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随着拜登上台后逐步稳定,但并没有好转。尽管拜登政府不会像特朗普那样随意踩着中国的红线,但是其建制派传统的政治战、舆论战一直在不断加码。很显然,拜登政府继承了很多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态度,只是手段上少了直截了当的粗暴,多了毒辣和阴险。而拜登政府继承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态度,一部分源于对特朗普主义者的“团结”,另一部分则源于美国基于竞争而形成的世界观。
拜登政府对华主张其实分了三层,即“该对抗的对抗、该竞争的竞争、该合作的合作”。然而,这一定义事实上让对抗和竞争成为主流,而合作成为边缘性的问题。在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关系不会出现直接开战的局面,因为双方都希望可以管控住中美关系的底线,即双方打一场热仗。如果中美在现有状态下爆发热战,那么没有任何一方可以确保胜利,同时也很可能导致两国同时衰败。但在其他领域上,双方的合作空间都在大幅度压缩,目前唯一剩下的就是全球治理问题,然而这一命题上的合作基本也很难导致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相反,全球治理问题的合作氛围还需要担心被中美其他领域的竞争和对抗所侵蚀。
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关系如何定位恐怕将成为大问题。从美国现有的表现来看,虽然新冷战真的很难开始,但美国诸多主流政治精英事实上更倾向于与中国打一场“新冷战”。在美国成为霸权国家近80年后,美国的战略思维能力却很可能出现下降。美国老一代战略家已经老去,也许由于中美之间不论制度逻辑还是战略文化都差异巨大,也许由于中国发展的速度也过于迅速,新一代战略家对于中国事务的熟悉程度要远逊色于冷战开始时对苏联极富了解和洞察力的战略专家,而政治精英对中国的理解能力更是乏善可陈。相反,中国对于美国的了解还是远超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其中蕴含着中国的机遇。
在这一背景下,如果美国选择自己熟悉的、并且曾经打败苏联的“新冷战”模式,中国并不会太过担忧。因为虽然这可以给中国制造更大的压力,不过也在更快地透支美国自身的有形无形的战略资源。更为关键的是,压制中国、强行让中美经济脱钩,对于美国的国内问题只有恶化作用而没有实质性的建设作用。中国虽然还没有真正实现全面现代化,但中国的存在让美国获得了减缓新自由主义结构性矛盾的宝贵机会,而强行脱钩对中国有损害,对美国也有。而要论战略持久与忍耐力,现在国内撕裂的美国要远低于团结一致的中国。
而如同美苏那样在全球争霸的情况同样不会在中美之间上演,因为中国的战略辐射主要依赖经济能力,而经济要素全球流动所仰仗的恰恰是美国自己创制的制度,包括海权、金融等国际制度与国际公共产品,而且这些制度与国际公共产品美国并不是为中国单独设置的,其具有普惠性,要让中国受损也意味着全球一起受损。也因此,中国的战略力量高度密集,可以在地区的局部形成巨大的规模优势,这样即便在技术逊色于美国的情况下也可以形成优势,而对于美国的一线盟友,中国高密度的战略力量则是彻底的噩梦。这样一来,美国需要面对的就是不得不越来越多亲自出马的状态,而且中国可以对美国形成的压力更是日益巨大。
在高科技的竞争则是另一个焦点,冷战时期美苏之间进行了高强度的尖端技术竞争,这主要体现在核武器及其载具开发上。苏联之所以会垮台的关键还是在于其没有市场机制发挥效率,导致巨量的资源被无效率地浪费在技术竞争中,无法转变为具有效率的经济要素。而中国有着不能说成熟但至少是完备的市场机制,因此美国想要用高技术竞争拖垮中国难度要远远高于拖垮苏联。
因此,中国不是苏联,如果将所谓“新冷战”定义为相互依赖、不爆发直接冲突但全面对抗的态势,真要打所谓“新冷战”美国或中国还不一定谁先崩。主流美国政治精英脑子中的有限想象力恐怕很难真正理解中国的优势和缺陷,这种不协调将导致美国自己政策呈现越来越多的漏洞,进而持续在一些自以为是的地方消耗美国霸权的战略资源。而长此以往,双方所拥有的战略资源规模将变得更加接近,中国只要保持接近态势,那么所谓“新冷战”的胜者也将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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