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弱者反抗到自由威胁，“取消文化”是潘多拉的那只盒子吗？

当“取消事件”不断上演，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已席卷全球的“取消文化”，它究竟是弱者的武器，还是民粹的暴政？在互联网力量崛起和社会言论两极化的今天，我们真正应该警惕的又是什么？

“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听上去有点遥远或者陌生，但只要换个解释——封杀，便家喻户晓得多了。不过，威权国家里的“封杀”往往是公权力对个人或平台做出的行为，而在欧美兴起的“取消文化”则有所不同：

第一种是用户自发的行为。比如跨性别群体对J·K·罗琳发动“取消文化”，完全是网友自发的行为，这些行为也不是真的要封杀某个人，而是起到警醒作用。所以，有人会认为“取消文化”被翻译为“警醒文化”更准确。

第二种是平台或政党下场，资本与权力合谋来封杀某个人。比如在特朗普信徒大闹白宫之后，Facebook、Twitter一度封禁了特朗普的账号，禁止他发布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言论。而在风波过后，这些社交网络巨头又陆续考虑是否解封其账号，比如在今年三月份，YouTube声称如果“暴力的威胁”减少，将会考虑将特朗普的YouTube账号解封。由此可见，“取消文化”并不等于永久的取消，其运用目的也各不相同，既包括了底层对上层名人的威慑，也包括Facebook、Twitter对政治强人煽动民变的恐惧。

近几年，从“Metoo运动”到“黑命攸关运动”，再到围绕历史人物、性别议题、种族议题的影视剧下架风波，“取消文化”愈演愈烈。就在今年年初，约翰·克里布在美国保守派网站Real Clear Politics上发表文章，表达对于Facebook屡次拒绝其历史小说《老亚伯》（Old Abe，林肯的昵称）广告投放申请的不满；3月，美国儿童文学作家苏斯博士的六部作品又因被指控包含种族歧视内容而遭召回。这两起事件再次告诉我们：“取消文化”在今天不再只是弱者的武器，它还是资本与强权控制下的社交平台对政治正确的谄媚。而如果我们深入讨论“取消文化”这一议题，会发现它不仅是进步派和保守派的博弈，也涉及到政府、平台、用户三者的权力边界，以及监督和禁止之间的尺度如何平衡的问题。

作为社会运动和纠错机制的“取消文化”

我们今天所说的“取消文化”，崛起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背景下。2016年，特朗普赢得大选，美国社会撕裂加剧，政治正确与反政治正确成为势不两立的两股力量。“取消文化”作为进步派的武器闪亮登场，它最初是黑人、跨性别群体、女权主义者自发的社会运动，意在使人们了解到社会文化的种种歧视与偏见。但在使用过程中，它也遭到了政治正确厌恶者的批评，以及温和派对此的摇摆不定。

据斯坦福大学统计学博士张拓木调查，“取消文化”的词意首次出现在2018年3月；该年6月，《纽约时报》刊文《所有人都被取消了》（Everyone is Cancelled），使该词进一步被讨论；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被警察虐杀而引起“黑命攸关运动”，随之引来《哈泼斯》公开信大讨论，导致取消文化成为欧美知识分子热议的公共议题。

2020年6月，《哈泼斯杂志》刊登了一封《呼吁公正与公开辩论》（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的名人公开信，签署人包括史蒂芬·平克、福山、乔姆斯基、阿特伍德、J.K.罗琳等文化界名人。这封公开信批评了过激的“取消文化”行为，指出公共话语中越来越多的“不宽容气氛”。

签署人表示：“这种气氛的特点是一套新的道德态度和政治承诺，往往会削弱我们的公开辩论准则和对差异的容忍，而有利于意识形态的顺从。”在公开信末尾，签署人将“取消文化”的气氛与特朗普的支持者联系起来。他们警告左翼，不要为了他们眼中正确的诉求，做出本质上和“非自由主义势力”同样的行为。

