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美国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犹如“走钢丝”

2021年全球经济正在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复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达到6%，其中，美国的经济增速有望达到6.4%。而美国政府实施的多轮财政刺激措施在推动美国经济复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目前，美国拜登政府在已推出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后，又再度宣布了规模超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那么，多轮经济刺激计划能否成就“拜登新政”，经济刺激计划所需要的资金又将从何而来，大规模刺激计划又将给美国和全球其他国家带来哪些影响？针对这些问题，《金融时报》记者对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进行了专访。

《金融时报》记者：如何评价美国政府实施的多轮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其效果？

刘英：2020年，美联储为救市推出零利率叠加“无上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空前积极的财政政策也轮番上演。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后，在超宽松货币政策已无加码余地的情况下，更是推出了空前的财政刺激计划。

在此次2万多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1.36万亿美元投资在新老基础设施建设上，不仅包括道路、港口、桥梁等传统基建改善，还包括校舍、医院、住宅等翻新，以及充电桩、宽带等新基建。为落实碳减排及推动制造业发展，本轮刺激计划在电动汽车市场方面将投资1740亿美元，建50万个充电桩，同时扩大电动汽车消费税的激励措施。

此外，刺激计划还包括5800亿美元的振兴制造业投资，其中，3000亿美元用于振兴制造业，1000亿美元用于劳动培训。针对美国研发投入占比下降的情况，此次刺激计划中的1800亿美元将投资在研发上，用于提升美国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半导体、高级通信、高级计算、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力度，升级全国各地的实验室。为实现100%的清洁能源经济，还将投资350亿美元用于支持气候变化技术，使美国成为清洁能源技术的全球领导者。此外，还将投资4000亿美元用于护理老人等服务。

事实上，拜登上台后连续推出的多轮经济刺激计划，旨在应对疫情冲击、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复苏、增加居民就业。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可以增加投资、促进消费和增加出口，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从2020年实施的两轮3万亿美元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来看，“撒钱”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确实有助于阻止美国这艘经济“巨轮”的急剧下沉，但美国终究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体，疫情控制不力，大家不敢出去消费，发再多钱也很难起到刺激消费的目的，2020年美国经济仍然下滑3.5%。而多轮大规模经济刺激的边际效应也在迅速递减，特别是面对疫情的深重影响，美国3000多万人确诊，超56万人死亡，在没有达到群体免疫之前，服务业重启是个难题。而增加基建投资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疫情或让预算协调程序更好通过。但在土地私有的美国，要实施大规模基建投资谈何容易，而要真正落实并达到拉动社会有效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更非易事。

与此同时，为救市撒出去的美元已经开始推高通胀水平。今年以来，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超过260%，铜价也创近10年来新高，钢铁、有色金属的价格也持续抬升。随着美国新冠疫苗接种速度加快，美国经济复苏加快，持续攀升的通胀水平将会引发货币政策转向，这又会反过来抑制经济复苏脚步，从而让大规模经济刺激效果大打折扣。

《金融时报》记者：支撑美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资金来源问题将如何解决？

刘英：2021年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预计将达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而从2020年至今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超过8万亿美元，接近美国GDP的40%。钱从哪里来？最终羊毛还要出在羊身上，经济刺激计划还将靠加税来支撑。

拜登体现了民主党的传统做法，即使在疫情期间经济恢复时期，也不忘通过增加税收来弥补财政亏空。为避免债务危机，拜登政府表示未来10年将通过加税增收2万亿美元。一是提高企业所得税，将企业所得税从21%提升到28%；二是提高跨国公司的最低税率，防止跨国公司服务外包，增加本土用工数量。为此美国还通过G20来协调全球的税率，消除特朗普时期税法中跨国公司海外收入免税政策，增加大公司的税率；三是消除当前给化石行业的数十亿美元的税收减免和补贴；四是加大执法力度，封堵偷漏税现象，加大征收征管力度。此外，对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富人征收富人税也箭在弦上，最高税率将可能达到39.6%，但其最后的效果是与虎谋皮还是劫富济贫尚难以确定。

