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藏公路是一座“金桥”，那是藏汉军民用心架起来的

军民同心架“金桥”

乔学亭

长达2400余公里，横跨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穿越横断山系的高原大动脉康藏公路的通车，为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维护祖国统一，巩固西南边疆，解放西藏百万农奴，为西藏从封建农奴制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创造了条件。同时对繁荣西藏的经济、文化和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打下了物质基础。西藏人民用各种美好的语言赞美它，把它誉为“金色的飘带”、“绚丽的彩虹”、连接北京和拉萨的“金桥”。是的，我们架起的不仅是一座物质“金桥”，更重要的它是一座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联接藏汉人民感情的“金桥”。

回顾这座“金桥”架设的过程，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它是党中央正确的民族政策的光辉成果；是在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正确领导下及西藏军区和康藏公路修建指挥部的直接指挥下，广大指战员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是在兄弟省区、兄弟部队的大力支持下，由驻藏部队和藏汉同胞共同劳动的结晶。党中央、毛主席在我军进军西藏一开始就指示我们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之后毛主席又发出了：“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伟大号召。朱总司令也指示我们要：“军民一致战胜天险，克服困难打通康藏交通，为完成巩固国防繁荣经济的光荣任务而奋斗”。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首长时刻关怀着公路修筑的进程，李达副司令员、后勤部长余秋里等西南军区首长曾亲临工地视察，这些都给筑路军民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兄弟省区和兄弟部队又给予了巨大的物质支援，这些都是公路得以顺利修通的根本保证。

公路从东西两个方向向汇合处延伸。东线部队和内地来的筑路工人是修筑这条公路的主力。西线（拉萨至巴河桥）是由一五五团、军直炮兵营和西藏各地的近万名藏族民工共同担任的，当时，乔学亭任副政委、政委，刘广桐任参谋长。为使公路修筑工作顺利进行，1953年1月，西藏军区和地方专门成立了筑路委员会。由军区政委谭冠三同志任筑路委员会主任，原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索康、军区参谋长李觉、军区政治部主任刘振国为副主任，负责领导西线的筑路工作。下设筑路指挥部，由田宝瑚、苏桐卿、阎志春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吞巴堪穷分任正副指挥长，李传恩、杨军、程培兆先后任政治委员。西线共分三个施工段，分别由王磊、张铭、吴晨等同志和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夏江索巴、罗珠郎杰、马雅担任正副工段长。在此处加入202号照片。

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军区测量队的同志们，为了选择一条较好的线路，攀悬崖、涉冰河，历尽千辛万苦。

来自西藏48个宗（相当于县）的近万名民工，不仅承担着整个西线工程83%的土石方任务，而且是日后撒向西藏各个地方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积极分子。由于他们没有修筑过公路，不懂筑路技术，筑路委员会确定由军炮兵营和我团的一营、二营、轮训队带领他们完成筑路任务。每个战士要带20名至60名民工。这些民工大都是原西藏地方政府以“乌拉”（旧西藏地方的一种差役制度）形式派来支差的农奴和奴隶。在反动封建农奴制度下，农奴主把他们当成会说话的牲畜来役使，而给予他们的却是世世代代的债务和皮鞭，使他们受尽剥削压迫之苦，尝尽人间辛酸。他们吃苦耐劳，生活简单，重感情，重友谊，能歌善舞。但是由于反动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分子的长期统治和造谣欺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多数人又是来自边远地区，从未和我军接触过，因而对我军很不了解。有的甚至把我们同旧军队一样看待，语言又不通，所以他们对我们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在察颜观色，很容易产生误会，甚至怀疑和对立。则拉宗民工刚到工地时，战士要帮他们烧茶，他们不但不让烧，还派人把锅也看管起来，怕我们给他们下毒药。面对这种情况，如何打破这种冷漠的局面，启开民工们关闭着的心扉，沟通藏汉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揭穿谣言，消除隔阂，团结带领好藏族民工，就成为能否顺利完成筑路任务的关键所在。我们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一方面做好统战工作，通过西藏地方政府派来带民工的官员向民工们宣传筑路意义，我党的民族政策和人民军队的宗旨和纪律；另一方面对部队加强民族政策的教育，号召带民工的干部、战士“语言不通就用事实说话”，以火热的阶级感情和实际行动去帮助、影响和团结他们。由于我们战士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纯朴的阶级感情，在筑路中都把民工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首先从生活上关心他们，把每个民工的冷暖饥寒都时刻挂在心上。民工们累了，战士们关照他们休息；渴了，战士们上山拾柴给他们烧水；没有酥油吃，有的战士自己掏钱买了酥油送给民工；如一连战士贺洪广拿自己舍不得用的钱买来酥油，分送给民工；下雨天，二连战士柳贵兰把雨衣脱下来盖在民工们的衣服和糌粑上，而自己却淋得浑身湿透；民工们的鞋子破了，一连战士华振和就到处找皮子给民工们把鞋补好。为了防止民工们受潮湿生病，战士们帮助民工们搭好高铺还垫上树枝，让他们睡得又高又软；民工病了，战士和医务人员就精心照料，细心治疗。墨竹工卡宗女工央金流产了，轮训队的领导多次去慰问，主动叫她休息，照发工资。两年来，在医生的精心护理下，有42个小生命在工地诞生。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很平常的，这对仍然处在封建农奴制度下挣扎的女农奴来说，却是不可想象的。又如错拉宗民工措美，正当转移工地时，突然发起高烧，神志昏迷。此时领导机关和卫生所都已转移了，同班的民工们都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有的围着措美哭。战士郑金发毫不犹豫地把措美背上就走，一直背到新工地，找到卫生所，照顾他脱离了危险才返回连队。拉索宗民工益西多吉和央宗拉姆患胃炎，吐泻不止，一夜出现几次休克现象。医助袁传兴和卫生员何国柱，日夜轮流守护，直至脱离危险。当年部队的医务人员就是这样不怕脏、不怕累，顶风冒雪、忍饥挨饿，整天巡诊在百里工地上，为民工送医送药。他们平均每月诊病2308人次，复诊826人次，对密切军民关系和保证施工任务的完成，均起了重大作用。同时又宣传了科学，使原来有病只找喇嘛念经的藏胞也改找解放军的“门巴”（医生）了。