《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的公开信《呼吁公正与公开辩论》

在这些签署者中，乔姆斯基的意见相当具有代表性，他后来接受采访时说：“取消文化是所有的主流。我可以从我自己的经历中举出很多例子，比如取消了一些事情，书籍被下架，国家电台节目因为有人不喜欢（一些领导或者右翼分子）而被取消。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这是标准的主流建制行为。当左翼人士试图模仿它时，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在原则上是错误的，是错误的战术。事实上，特朗普正在以此为基础开展自己的竞选活动。因此，对于我感兴趣的左派以及他们的积极分子来说，要注意原则和战术后果。他们很重要。他们要注意不要采取主流的压制行为。这就是我认为这封信的意义。”

但公开信很快引起了“黑命攸关运动”参与者的抗议，随之而来《回应〈哈泼斯〉公开信的公开信：谁的正义？谁拥有权力？》，这封信批评了温和自由派和保守派知识分子的傲慢和他们对自我特权的不自知，旗帜鲜明地指出“取消文化”作为社会运动的必要性，是弱势群体争夺话语权的手段。

这场对话折射出一个基本事实：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取消文化”，背后都是对互联话语权的争夺。“取消文化”的支持者犀利地指出，那些真正占据高位和话语权的人，其实并未受到“取消文化”太多影响：J.K.罗琳的书依旧畅销，伍迪·艾伦继续拍戏并入围柏林电影节，汤姆·科顿还在发表自己的极右言论……

他们希望读者意识到，对“取消文化”的批评伴随着保守派对进步派的污蔑，那些忽略具体语境把“取消文化”与当权者封杀划等号的行为，其实是夸大了“取消文化”的威力。比如曾引起巨大风波的《乱世佳人》下架事件，在很多中文自媒体的断章取义中，被解读为新一轮美国版的“破四旧”，但真实情况并不是HBO下架了《乱世佳人》，而是流媒体平台HBO MAX暂时下架了这部电影，在加上历史背景说明和谴责奴隶制的警示之后又再度上线，并且不会对内容进行任何更改。

我们理应看到，至少到目前为止，“取消文化”取得了明显成效。它让更多人意识到过去不被察觉的偏见和歧视。从这个角度而言，“取消文化”是一种纠错机制，它让各行各业掌握话语权的人更加重视平等观念，客观上提升了少数族裔、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话语权。

不再只是弱者的武器，不可避免地会伤及无辜

但是，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取消文化”的扩大化？如何保证“取消文化”最初的道义性不会在狂热后演变成主流意见对弱势意见的压制？在威权国家，知识分子反对封杀，是为了警惕政治权力对多元表达的抑制、对市场与创作基本规则的破坏，但在美国这样的政治世家与重商主义并行的环境里，在一种价值上提倡自由民主、政治正确，现实里上层政治力量、资本力量操纵议程、阻塞底层晋升渠道的社会生态之内，单纯地支持和反对“取消文化”都如同缘木求鱼。

首先，“取消文化”是禁止不了的，它已经是美国乃至世界的一种流行反抗形式。其次，“取消文化”并不完全是恶的产物，它不是民粹所能单纯概括，实际上千百年前就有“取消”，但那是上层对底层的取消，是掌握政治和文化话语权的人们对边缘群体的取消，我们的主要历史被皇权和士大夫书写，西方文明的记录者往往是贵族和文人，而在过去男性的声音又比女性更强大，这本身就是一种取消，只不过是它更隐蔽、更专制，而今天的取消被摆在明面上。在黑人被当做奴隶的年代，是白人取消了黑人；而在现在，“取消”成了黑人、LGBTQ群体、亚裔等种种力量对主流白人话语权的冲击，“取消文化”是他们团结起来宣示自己力量的渠道。从这一点上看，“取消文化”有它的道德正当性。

如今，“取消文化”已经不再只是弱者的武器。和很多当下的社会运动一样，当其进一步演化时，由于是民众自发的、去中心化的，缺乏成熟的政党组织，扩大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伤及无辜，变得暴力而令中立者反感。因此，中立者会看到越来越多不同立场的人使用“取消文化”。他们一定是弱者吗？或者说，简单用弱者对抗强者的身份来定义双方，真的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吗？进一步会涉及到的问题是：当“取消文化”让更多人警惕自己的言行、恪守观念正确时，它同时也助长了一种敌我对立式的战斗风气，一些人因为害怕被取消而不太敢说出内心真实想法，另一些人出于对取消的愤怒加剧了对进步派的厌恶，其结果就是中间地带愈发单薄，社会言论在两极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保守的越来越保守，激进的越来越激进。