《金融时报》记者：拜登政府的基建计划前景如何？

刘英：经济刺激计划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复苏。而经济危机期间也是投资基础设施的最佳时期，在当前美国零利率的货币政策背景下，大规模投资基建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好抓手。纵观历史，美国历史上就有多位总统通过大规模投资基建拉动经济增长。

1933年，为应对大萧条，罗斯福在基建方面投资超过33亿美元，通过政府与私人资本结合的方式来投资最终带动美国走出危机。1956年，艾森豪威尔推动洲际和国防公路系统建设，大规模投资了1300亿美元，建设了6.5万公里高速公路。1993年，克林顿以信息高速公路为目标，投资4000亿美元铺设光缆。

2009年，为了拯救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奥巴马在7850亿美元的救市资金中，拿出1000多亿美元投资基建，其还曾打算在基建上再投资3000亿美元，但是法案最终未能通过。特朗普更是高调喊出2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计划，但是不了了之。而在当前空前规模的财政刺激叠加零利率的超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大规模投资基建或是获得两党认同和两院通过的最佳选择。

不过，虽然在疫情下经济亟待复苏之时，拜登提出的2万多亿美元的基建计划或有希望获得国会通过，但针对如此大规模轮番实施的经济刺激计划，反对声此起彼伏。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公开反对经济刺激计划，并要求缩减规模。由于经济刺激计划需要通过加税来支持，代表300万家企业的美国商会副会长明确反对经济刺激计划，并认为这是“特洛伊木马”。尽管经济刺激计划带来投资机遇，但是针对大公司的征税，美国大公司极力反对。为了能够尽快实施，拜登政府也做出了“预算协调”的准备。

《金融时报》记者：美国多轮的经济刺激计划对其自身以及全球其他国家将造成哪些影响？

刘英：美国空前零利率叠加“无上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本就是天量放水、洪水四溢，而在美国经济复苏之际又推出多轮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同时通过加税等办法限制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带动资金回流，美国的这些举措已出现显著的外溢效应。轮番上演的经济刺激计划，已经让美元指数升到93，升至近半年来新高。10年期美债收益率更是大幅攀升至1.75%，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攀升，吸引大量资金回流美国。与此同时，美股的巴菲特指数（美股市值占GDP比重）已经超过190%，超过了金融危机时期和互联网泡沫时期。而这些也给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通胀高企、股市坍塌、汇率贬值的负面溢出效应。

面对美联储可能的货币政策转向，巴西、土耳其、俄罗斯等国被迫大幅加息来防止资金外流。半年时间里,土耳其已经连续4次加息，引发股市下跌甚至两天四度熔断、汇率贬值和通胀高企。美国的这些经济刺激计划对其他国家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在经济好的时候可能反映为正面溢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而在全球经济不好时就变成了大抽血。为此，新兴市场经济体仍需筑好篱笆，防止资金外流和跨境资金异常波动。

而对拜登政府来说，多轮经济刺激计划的目的是让美国尽快走出疫情及经济危机的泥潭，但是经济刺激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对美国如此，对世界更是如此。要降低副作用，带动经济复苏，既是世界对美国经济刺激计划最好的期许，也是拜登新政目标所在，如果成功更将成为拜登政治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实施大规模刺激，美财政部提出全球和美国国内的增税计划，将在未来10年内增加超过2万亿美元，包括企业税基汇回国内。不仅如此，还要通过G20给跨国公司加税。

拜登所提出的4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旨在增加就业和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提振美国制造业能力，提升美国在相关技术领域研发能力，提升清洁能源领导力，提高民生福祉。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此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且不说效果如何，在很多企业尚在勉强维持、尚未彻底走出疫情危机的阴霾下，其给企业增加的税收，会否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与此同时，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必然推升本已高企的政府债务。疫情下要加税可谓难上加难，美国可能还要走举债模式。更为严重的是，看起来很美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在应对普通经济危机时或许管用，但叠加百年难遇的疫情冲击以及严重的社会危机时，最终能否成功尚难以论断。在落实经济刺激计划的过程中，拜登政府犹如“走钢丝”，其政治遗产也要视其经济刺激计划的实际实施结果来书写，美国的传奇也或将在拜登任上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