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晚年，10年失两爱妻，六子女怨恨责备，临终只有幼女陪伴

1937年7月，茅以升正在杭州领导建设钱塘江大桥。浙江的夏天格外炎热，茅以升在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上为长子茅于越翻译的作品《科学的故事》写序。

茅于越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本英文书籍的翻译工作，茅以升视为珍宝，将其送给数位翻译大家审核之后，自己又一字不落地校对了一遍，最终送到了国内的科学大本营——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

茅以升和原配夫人戴传蕙有6个子女，他格外疼爱长子茅于越。而在临终之前，不仅茅于越没有来送他，就连其他5个子女都拒绝见他最后一面。在他身边的只有他和第二个妻子生下的小女儿茅玉麟。

图｜茅以升和夫人戴传蕙

弥留之际，茅以升念叨长子的名字。茅玉麟在无奈之下，只得模仿哥哥茅于越的语气，给茅以升写了一封信，在病床前念给他听。

茅以升走了，手上握着那封信件，握着家人编造的安慰他的一个谎言。

而他晚年所遭受的一切精神折磨，都源于多年前，他对妻子戴传蕙编造的一个谎言。

茅以升和戴传蕙在1914年结婚，茅以升18岁，戴传蕙19岁。

图｜青年茅以升

结婚当天，茅以升送了戴传蕙一本新婚礼物——沈复的《浮生六记》。这是年轻的茅以升对爱情和婚姻生活的向往，伉俪情深，至死不渝。然而，书中蔓延的悲切苍凉之感，以及“情深不寿”的宿命，似乎已经暗示了戴传蕙的结局。

戴传蕙和茅以升都是江苏镇江人，戴传蕙从小家住在扬州，父亲戴祝尧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寒士，精于书画和文学。他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国文教员，有时也到人家当“塾师”。戴传蕙在这样的书香门第之中长大，耳濡目染，贤淑高雅，喜欢读书写字。

两人是在父母的安排之下成婚，婚后次年，长子茅于越在南京出生。

茅以升此时还在求学期间，毕业之后留学美国，一直到1920年初，茅以升回国被唐山交通大学聘请为教授，将戴传蕙、茅于越和还不满周岁的茅于美接到了唐山，一家人才算是团聚。

图｜茅以升的交通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西南交通大学前身）毕业证书

夫妻俩虽然可以朝夕相伴了，但从1920年到1949年29年之间，他们因为茅以升的工作变动搬家26次，从河北到江苏，再从江苏到北京、浙江、湖南、重庆……

而茅以升一心都扑在桥梁建设上，对家中琐事基本上是不管不问的，每次搬家，里里外外都是戴传蕙整理打扫，添置家具，租房退房，为孩子退学选择学校……平均每年都要折腾这么一回。

1930年，茅以升曾经在家乡做过数月的江苏省水利局局长，岂料那年闹了洪灾，灾民过万。茅以升目睹家乡灾难的惨状，引咎辞职。即便当时建设厅长一再挽留，认为他才刚刚上任没多久，责任并不在于他，而他去意已定，前往天津。

1933年，茅以升正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一家人刚刚适应天津的生活环境，茅以升在杭州的朋友突然给他写信，邀请他前往杭州商谈修建钱塘江大桥之事。

茅以升的专业是桥梁工程，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付诸于实践，能够参与大桥建设，他兴奋异常，经过商谈之后立刻辞去了北洋大学教授一职，举家搬迁至杭州。

3年前的水灾已经让戴传蕙担心受怕，建造钱塘江大桥，更是让她提心吊胆。

图｜钱塘江大桥施工现场

茅以升任职大桥工程处处长，只有周末的时候才会回家，在工程紧张的时候，就连周末都见不到他的人。有时候，从工地传来险情，戴传蕙不知丈夫安危，整夜焦虑失眠，最后得了精神分裂，几次想要自杀，甚至写下了遗书。

茅以升听闻妻子生病后赶紧回家，他心中为大桥的进程焦虑，又为妻子的病焦急，孩子们又都还小。

茅以升早就知道在钱塘江上造桥绝非易事，他已经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甚至立下誓言造桥不成就投江殉职。自己的性命和安危他是置之度外的，而妻子的病，却让他万般无法，内疚不已。

这些年东奔西走，多少郁结留在戴传蕙的心中，而茅以升平时对妻子精神状态的关心少之又少。医生拿戴传蕙的病束手无策，邻居亲友们都在传闻钱塘江是不能造桥的，如果有人敢造桥，家中一定会有人被恶疾缠身。

