参数,只要组合起来,能让最终结果达到90%,就可以达到目标。

  1979年7月,数学“桥牌”模型基本确立,开始运算。

  作业做错就是打个叉叉,工程的问题,如果算错,提出的建议是错的,就是生产事故,质量事故,经济损失不得了。

  整个计算过程,我们非常小心,我和李老师用了好几种方法进行计算验证。

  这是华罗庚教我们的:要用多种方法来验证同一批数据,如果用不同的方法,都得到同样的结果,才可以说找到规律。

  11月,计算结果出来,我们完成了《运用数学方法探索雾化提钒的生产规律》。李老师作为第一听众,从头到尾,听我讲了一遍。

  公司组织论证会,会上制定了《提钒攻关计划》。计划在1980年1月,将我们计算出的“生产规律”应用于生产,验证按规律操作,能否将钒氧化率提高到90%以上。

  1980年元旦,攀钢提钒车间进入停产待命,大家信心满满,期待着攻关试验的开始。

  1980年1月11日,生产攻关试验正式开始。

  我和李老师向提钒车间各岗位工人,讲解优化操作规律。

  我们把反映生产操作规律的图表,贴在仪表柜上。工人每操作一炉,我们就把相应的数据填在表上。按现在的说法,叫“数据可视化”。

  前三天,生产试验的钒氧化率平均只有82%,大家都很着急。

  但从数据分析上看,掌握优化操作规律呈上升趋势。14日当天,1号试验炉日均钒氧化率上升到87%。

  1月16日晚,我和李老师发现,从15日中班开始,1号试验炉有9炉钒氧化率发生明显变化——数值一下子变得特别高。

  当班工人告诉我们:当天下午,1号试验炉的雾化器(雾化提钒工艺中一个重要设备)损坏,进行了更换。

  为什么更换雾化器,会导致氧化率变化?

  想起1979年9月,我们曾去北京拜访华罗庚老师,他说过:规律不稳定,意味着还存在未知数。

  我从数学、流体力学不同角度计算和绘图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还存在一个新的工艺参数:β角。

  我的猜测是:工人在更换雾化器时,导致了雾化器的角度(β角)发生了微妙变化,使得最后的结果产生了异常。

  我用小子样统计分析理论和计算公式的计算结果,证明新的参数β角确实存在。完成了从猜测,到假设,到计算证明的全部流程,建立起统计假设的科学依据。

  1月17日,早上7点多,我和李老师赶到提钒车间,向攻关组和车间主任陈岐汇报了数据分析的结果和新规律的发现。

  陈主任高兴地说,新规律发现越多越好。

  β角的发现是否成立,还有待生产试验证实。

  1月22日,1号试验炉提钒,连续4天平均钒氧化率达到90%以上,但与1号炉作对比的2号炉,十多天来,提钒氧化率仍不到80%。

  车间领导当机立断,决定在2号提钒炉上验证新参数β角。

  效果立竿见影,钒氧化率马上从77%提高到93%。

  1月26日,2号提钒炉连续三日平均氧化率达到了90%——β角对钒氧化率的影响被证实了。

  1月29日,攻关组按计划讨论技术总结,确认β角是雾化提钒工艺技术中的一个“诀窍”。

  经过18天的试验,我们成功验证了提高雾化提钒氧化率的生产规律,还发现了新的工艺参数——β角。

  总经理找我和李老师谈话,称赞我们:“用数学方法为攀钢生产解决了一大课题。”

  1980年底,国务院科技办给我们颁发了“应用数学工程师”证书。在文革后能拿到这样高规格证书的工程师,是很罕见的。


  1980年,方毅副总理来到提钒车间视察,称赞李老师:“一个女同志,真不容易啊!”