民工的安全是战士们时刻关心的头等大事。施工中稍有险情，战士们就让民工退到安全的地方，自己去冒险排除。1954年7月10日晚，大雨滂沱，河水暴涨，把曲水宗60多个民工围困在一个小岛上。民工扎西郎杰想涉水上岸，不慎被洪水卷走了。两个并不会泅水的战士殷相尧和伊正远就凭着对人民负责的赤胆忠心，争先跳入水中把扎西郎杰救上岸。他们冒着大雨，冲破夜暗，在齐胸的激流中往返近百趟，奋战6个多小时，直到把60多个民工（连同他们的衣物）全部救上了岸。

尊重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就是尊重他们的民族感情，民族尊严。藏族同胞笃信喇嘛教。一小撮反动分子就利用这个问题离间我们同藏胞的关系，他们造谣说：“共产党要毁灭宗教，修公路要触犯神灵，这条公路是永远修不通的……”等等。事实却使他们的谣言不攻自破了。民工中有的要念晚经，带民工的战士就让他们提早收工，给他们留出充裕的念经时间。转移工地搬家，民工们要先行打卦，连副指挥长吞巴堪穷都是如此。碰到他们认为“不宜搬迁”的日子，就尊重他们的意见，等他们认为吉祥的日子再搬。在修路中每遇“神山”、“神石”、“神树”、“玛尼堆”，都事先征求民工和藏族官员们的意见之后或搬迁、或绕道。在重大宗教活动节日，指挥部都主动安排放假，照发工资。民工和带民工的官员们都说：“解放军和我们藏族的心是相通的。”

对于参加带民工的西藏地方政府各级官员，同志们都十分尊重，经常向他们请示工作，使他们有职有权。凡是需要民工做的，都首先同他们商量，在取得他们的同意后由他们指挥民工去做，这一切，藏胞们都看到眼里，记在心里。有的悄悄问战士：“你们为什么待我们这样好？”。“咱们都是兄弟姐妹，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于是民工就用歌声由衷地唱出他们的心里话：