这位从不信鬼神的科学家，竟然去拜了神佛。

图｜钱塘江桥工程处全体职员合影

在桥梁建设的空隙，茅以升带着戴传蕙前往北京协和医院检查治疗，也没有理想的效果。他只得将妻子留在北京，托给好友照顾，自己马上赶回杭州继续投入到工作之中。

1937年，日本侵略军直逼杭州，而大桥的建设已经到了关键阶段，茅以升不得离开杭州，便让儿子茅于越护送母亲前往长沙避难，而女儿茅于美和次子茅于润只得留在杭州。

1937年9月26日，大桥竣工通车，戴传蕙的精神疾病不药而愈。茅以升终于看到第一列火车在钱塘江大桥之上缓缓驶过，老百姓们欢呼雀跃，这是几千年来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事。

1937年12月23日下午，杭州沦陷。

茅以升收到了南京方面的命令，要求他炸毁五孔钢梁。茅以升自然是心痛不已，但他绝不愿中国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一点点搭建起来的桥梁，成为促进敌人侵略进程的工具。茅以升认为，要炸桥就要炸个彻底。建桥的时候，茅以升就考虑到时局可能会有变化，在第二座桥墩之中留下了一个可以装炸药的空洞，没想到这么快就不幸用上了。

中国人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就这样被炸毁了，大桥工程处撤退到了兰溪。

茅以升忙完所有的一切，在回到家中之时，在夜深人静的夜晚，他突然无法承受心中的悲痛，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

斗地风云突变色，架桥挥泪断通途。

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

图｜钱塘江大桥被炸实景图

茅以升因为悲愤过度大病一场，后来带着儿女离开了兰溪前往湖南和戴传蕙相聚，一家人辗转来到湘潭。

抗战时期，茅以升一家人住在一座简陋的农家房屋里面。戴传蕙忧心国家安危，又担心沦陷区的家人们遭遇不测，虽然住所稳定了下来，但她的内心却是飘摇不定的。

1941年10月，中国工程学会在贵阳召开年会，授予茅以升“名誉奖章”。大桥虽然被炸毁了，但他为建设大桥所作出的功绩不可磨灭。

解放前，茅以升在国民党多个部门之中工作，陈立夫也曾劝过他加入国民党，而茅以升对此事不予理会，不愿入党。

1949年上海解放前，上海市长陈良来劝说茅以升出任上海市政府的秘书长，茅以升坚决不同意，两人最终不欢而散。

戴传蕙知晓这件事之后，劝说茅以升去医院躲避一阵子，茅以升认同戴传蕙的建议，住进了同济大学附属中美医院之中，陈良也对他无可奈何。

茅以升对国民党高官态度冷淡，但一直和中共地下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解放之前，他接受了地下党给他的两个任务，一是劝说国民党军队撤退之时不要破坏上海的工厂，二是上海尚有300多名进步学生被囚禁，必须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茅以升出面劝说张良，希望他给自己留一些后路，张良最终接受。

图｜茅以升，戴传蕙和四个女儿

戴传蕙直到此刻才感受到了是内心的安稳，茅以升担任北京交通大学校长之后，她终于可以定居北京，晚年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

茅以升的工作更加忙碌了，不仅仅家中的事务要交给戴传蕙打理，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戴传蕙要替他收发信件，接待来宾。茅以升每天回来都看见桌子上的文件、书信和报刊整整齐齐，他常常在朋友面前夸奖妻子贤惠，说她是个称职的好秘书。

一日，茅以升发现戴传蕙的书桌上面多了一张自制的小座牌，上面写着“秘书处”三个字。茅以升看了哈哈大笑，夸赞妻子的秘书工作做得好。戴传蕙说：“我也是间接为人民服务，就是没有拿一分钱的工资。”

戴传蕙的大半生都在为这个家、为茅以升活着，她其实特别羡慕职场女性，也是因为茅以升的关系，她常常进入机关单位，见办事处人员的桌面上有“秘书处”和“会计处”的小座牌，才回家做了一个。

1964年，茅于美前往农村搞“四清”，戴传蕙给女儿写了一封信：“见你来信，我恨不得也去乡下吃苦，可惜我连这吃苦的资格都没有，真是白吃人民的小米了。”

图｜茅以升

如果，茅以升这个时候发现了戴传蕙心中小小的期待，能够让她有一份自己的工作，让她找到除了“夫人”和“母亲”之外的另一个角色，做回独立自主的自己，也许在不久后的将来，家庭出现变故之时，她还能有一处心灵休憩之所。