作家J·K·罗琳因为一条社交平台的发言而遭遇“取消”

美国的政治极化，当然不是“取消文化”造成的；但“取消文化”的传播，客观上加剧了这个氛围，于是变得难以获取中立者的同情。

对于进步派来说，如何运用“取消文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尽管进步派知识分子无法勒住民众运动的缰绳，但知识分子乃至更多还鼓励对话、交锋的人们可以思考，自己是否要运用“取消文化”？自己会不会一言不合就去封杀对方？如果取消的泛滥已经导致这个运动被污名化，甚至资本和强权也在利用之，那么，片面地强调“取消本身”的道义，虽然可以被理解，但是否还远远不够？毕竟从现实策略的角度，即使这其中有强权和资本泼出的脏水，支持者或同情者也应当考虑如何扩大自己的基本面，把温和派拉到自己这一方，而不是远远推开。

“取消文化”的本质必然是激进的，必然会导致温和派从同情到厌恶的过程，所以简单呼吁“取消文化”支持者不要激进，无疑是一种轻率的态度。更具有理解、也更可行的办法，或许是明确“取消文化”的边界——“什么时候取消，什么时候不能取消”。如果一位作家反复发布贬损女性的内容、渲染种族主义仇恨的内容，那么读者集体抵制这个作家是情有可原的，作家对此进行申辩，也应该被允许；但如果一个公众人物，只是单纯表达与主流不一样的声音，哪怕他有自己的偏见，都不应该被取消，因为那会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反抗者共用了和强权者一样的方式，侵蚀着多元表达的土壤，使公共讨论变得越来越困难。

当然，现实中如何界定“什么是言论底线”非常复杂。比如一个画家画主人公恋童的漫画，违背了底线吗？如果答案是“是”，那么《洛丽塔》这样男主人公迷恋未成年少女的文学经典，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又比如，四月初豆瓣闹得沸沸扬扬的“《休战》事件”，由于好事者举报给译本打差评的学生，导致网友集体愤怒打一星，最终迫使举报者道歉、《休战》等相关图书锁分、涉事译者汪天艾注销个人豆瓣账户（她最初声援译者、批评打差评学生的行为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但客观来说，她不是举报者）。实质上，整件事就是中文互联网里的取消运动，在这个现实案例里，我们能看到“取消文化”的复杂所在，它既是道义的，又是不可控的；既彰显了弱者团结的力量，又在后期伤及无辜，包括弱者共同体里的其他人——那些无辜的翻译和被连累的图书设计参与者。单纯批评和支持“取消文化”已经没有意义，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要思考自己发言的尺度以及言论底线之所在，否则即便是道德之事在脱缰之后也会变成暴烈的狂欢，每一个当局者都会被愤怒笼罩，无法再好好说话。

近期发生的豆瓣“《休战》事件”的起始

被取消者及其同情者的抱团取暖

如果说，“取消文化”的初衷是声援弱者，那么在进行过程中应当注意对弱者的保护，哪怕那个弱者不是观点一致的友方。同样，如果“取消文化”最初源于进步人士对主流声音压制边缘声音的不满，那么，这种对强权的愤怒，应当使我们自己保持警醒，避免在某一刻沦为强权的一方。所以，即便是同一件事情，不同时间段的策略也是不同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休战》事件”中，有识之士反对举报者，但在后期，他们也会希望运动者不要伤及无辜。

让进步派感到事与愿违的或许是：“取消文化”让他们反对的力量更加团结，并且吸引到温和派的加入，结果就是取消的没有被真正取消，反而使进步派被进一步污名化，这些抱团取暖的人会以厌恶政治正确作为旗帜，在下一次大选中坚定不移地投出他们的选票。久而久之，不但社会上的政治撕裂难以愈合，整个社会的保守力量也会如同铁板一块，真正的进步派不得不面对“取消文化”所带来的割席——对自我道德标榜更高的进步派，更容易遭受“取消文化”带来的人设崩塌，而保守派人士其实并不那么畏惧取消，这只会让他们更加厌恶政治正确。美国如此，中国亦然。

正如学者李东辰在《“取消文化”当道：利弊之争及未来走向》中所说：“很多保守派人士已经开始以被‘取消’为荣，以被‘取消’为筹码，被‘取消’俨然成为了忠诚于特朗普和保守事业的象征，‘取消文化’使得被‘取消’者报团取暖，声势难减。”