我们都是西藏生西藏长，

从未见过你们这样的好心肠。

共产党教导得好！

毛主席像太阳！

解放军的心和菩萨一模一样。

家乡亲友多，都没有父母亲。

天上星星多，都没有北斗明，

见过的人很多，都没有解放军好！

同心才能更好的协力。我们同藏族官员和民工们感情的融洽，为完成筑路任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民工初到工地，由于他们从未修过公路，普遍不懂修路技术，不会使用修路工具，这样自然要影响修路工效。而工效的高低，不仅影响公路修筑的过程，而且影响民工的收入，影响生活，影响劳动情绪，同时也影响藏汉之间的感情。战士们深深地明白这一点。不懂技术，战士们就耐心地一点一滴地示范。告诉他们怎么修路面，怎样修路肩、路拱、弯道，如何砌堡坎、涵洞，怎样挖排水沟、截水沟，怎样使路面平整，路基结实……等等。不会用工具，战士们就手把手地教。加查宗民工多吉用了一天十字镐，手上打了几个血泡，战士肖俊一面教他怎样使用，一面用小刀把镐柄刮得光光的。背筐不够用时，战士张月明、李景成就上山砍树条给他们编。仅李景成一个人就给民工编了80多个筐子，使民工既节省了开支，又保证了施工。在沼泽地施工时，由于背筐向外倒泥很困难，工效降低，战士李永清等就帮助他们编担架式的抬筐运泥，前后共编170多个，解决了沼泽地施工的出土工具问题，提高了工效。林区施工，挖树根成了难题，圆锹挖不动，十字镐又太窄，一挖一滑，战士肖俊就把十字镐改选成锛子，解决了挖树根的工具。工效低，战士们就千方百计地帮助想办法提高工效。如康则宗的宗代表不会组织施工，填方工效每人平均只有1.7立方，战士韩良均就帮助这个宗代表根据体力强弱，合理分工为挖、铲、抬、背4个组，工效很快提高到3立方多。隆子宗民工在施工中碰到一处10米高的间隔土徒坡，锹挖不动，镐刨不下。一机连排长李国栋和战士黄助、李汉光、郭禹风就同宗代表扎松扎西一起研究，建议他们采用水冲排土法，一下子把工效由人平均两立方提高到36立方，提高工效18倍。此外，战士们还帮助他们学会了山字形挖土法、双索溜土填方法、火烧水激炸孤石法等，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工效。这样既加快了修路进程，又使民工们得到了实惠。如加查宗民工一个月劳动26天，人均收入大洋88元。随着收入的增加，加上修路意义的宣传，民工们劳动的热情也一天比一天高起来了。如扎囊宗民工扎西彭错55分钟就打了近千锤，进尺66厘米。墨竹工卡宗民工洛桑在齐大腿深的冰河里砌边墙，冰渣把他腿上多处扎出了血，一连几个小时不休息。战士们拉他上来，他还说：“修公路是为藏族人民造福，又有报酬，我们不多干点对吗？”劳动热情越高，收入也就越多。发工资时人人欢呼雀跃，又唱又跳。有的凑钱给战士，他们说：“我们所以钱得得多，是因为解放军‘根拉’（老师）教得好。而且你们早上工、晚收工，脏活儿累活抢着干，危险的活儿一身担，这钱解放军应该得双份，而你们却分文得不到，你们的劳动成果都归了我们。”有一次朗宗两个班就凑了60个大洋，排着队送到二等功臣、一机连战士华振和帐篷里。像这样凑钱送给战士的前后有数十起，共送大洋1372元，都被战士们婉言谢绝了。

为了保证民工的安全，部队和施工局技工担负了全部险要工程的施工任务，而把平坦的地方和不易发生危险的工程留给了民工。皮康崖就是险要工程中的一处。几十米高的陡壁，直上直下犹如刀削。汹涌澎湃的尼洋河对着石壁直冲过去，常年累月把山脚冲成凹进去的大石洞，河水冲击石洞的水声几里外可闻。一个当地小贵族曾预言说：“那是山羊也爬不上去的皮康崖，除非是神才能在那里修出公路来。”我们的战士都不是神仙，而是凡人。但这就是这些凡人，他们攀上陡壁，从悬崖的顶端，用几十米长的绳子吊着悬空打眼放炮。仅仅开出一条刚能站住脚的小道，就用去战士们半个月的劳动时间。经过一个连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在这段悬崖上修出了公路。

都是由于部队担负的工程险要，所以开始时日石方工效仅能达到0.5平方米。为争取早日通车拉萨，指挥部和部队党委号召大力开展工程民主活动。开始有的领导思想保守，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有的认为：“工具少、炸药缺，连饭都吃不饱，工程民主有啥用！”有的说：“反正不下大力气是修不出公路的，有搞工程民主的时间还不如多抬两筐土。”针对上述思想，部队党委在对干部普通教育的同时，运用了典型示范的方法。从步兵炮连开始，首先弄通干部思想，在此基础上发动群众提了378条建议，经过筛选采用合理化建议147条，使挖土方工效由3立方左右猛增到10立方左右。事实使人们开阔了视野，工程民主在整个部队迅速蓬勃地开展起来，总计提出了4881条建议，合理而被采纳了的就有2812条。二连的滴水打眼法，加速了打眼进度，使炸石工效由人平均0.5立方提高到2立方左右，超过标准工效两倍多。二营机炮连三班用放大炮的方法使炸石工效提高到人均11.5立方，超过标准工效21.57倍，还节省炸药17.3公斤、雷管85个、引线64米。该连炮班又在三班放大炮的基础上创造了“子母炮”。最多的一炮就炸掉坚石768立方，节省炸药35公斤、雷管680个、引线580米，超过标准工效35倍。工程技术人员在工程实施阶段，整天在工地上忙碌着，随时给施工军民以技术指导，还不断提出合理化建议。技术人员陈大泓，在鹿马岭至太昭段施工中，两次修改原设计，为国家节约银元3000元；技术员李麟祥，两次合理化建议，就少挖土方2797立方，石方299立方，节约672个工，为国家节约2万多银元。他们的工作精神，鼓舞和教育了广大指战员和民工。轰轰烈烈的工程民主活动，推动着公路迅速向前延伸，同时也使干部克服了保守思想，增强了群众观点，密切了上下级关系，加强了部队建设。