茅以升一直瞒着妻子和儿女们一件事，他在上海还有一个外室。

1946年，茅以升在上海工作，戴传蕙在南京。茅以升在朋友的介绍之下认识了一名年轻的苏州姑娘权桂云。两人对对方产生了好感，尽管年龄悬殊，茅以升还是和权桂云悄悄同居。

权桂云妩媚端庄，文化程度不高，却也十分懂事，温柔体贴，从来没有向茅以升提出过高的要求。如果不是解放后茅以升被迫将自己的隐私交代出来，权桂云也许一辈子都愿意做一个隐形人，一辈子就这样过下去。

解放后，全国实行一夫一妻制，茅以升也曾经询问过权桂云的意见，问她是否愿意离开自己。权桂云当时只有25岁，也不愁将来没有归宿，但她终究不舍得离开茅以升。

茅以升一直纠结于要不要将这件事告诉戴传蕙，自从钱塘江大桥一事重病之后，戴传蕙的精神状态其实一直都不好，茅以升不敢刺激她，一直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机会。

茅以升在回忆录之中说，有一次他正和戴传蕙谈心，说到有一位朋友的外室在报纸上刊登了自己被遗弃的事情。

戴传蕙评论此事：“外室这么做也是想要给男人难堪，一定是原配逼得太紧，让丈夫无论如何要和外室断了关系，丈夫没有办法才遗弃她的，没想到外室竟然以这种办法报复。”

茅以升一听戴传蕙的话，感觉戴传蕙是能理解他的，不会逼迫他遗弃权桂云，于是他鼓起勇气向妻子坦白。

前一分钟还在说着别人家的家丑，没想到这一刻小丑竟然成了自己。

戴传蕙震惊到了极点，从前和丈夫之间的点点滴滴全都浮现在眼前，她瞬间感觉眼前的茅以升像是陌生人一样。

图｜茅以升

她没有发怒，甚至没有抱怨，而是无声地离开。

没想到，当年信誓旦旦的模范夫妇，最终还是没有逃过“始于欢乐，终于忧患”。

从此以后，戴传蕙再也没有痛痛快快笑过，她的眉头总是紧锁着，她的确没有逼迫茅以升抛弃权桂云，她向来不会用激进的手段达到目的，不会发泄，不会埋怨，只会将所有的苦楚咽进肚子里。

茅以升对待科学是严谨的，而在个人感情上，他的确是在追求《浮生六记》之中的理想婚姻和爱情。茅以升18岁在父母的安排之下结婚，他也向往自由恋爱的激情，在他那个年代，有钱有势的人家置“外室”很平常，解放前多少文人名流有妻有妾，倒是一生一世一双人才是稀奇事。

但凡他心狠一点，也能活得风流倜傥，而他两边都放不下。

茅以升自己也知道，这么多年戴传蕙同他风雨同舟，他的行为无疑是一种背叛，特别是到了晚年，他连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

戴传蕙的精神疾病越来越严重，她对茅以升有怨恨，更多的是对他的担心。

1967年，戴传蕙常常听到街道上打砸的声响，她知道茅以升现在的境况很不好，每天早上，她都将茅以升送到大门口，远远看着他离去，生怕茅以升这一上班就回不来了。

那阵子茅以升的头发突然变得花白，戴传蕙也开始大把大把掉头发。

1月12日晚上，戴传蕙一个上海外甥来到家中向她辞行，她还和他聊得很高兴。而到了晚上，戴传蕙听到了门外的嘈杂声，邻居家的哭喊声，她因为太过害怕一直睡不着，茅以升竭力安慰她，将她哄睡着。

图｜茅以升、茅玉麟父女

第二天一早，茅以升轻手轻脚梳洗，到了9点才去喊妻子起床，没想到妻子那时候已经呼吸急促，脸色苍白，等到急救车赶过来，戴传蕙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享年73岁。

茅以升为相濡以沫大半生的妻子写下了挽联：“一生操劳，半生忧悴，负卿曷极；满门遗爱，万里留芳，惠我何多。”

茅以升一直唤戴传蕙“蕙君”，戴传蕙去世后3年，他依旧没有从丧妻的悲恸之中走出来，利用闲暇的时间，编写了《蕙君年谱》，历时一年多。这部书从戴传蕙19岁一直写到了73岁，一共10万字。