  1981年4月,我去北京开会,参加华罗庚老师亲自主持的“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成立大会。

  我把方毅副总理写给我们夫妇的题词“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呈给华老师一览。

  华老师非常高兴,拉着我一起合影,还送了两本他刚出版的新书《优选学》,在书上签了名,一本给我,一本给李老师。

  签字的时候,我看到老师的手一直在颤抖。老师已年逾古稀。

  1985年,我去河南郑州开会,参加老师召集的双法小分队总结会议。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老师平时很少和学生合影,但是那一次,他很热情地和每一个人合了影。


  1985年,向华罗庚老师汇报攀钢优化工作

  1985年6月,一天早晨,我和李老师在广播里听到: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于1985年6月12日逝世。

  1985年6月12日,华罗庚老师受邀去日本东京大学讲学。

  本来只讲40分钟的,老师讲得高兴,脱下西装上衣,解下领带,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在接受献花的时候,倒下了……

  我第一次见到华罗庚老师,是1961年,在中科大应用数学系的开学典礼上,他是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他给我们分享:如何学好数学。

  大二开始,华罗庚老师给我们上课。

  他腿脚不好,写板书,从黑板的一头,一瘸一拐走到另一头。


  华老师在讲课

  他是学校里少数几个,可以上课抽烟的老师。他讲课很有激情,讲到精彩的时候,掏出烟来,点上一支再继续讲。

  他曾经说过,他希望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老师把一生都奉献给了数学,在数学的讲坛上,走完了生命之路。


  华罗庚老师

  1988年,经过8年的生产检验,《攀钢提工艺参数的系统优化——完善提高提钒工艺技术》成果,被评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我和夫人李吉鸾,分别为成果的第一、二完成人,华罗庚老师是第九完成人。

  我和李老师,代表课题组,完成了国家级成果的汇报与答辩。

  1990年,李老师去武汉参加“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交流会”,在会上做报告,讲我们如何运用数学方法,解决钢铁冶金攻关中的关键技术难题。

  中国应用数学专家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理工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校的老师,来听了这场报告。

  1994年,我和李老师被浙江大学人才引进。

  儿子已经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结了婚,在大连做外贸工作。女儿在成都电子科大上学,学工业自动化。

  离开攀枝花的那一天,儿子打电话来说,孙女出生了,让我给孩子起个名字。

  我说,今天是我们启程去杭州的日子,就叫“启杭”吧。

  我和李老师都在浙大应用数学系。

  有一次,杭州钢铁厂来谈合作。

  系领导问他们,有没有数学问题,我们可以帮忙解决。

  杭钢厂长说:“我们钢铁厂没有数学问题,如果能帮我们提高产能,降低成本,那我们可以合作。”

  我赶紧接话说:“我们是攀枝花钢铁厂调来的,我们用数学方法,可以帮企业解决问题。”

  厂长一听,很开心说:“那你们是老大哥企业来的。”

  1995年,“杭钢高炉炼铁优化及计算机控制”正式立项,由我和李老师牵头。

  高炉以前靠仪表操作。我们把仪表数据都放到计算机上,把规律用图像反映出来,用图像指导高炉操作。

  用数学方法,分析出规律,找到最优操作方法,提高产能。

  我和李老师,又像当年在攀钢一样,搭档攻坚,没日没夜地思考、计算、讨论分析……拼尽全力。

  1996年2月,春节刚过完。我发现李老师的咳嗽声音不正常,不是喉咙里发出来的,而是肺里发出来的,声音很异样。

  我带她去医院检查,拍了X光片,医生说看不出问题。“杭钢”攻关正到紧要关头,她就没去做进一步检查。项目结束后,李老师又忙着筹备鉴定会。

  同时,李老师还担任班主任的工作。

  3月,学校开学,我们系95级一个班,四十多个男生,一个年轻男老师带了一年,这个班成了学校的“落后班级”。

  系主任找到李老师,请她接手这个班的班主任。

  我和李老师一起去学生宿舍,找这些孩子们谈话,了解原因。

  孩子们学了一年数学,都觉得学数学没前途,不知道以后做什么。

  每周日,我和李老师都带同学们去爬山。到山顶,我和李老师就给同学们讲故事,讲我们在攀钢的经历,讲我们正在进行的杭钢的项目,讲“华罗庚小分队”用数学解决问题的故事……同学们听了都很有感受。


