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送毛泽东三本书，毛泽东悟出四个字，称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

1918年夏天，毛泽东终于历经波折，从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五年半的苦读、心血和汗水，终于化成了自己文化知识的结晶。

此时的毛泽东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前方将何去何从成为了他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蔡和森从北京寄来的邀请信。邀请毛泽东来北京主持赴法参加勤工俭学一事。同时蔡和森还在信中转达了杨昌济先生的想法，希望毛泽东能一边在北京大学读书，一边搞社会活动。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来到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

为了落实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到处奔走，终于在第二年3月起程前往法国。

毛泽东为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前后忙碌，但是自己的生活却日益窘迫，急切地需要一个维持生活的职业。

10月，通过杨昌济先生的介绍，经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同意，毛泽东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个助理员的差事。

这一安排在中国将产生极远的影响。

此时的北京大学名流荟萃，更是新思想、新文化蕴育传播的基地，这里思想十分活跃，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这些对于他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此时的李大钊开始把中国与世界无产阶级连系起来，正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给那些求知过程中有些迷茫的青年指明一条闪光的大道。

李大钊，字守常，1889 年 10 月 29 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不久之后，父母先后病逝，只能依靠祖父母抚养，祖父经营有道，所以家中比较富裕，所以年幼的李大钊有了读书的机会。但是因为祖父母年纪较大，家中无人操持家务。1900春天，11岁的李大钊就和邻居18岁的赵韧兰结婚。赵韧兰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姑娘，善理家事，对于李大钊的帮助非常大。

1916年，李大钊从日本学成回国，先在北京担任《晨钟报》的总编辑，宣传民主主义思想。不久以后，经由章士钊推介，被蔡元培聘请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不久聘为教授并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

毛泽东一直读《新青年》，所以非常崇拜李大钊，他不仅读《新青年》他更是给《新青年》投稿。

1917年春天，毛泽东登岳麓山写下了《体育之研究》一文，在文中他提出了把“武勇”作为体育之“主旨”的见解，邮寄给了《新青年》杂志之后，李大钊慧眼识珠，将它发表在了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

对于和李大钊的见面，毛泽东期待已久，这次可以近距离接触李大钊更是令毛泽东欣喜万分。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红楼东南角的一间办公室里面，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

毛泽东除了在图书馆的工作之外，还在北大以旁听生的身份在听课。但是却只能在缄口不言的时候去听课。

有一次在旁听胡适讲课的时候，他大胆地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当胡适知道提出问题的竟然只是一个没有注册的学生的时候，竟然拒绝了回答他的提问。

毛泽东还试图和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探讨问题，但是这些大忙人根本无暇去听一个图书助理员的看法。

一次次的冷遇，让他明白到：即使是高等学府，也是专制的世袭领地。坚定了他决心打破旧的传统习惯、变革社会的强烈意念。

但是，毛泽东还是遇到了知音，这就是李大钊，虽然李大钊也是位著名的教授，但是他平易近人，愿意跟一切青年接触，通过长时间的交谈，两人感到十分投机，于是越聊越多，越聊越久……

1918年，李大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在做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之后又发表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

这些文章的发表，不仅标志着他本人开始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此后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蓬勃发展。毛泽东由于工作关系，能够更好地接触马克思主义，为了让毛泽东进一步吸收先进思想，学习新的知识，经受全面锻炼，以增长社会活动的能力与才干，李大钊引导毛泽东参加了大量的学术活动和广泛的社会活动。

经李大钊准许，毛泽东抽出一定工作时间，经常在北大旁听他感兴趣的文化课，如哲学、伦理学、文学、新闻学等。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多种学术组织。

在这里他认识了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等人。

参加这些学术团体和结识这样多的朋友，使毛泽东开阔了眼界，吸收了大量新鲜、有益的知识。

与此同时，经李大钊引荐，毛泽东还拜访过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人，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

通过拜访这些名流学者，他广泛地了解各种思想及学说，满足了自己强烈的求知欲望，使知识迅速地增长起来。

1919年3月，毛泽东在送走了湖南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热血青年之后，离开了北京。在北京的这短短几个月，毛泽东学到了新知识、结识了新朋友，吸收了新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开始接触了同他的精神方向最为吻合的马克思主义。

在这里，使他顿觉视野大为开阔，精神格外振奋，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走上中国现代历史的舞台，即将站到时代潮流的最前列。

他放弃了留洋的打算，谢绝了老师杨昌济“一边在北大读书、一边兼搞社会活动”的劝告，选择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这次北京之行，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一个转折，在这里他认识了李大钊，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

1919年12月，毛泽东为了推进“驱张”运动，第二次奔赴北京。

这一次北京之行，让毛泽东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十月革命的影响在逐渐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越来越广泛。

刚刚安顿下来的毛泽东，立马就去拜访自己的这位思想导师李大钊。

李大钊热情地招待了他，在了解他的情况之后，他向毛泽东推荐了三本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英国柯卡普著、辟司增订的《社会主义史》。正是这三本书，坚定了毛泽东走俄国人的路，接受马克思主义。

20多年后，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曾经谈到李大钊向他推荐这三本书时的情况：“记得我在 1920 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 1920 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经常到李大钊那里讨论、请教，李大钊则向他介绍了很多苏联的情况。毛泽东因此产生了去往苏联的想法。

1920年，他在给朋友陶毅的信中说：“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这桩事，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4月，毛泽东结束了在北京的任务，准备返回湖南。

临行前，李大钊对毛泽东说：“你不妨再找一下陈独秀先生，他现在在上海。”

5月5日，毛泽东抵达上海，遵照李大钊的嘱托，多次会晤陈独秀。

第二次北京之行，毛泽东彻底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转变。

1927年，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抓捕，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多位勇士被带到了刑场，在行刑前李大钊还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不能因为你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育了很多的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撤遍各地！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胜利！”

对于导师的牺牲，毛泽东悲愤不已。1936年，曾经多次向埃德加·斯诺谈起了李大钊，

“……我到京后不得不立即找工作，我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这时已成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一份工作，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人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后来被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给了我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月薪八元钱。”
——出自《红星照耀中国》
“……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国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时，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发展……”
——出自《红星照耀中国》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感慨地对工作人员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