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做人做事很认真，一板一眼，一是一，二是二，这是一种好的品德，但这样的人也有一个毛病，有时候做得过于极端，特别认死理，把事情做绝了，没有回旋的余地，反而使事情不圆满。
孔子是一个原则性比较强的人，但是他反对这种认死理的做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段话的意思是，孔子杜绝4种毛病，不主观臆测，不武断绝对，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这4种毛病归结在一起，就是认死理，以自我为中心，按照自己认为方法去做，不变通。
那么孔子怎么做呢？
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
对于孔子这段话，争议较多，主要是“适”和“莫”两个词，这是一对反义词，没有异议，而是对这两个词的词意理解不同。学术上代表性的解释有2 种：
第一种解释，“适”是专注的意思，相对的“莫”是不肯的意思，也就是反对。“无适”“无莫”合起来就是“无可无不可”，“适”就是“可”，适合干什么，应该干什么；“莫”就是“不可”，不适合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
第二种解释，“适”通“敌”，是敌对的意思；“莫”通“慕”，是爱慕的意思。“无适”“无莫”合起来就是没有敌对的，也没有亲近的，也就是说一视同仁，无所厚薄。
第一种解释，主要是说做事的态度，不要拘泥于条条框框，做事没有固定的大路，不一定非要这样做，也不一定不能这样做；第二种解释是对人的态度，对人无所谓亲厚，不厚此薄彼。
这两种说法有差别，但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不能太绝对，不能固定不变。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既定的条条框框、墨守成规的事来把他束缚住。无可无不可，就是看情况决定最佳的应对方式。
事物都是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的形式，也没有定势，要一分为二看问题，既不能绝对地肯定，也不能绝对地否定，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变化了，应对的策略也应该随之变化，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拘泥于一成不变的教条，要因人而宜，因时而宜。
孟子曾经把孔子与伯夷、伊尹做了比较：
伯夷这个人洁身自好，眼睛不看邪恶的事物，耳朵不听邪恶的声音，不是他心中理想的君主就不去侍奉，不是他心中理想的百姓就不去管理；天下有道的时候就出来做官，乱世的时候就隐居起来，不愿意与污浊的世界同流合污，被称为“圣之清者”。孔子评价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伊尹这个人勇于任事，敢于担当，有责任感，什么样的君主都可以去侍奉，什么样的百姓都可以去管理；治世的时候可以出来做官，乱世也可以出来做官，被称为“圣之任者”。
孔子与伯夷、伊尹两个人的做法不一样，可以做官的时候就出来做官，应该辞官的时候就辞官；可以长久地干就长久地干，应该马上离开就马上离开，称这“圣之时者”。
孟子认为，3个人都是圣人，孔子是圣人里面最识时务的，他的愿望是学习孔子。因为孔子做事不拘泥，根据时势的变化而变通，做事要有灵活性。
“无可无不可”，有些人却把它当成了随意，当作了圆滑，做人做事没有原则，把自己变成了油腻的人。孔子虽然提倡变通，但是，他反对无原则地变通，他提出了变通的标准，就是“义之与比”。
“义之与比”，“比”是接近；“义”就是“宜”，适宜，合适，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做人做事要符合事理，符合做人做事的原则，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好恶，或者一成不变的模式，要把握好做人做事的分寸，做到恰如其分。
怎样做到不拘泥？在做事情的时候要用义来作为一个标准。做事不能拘泥体制，可以灵活多变，但是，不能无原则，无底线。如果连底线都没有了，做人还剩下什么呢？
懂得做人做事要通权达变，就会懂得没有非干不可的事，也没有不可干的事，不走极端，不认死理，有灵活性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完满。
懂得做人做事要符合“义”的标准，就会做人做事要有原则，知道什么事可以做应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不应该做，就不会随心所欲而胡作非为，做出逾规逾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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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论语》之《里仁篇》：
【原文】子曰：“君子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
【译文】孔子说：“君子在对待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一定不能这样做，关键就是看其是否符合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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