  1995年,和李老师参观嘉兴一大纪念馆

  我们用一年时间,完成了“杭钢高炉炼铁优化及计算机控制”课题研究。

  杭钢的产能提高了很多,产生了很好的效益。

  1996年6月30日,我们请全国的炼铁专家来参加“杭钢”项目成果鉴定会。

  成果鉴定会结束后,7月2日,我们一起把专家们送走。

  回到家,李老师一下子就垮了,没有力气。

  我带李老师去看中医,中医在了解病程以后,让我们去医院做肝脏B超,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上了,让我们做肺部CT。

  最后检查出来,是肺癌。犹如晴天霹雳。

  三十年的相伴,我们是学习同学,是生活伴侣,是工作搭档,也是同甘共苦的战友。她是我的知音。我写的论文,她总是第一个读者。

  我们一起经历了太多苦,也享受过携手攻克难题,为国家做贡献的快乐。

  她还那么年轻,本可以和我一起为国家做更多的事。她吃了那么多的苦,还一天都没有好好休息过。

  我慌了,满世界查治病的方法,连续十几天一个医院一个医院陪她去看病。

  我在《科技日报》上看到北京有一家医院,可以治这个病。7月中旬,我陪李老师一起去北京看病,又去大连的儿子家休养了一段时间。

  我每天记录她的病情,写了满满四本笔记本。期待奇迹发生。

  但李老师的病情不断没有好转,还恶化很快。

  10月31日晚上,李老师在浙大校医院抢救了一夜。儿子和女儿都赶来了,我们一起陪伴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第二天早上,我给系总支书记打电话。总支书记听到李老师走的消息,立马晕了过去。

  李老师待人好,人缘很好,老师学生都喜欢她,舍不得。班里的学生,都来和她告别。

  李老师1944年出生,比我小一岁,走的时候才52岁。她是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从确诊到离开,78天。

  1999年,李老师带的95级“问题班级”毕业了。

  班级学生代表去给李老师扫墓,向她汇报学习成果。

  李老师当班主任那年,他们班评上了全校“先进班级”。同学们决定,把这张奖状留给“李老师”做纪念。

  这张奖状,现在还摆在我办公室里。


  浙江大学求是墙

  纪念华罗庚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上,我说中国搞大数据分析世界领先。

  2010年,美国政府由总统科技顾问发表咨询报告,强调各个政府部门都要搞大数据分析。而我们在华罗庚教授指导下,取得钢铁工业大数据分析成果是在1980年,超前时代30年。

  1979年,泸州的五粮液酒,是52度的高度酒。国外需要38度的低度酒。

  五粮液酒厂十几个品酒师,大冬天就穿个裤衩,一天到晚都在品酒,不停地试,试得满脸通红浑身发热,就是试不出来。

  华罗庚到四川推广优选法的时候,跟小分队结合,优选出白水兑酒的参数,很快就弄出来,可以出口了。

  1980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国家计经委,中科院邀请我参加了华罗庚小分队,到南京机床厂推广双法应用。

  南京五六月份的天气,小分队十几个人都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在房间里分析计算。

  机床厂的总调度主任说:“我窗户外边那十几个铁疙瘩,你们能帮我刨出来,我就相信你们,不然你们就离开。”