今年3月美国的一份民调显示，高达64%的美国人认为“取消文化”是对自由的威胁。这其实也是对进步派敲响的一记警钟，“取消文化”疏远了中间群众，久而久之会让进步派失去可能的盟友。

数字巨头的权力扩张更值得警惕

在今天，谁拥有审核言论尺度的裁判权？法院能做的事，互联网巨头可以做吗？当社交平台巨头以正确之名封杀用户，谁又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力？这背后互联网巨头的权力扩张乃至对司法权的僭越，才是更值得我们警惕的事情。

被Facebook拒绝的历史小说《Old Abe》

而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时有发生。例如在2020年秋天，美国出版公司PBP（Republic Book Publishers）出版了约翰·克里布的历史小说《老亚伯》，讲述林肯与美国南北战争的故事。然而，这样一部宣传林肯的作品，在投放广告时却遭到了Facebook的拒绝。对此，Facebook并未给出具体理由，而《华盛顿邮报》撰稿人Ron Charles在调查后发现：“PBP的广告之所以被拒，是因为里面包含了前副总统迈克·彭斯的一句赞赏：‘这是我读过写林肯写得最好的书！’”

原来，PBP是一家专攻保守派市场的出版社，时值特朗普拥趸大闹国会后的敏感时期，Facebook在那个节点加大了对保守派的审查力度，于是才有了这出闹剧。所以，《老亚伯》投放受阻并非来自公众的自发抵制，而是Facebook在内容审查上的懒惰与不负责。在美国政治极化的背景下，Facebook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政治旋涡，它们的审核、宣发不仅会考虑到主流用户的口味，也跟它们高层的政治立场、幕后资本，乃至政党在社交媒体战场上的博弈密切相关。

今天的社交平台拥有一种膨胀的权力：它们可以根据对法条的自我解读来决定封禁用户的账号，它们控制议题，对内容选择性呈现，影响乃至干预公众的认知。当知识分子批评网民自发的“取消文化”时，他们应该看到更普遍也更冷酷的取消——由互联网巨头及其背后力量发起的取消，一种真正不允许用户申辩的霸权式取消文化。这也是为什么当特朗普账号被美国各大互联网巨头封禁时，默克尔等欧洲政治家即便反对特朗普，也不支持Facebook、Twitter的做法，因为这些互联网巨头擅自定义了紧急状态，并在紧急状态下随意僭越了司法与公司权利之间的边界，这是比政治主张更令人后怕的事。

我们会发现，当“取消文化”被互联网巨头以道义之名利用，它变得看起来大快人心，却又是对网民的互联网身份、财富和内容更无情的清洗。或许在今天，它代替你封杀了你不喜欢的用户，但如果有一天，你站在了那个主流之外呢？你是否做好准备，面对“社会性死亡”的结果？

“取消文化”并不是一件远在大洋对岸的事，它就在我们附近，就在那些类似“肖战事件”、“《休战》事件”的时时刻刻。无论何时，我们都不要草率地取消别人，为的是避免有一天，自己也被轻易取消。

参考资料：

1.艾萨克·乔蒂纳：《诺姆·乔姆斯基对特朗普的评价》，原文刊载于《纽约客》，World Communist Parties转载，麦沛玲编译，2020-11-12；

2.New York Times，Jonah Engel Bromwich，Everyone Is Canceled It only takesone thing - and sometimes， nothing - for fans to dump a celebrity；

3.https://harpers.org/a-letter-on-justice-and-open-debate/，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

4.Washington Post，Ron Charles，Did Facebook “cancel Abe Lincoln”？ The truth is complicated - and alarming；

5.张拓木：《一文读懂“取消文化”的起始和走向》，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 2020-08-11；

6.龚思量：《专访｜林垚：自相矛盾的公开信与取消文化的正当性》，澎湃新闻，2020-08-09；

7.新京报书评周刊：《苏斯博士作品被召回，他是“取消文化”的受害者吗？》，2021-03-12；

8.李东辰：《“取消文化”当道：利弊之争及未来走向》，澎湃新闻，2021-03-23

•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青年小说家、播客品牌“席地而坐”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