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足5座山中藏着中国晚期石窟艺术代表，目前2座山已初露头角

众所周知，佛教在很早的时候就从古印度传入中国，石窟这类建筑方式也随之传入。现存最早的窟便是赫赫有名的敦煌莫高窟，以其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成为旅游胜地。

石窟艺术在各个朝代更替中，一直和我国本土文化与艺术形式不断融合转化，成为了汉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隋唐时期发展到巅峰，五代和宋代时期逐渐没落。就在这段没落的时期，在重庆大足的深山之中，却有一个石窟默默发育，成为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

中国石窟艺术建设史上最后的一座丰碑

重庆大足在石窟艺术建造上，绝对是反应慢半拍，在石窟艺术巅峰时期的初、中唐造像总共不过20龛，反而在过了风口的唐末开始大兴石窟建造，而带了这波节奏便是唐末的昌州刺史。

885年昌州迁治大足，7年后，一个牛气的人物，静南军节度使韦君靖任沧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这人一来昌州，就干了一票大的，“粮贮10年，兵屯数万”，在城北龙岗山（今北山）营建永昌寨。同时，在北山凿造佛像。

其他人一看，这是政策变了，或是投其所好，或是乘上东风；州、县官吏和当地仕绅、平民、僧尼等相继效法，大兴摩崖造像。

这波节奏带得有多奇妙，晚唐都没了，还持续了400年的热度，因南宋晚期战乱，才中断了石刻造像。

这不是简单的400年，这直接把中国石窟艺术史向后延续了400余年，也使得大足石刻成为中国石窟艺术建设史上最后的一座丰碑。

此后，中国石窟艺术停滞，其他地方未再新开凿一座大型石窟；民清时期，大足石刻摩崖造像方渐复苏，虽不乏佳品，但多为小型造像区，不成气候。

佛道儒三教合一，最接地气的艺术风格

再谈及石窟建造的艺术风格，早期由敦煌莫高窟到永靖炳灵寺，再南到天水麦积崖。其早期造像、壁画的题材与风格，完全是相同的，宛如天外来客，不似人间。

中期的石刻艺术，以云冈、龙门为中心，无论何种形象，都采取了汉族形式的衣饰。这时期的风格就是全面汉化，漫天神佛，神性不减，但更为本土化，这也影响了四川地区早期的石窟造像（广元千佛崖等）。

而目前，重庆大足石刻的艺术风格，却与前中期相差甚远，好似漫天神佛完全融入了人间，而且还创造了佛、道、儒联合造像和单独的道教造像。

比起之前只是对佛的敬畏与盲目崇拜，演化出更多关于人、事、物的深度人性思考。

就好比5山之首宝顶山上的“六道轮回图”、“父母恩重经变相”、“吹笛女”、“牧牛图”等。

图中巨轮，是载众生在三界六道中生死运转的车轮，转轮王两臂怀抱巨轮，表示业力不可逆转，命运随业力而定。轮分四圈，由里向外，分别为“自己”、“六道”、“十二因缘”、“十八格具象轮回图”，展现出对生命与轮回的关联。

父母恩重经变相宣扬儒家孝道思想，歌颂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的典范之作。工匠师以他们在生活中体验和观察到的父母养育子女的艰辛过程为主题，极为生动地刻画了十组生动逼真的画面，把家庭生活的丰富内容和各种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生动地再现了人间的世俗生活。

“吹笛女”、“养鸡女”、“牧牛图”等，就直接将石窟艺术民族化、生活化。

而5山中的石篆山，石窟造像为典型的释、道、儒“三教”合一造像区，在中国石窟中罕见。

2山开发完善，初露头角，剩余3山有待开发

大足，在19 世纪之前几乎无闻于世，大足石刻藏诸深山密林不为人知。

但这并不代表着，大足石刻是不值一提的，恰好相反，大足石刻是埋藏在石头中的真金。

目前，大足地区列入文物保护名单的石窟共75 处，刻写铭文10 万余字，造像5 万余身。分布于大足西南、西北和东北的山区，以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五山”为代表。

其中以宝顶山摩崖造像规模最大，造像最精美。南宋时期，大足僧人赵智凤，承持晚唐川西柳本尊创立的佛教密宗教派，于宝顶山传教。他以弘扬佛法为主旨，清苦70余年，四方募化凿造佛像近万尊，建成了中国佛教密宗史上唯有的一座大型石窟道场。现在宝顶山上新建了大足石刻博物馆，文艺感满满。

北山和宝顶山，开发最为完善，也距离大足城区较近，周边的游客也常去这两地参观大足石刻，配套设施较为齐全。

虽然南山也离城区较近，但因为规模相对小，而默默无闻；而石篆山和石门山分别位于三驱镇和石马镇，虽然艺术价值高，但地处偏僻，本地人几乎没几个去过，还有待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