筑路是在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首先要战胜高山缺氧的困难。如在海拔4796米的敏拉山施工时，山上悬崖陡峭，怪石嶙峋，犬牙交错；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当内地还是乘凉摇扇的季节，而山上早已冰封雪飘了。时而六七级大风夹着沙石腾空而起，时而刺骨的寒风卷着冰雹盖地而来，时而又鹅毛大雪纷飞，给施工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连睡觉也不平静。有一次，一夜大雪，就把帐篷压跨了37顶，大家不得不半夜起来拾掇住处。缺氧又使得同志们每迈一步都要气喘吁吁。再加上修路的剧烈劳动，使不少人患了高山不适应症，脸上发泡，心跳加快，一般每分钟心跳都在100多次；血压升高，不少人鼻孔出血，头痛难忍，但干部战士始终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们在驻地附近的山坡上，用各色石子镶嵌了“长期建藏，边疆为家”、“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等大字标语，并以行动实践着这些口号。他们战严寒、斗风雪、过冰河、破冻土，在同大自然作斗争的同时，还要同饥饿作斗争。由于我们远离后方，运输线长，补给不易。当时西藏一小撮反动分子，在其它方面失败之后，又想利用粮食问题同我们较量，对我们实行封锁，禁卖粮食。他们妄图用这种办法阻止我们修这条公路，幻想最后达到彻底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目的。我们也确实遭到了巨大的暂时困难。尽管上级为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来解决供应问题，部队仍然在很长时间每人每天只能吃到4两左右的青稞面。西藏地方政府反动司曹鲁康娃、洛桑扎西就得意地用讥讽的口吻对我军某首长说：“看来饿肚子比打败仗更难受吧！”面对着反动分子的挑战，战士们无所畏惧。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他们迎着困难上，决心打破敌人的封锁。粮食不够，就用野菜充饥。夏季，部队每天抽出25%的人员挖野菜。仅我部所属各单位，一年食用野菜就在150万斤以上，每人每天二三斤。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每天工作、劳动十一二个小时，仍情绪高昂，歌声嘹亮。因为他们有远大的理想，广阔的胸怀，明白早日修通这条公路的重大意义。

在长期共同劳动中，同我们建立了深厚情谊的藏族民工们，看到部队同志忍饥挨饿还同他们一起劳动，纷纷把节省下来的糌粑送给战士们。而在战士们婉言谢绝后，他们又偷偷地把奶干放到战士们的挂包里。据不完全统计，战士们前后共收到民工送的奶干1412块。军民们就是这样互相关心，互相体贴，亲密无间，同心协力地去克服困难，终于把公路提前修到了预定地点，于1954年11月27日在巴河桥同东线筑路大军胜利会师，完成了这一空前的历史壮举。毛主席为公路通车亲自题了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

庆祝会为1900多民工、109个班、58个觉本（班长）、11个宗的代表贺功。

民工们告别工地，返回各自的家乡时，战士们扛着民工的行李，送了一程又一程；民工们和朝夕相处的战士们依依惜别，难舍难分，在不得不分手的时候都流下了热泪。加查宗400多民工一个个泣不成声。就是这样，通过修筑康藏公路这个共同劳动的“大学校”，部队同西藏人民建立了真正可以称得上的“鱼水之情”。通过共同的劳动，使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亮了藏胞的心，从而启开了隔绝民族感情的心扉，使解放军、共产党的美好形象深深地印在藏族民工的记忆中，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他们把这一切带到了西藏的各个角落，在藏汉两个民族之间架起了一座心灵相通的“金桥”。

（贾鉴执笔，原载《铁血雄狮铸辉煌》）

（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乔学亭 1924年月生，山东省肥城县东陆房乡西界首村人。1937年9月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任联络员。1938年初，参加组织了60余人的抗日救国会（东阿抗日游击队），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昌都战役、平叛、对印、对越战争。历任排长、指导员、教导员、团教导队政委。十八军52师155团政委、团长。52师师政委；五十军副政委；十三军政委等；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乔学亭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被任命为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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