  机床床体毛胚都是铸造出来,然后用龙门刨加工。如果铸造时温度没有控制好,就会成为“铁疙瘩”,太硬了,刨不动。

  我们让工人把床体毛胚装到龙门刨床上。

  小分队里除了学数学的,还有沈阳重机厂总工艺师和天津、成都机械局的加工能手。

  床体加工,刀具角度是关键,一把刀具,有三种角度可以优选。

  床体非常硬,第一刀刨不动。把刀具卸下来,重新磨了一下,优选了一下刀具角度,第二刀刨过去就顺利了很多。再次优选,第三刀,刷刷刷就刨下来了,把厂里的领导看得目瞪口呆。

  华罗庚优选法和加工能手的有效结合,创造了奇迹,让他们心服口服。

  一下就轰动了,江苏《解放日报》登了一个小方块文章,题目就叫“信则灵,有求必应”。优选法,你相信它,科学地运用它,就能解决实际难题。

  一条曲线,比如抛一个东西出去,有一个最高点,这就是“最优点”。

  这个最优点怎么算是数学问题,怎么运用到实际中,是智慧问题。

  很多数学教授,是两个分离的,华罗庚把两个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国家要和世界比高低,应该推广华罗庚的智能优化算法。

  我们中国人很聪明,把这些算法掌握,再结合实际 ,一个个指标就能超越先进国家。


  华老师送我的《优选学》

  2015年,“攀枝花建市五十周年”大会召开。作为对攀枝花建设有贡献的科技人员,我应市政府的邀请,带一个博士生一起去攀枝花。

  飞机降落攀枝花保安营机场,学生说,怎么机窗外望出去,都是蓝天白云,感觉还在天上。机场海拔有1980.2米。

  公路两旁种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原来光秃秃的山坡上,也栽满了树木。二滩水电站的建成,让攀枝花的空气湿润了许多,平均气温下降了三度。

  攀枝花变化很大,除了“钒钛之都”,如今还是“水果之都”,“鲜花之都”。



  当年的攀枝花(上)今天的攀枝花(下)

  1994年,我来到浙江大学,1997年开始带硕士生、博士生,到2015年最后一个博士生毕业,总共带了三十多个硕士生和博士生。

  作为党和国家培养的大学生,要勇于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我没有辜负国家的培养,没有辜负华罗庚老师的培养。

  2016年,我加入浙江大学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很多大学生,学了一年数学,觉得数学特别难。

  我和同学们分享“华罗庚教我们如何学好数学”。

  我说:只有像华罗庚这样勤奋,有天分的人,才能成为理论数学家。其他人打好数学基础,赶紧去学应用数学,把数学运用到各行各业中去,为国家建设做贡献。


  我鼓励同学们,趁着年轻,要敢于吃苦,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

  待在大城市里,平平安安,也无所事事。没有经历过磨练,你的思维和眼光不会丰富。越是艰苦的地方,你越有作为的机会。


  2018年,给学生讲解王元院士墨宝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们国家建设的进程,我全部都经历过。这辈子没有白过。

  投身三线建设,虽然很苦,但很有意义。

  每一代人的肩上,都应该有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现在的环境太好了,年轻人生在好时代,更应该努力,为国家做贡献。

  我今年78岁。 去年我在杭钢讲课,下午三个小时,第二天上午又三个小时,真的感觉老了,心脏承受不了。


  在杭州植物园晨练

  如果再倒退二十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正在写一本书,叫《工业大数据分析》。

  这本书,我构思很多年了,目录提纲已经基本确定。我想把它写成一本科普性的书,让非数学专业人士,也能读懂和应用。

  大数据技术已经在政府、商务、金融等领域有了很多应用。

  真正运用在高精尖技术上的,还非常少。关于算法的理论成果也很多,但真正变成生产实践的,太少了。

  科学界发明了那么多人工智能算法,以前都讲建模,建立模型就可以解决问题。有了计算机计算能力后,算法水平决定了你的人工智能水平。

  中国的工业现状,完全有条件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让我们大工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如果,有年轻人愿意干,我就传承给他们。就像华罗庚对我们说的:“让年轻人站在我的肩膀上,帮助他们去攀登新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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