茅以升以一名科学家的严谨和一名文学家的浪漫情怀完成了这部回忆录，所有的内容都是靠茅以升自己回忆，为了避免错误，他还向亲朋好友写信确认事实。

茅以升非常重视这本书，这是他和戴传蕙一生的总结，完成后，他让大外孙徐安泰帮忙誊抄。有一次抄写结束的时候，因为徐安泰没有将墨水瓶的盖子盖上，一向好脾气的茅以升对孙子厉声训斥。因为一旦这瓶墨水打翻了，所有的手稿都会前功尽弃。

茅于美用一首诗记录下了父亲写这本回忆录之时的辛苦：“夜夜灯前抄年谱，几回泪涕满衣襟。征途驰骋非平坦，往事凄迷写逼真。险境惊呼怜处处，亲人重忆恋频频。百年如此人间少，何幸相依过半生。”

可见对于父亲著书纪念母亲这件事，至少茅于美是十分感动的。

与此同时，茅以升将权桂云和小女儿茅玉麟接到了家中，也是因为此事，激发了他和茅于越以及其他子女的矛盾。

茅以升和戴传蕙有六个子女，他们其实都不觉得权桂云是个十恶不赦之人，只是难以接受父亲有一个外室。

茅于越的童年时代，父亲也在国外留学，是戴传蕙含辛茹苦地将他养大。戴传蕙去世的时候，茅于越正在国外留学，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回到国内。

戴传蕙在最需要茅以升的时候，他不在；她在临终前精神恍惚，极度需要安慰的时候，儿子不在……

图｜茅以升和权桂云在太南门城楼

因为没有见到母亲，也不知母亲去世时情景和具体原因，茅于越将失去母亲的怨愤全部归结在父亲和权桂云的身上。

那些年母亲一粥一饭养育着他，所有的辛劳他怎可忘记。

1972年，茅于越带着妻儿回国，全家都去机场迎接。茅于越却不愿回家，宁愿住在宾馆，甚至连家门都不愿意进。80多岁的茅以升想要见儿子，也只能在家和宾馆来回跑。

后来茅以升请茅于轼的夫人出面劝一劝，茅于轼的夫人建议权桂云暂时回老家苏州住一阵子，权桂云很理解茅以升的为难之处，马上带着女儿回到了苏州。

然而权桂云离开了家，茅于越依旧不愿回去。

事已至此，所有的事情都在向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茅以升想挽回，一次次写检讨信，向党认错，也向子女认错。在亲人批判他的时候，他总是沉默不言，但难忍之时还是会落下眼泪。

1972年，茅以升的孙女出生了，茅以升特地为她起了一个名字“蕙”，以此纪念戴传蕙和他走过的54年的岁月。

因为家庭矛盾，茅以升胃痉挛的毛病经常复发，茅于越一再声明绝对不会接受权桂云，但茅以升都隐忍着，始终不愿抛弃权桂云母女。

权桂云知道所有的矛盾的起点是自己，她进了茅家的门，却感觉不到一丝丝和爱人相知相守的喜悦。

图｜晚年茅以升

她照顾茅以升的衣食住行，在孩子们留在北京的时候，她也尽心照顾，尽量做到最好，想要为自己和茅以升挽回一丝丝亲情。然而戴传蕙的子女们对她有着根本无法释怀的怨恨，无论她做什么，都是错的。

权桂云非常节俭，在极度的精神压力之下，权桂云一天天憔悴下去，疾病缠身。她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幸福，似乎接下来的生命就是冲着终结去的，她每年都会对女儿茅玉麟说：“明年不死，我就做一件棉袄。”

1975年，权桂云郁郁而终，此时距离戴传蕙去世不到十年。权桂云直到去世的那一天，都还没有做成新棉袄。

权桂云没有什么文化，她生在旧社会，生长在新旧交替之时，在她的世界观之中，女人就应该是依附男人而存在的，选择了一个归宿，就应该至死不渝。如果没有遇到茅以升，她不至于如此潦草而悲惨地收场。

权桂云的病逝对茅以升的打击也很大，胃痉挛发作得更加频繁，他的晚年只有小女儿茅玉麟陪在他的身边。

子女们始终不愿与他和解，原本亲厚的兄妹之间，因为对父亲的不同态度产生了纠纷，茅于越因妹妹茅于燕不同意批判父亲而与妹妹决裂，最后他远离故土，音信全无。戴传蕙的大部分子女，后来都定居在海外，也许，他们并不想面对这片令他们伤心的土地。

临近人生的终点，90岁的茅以升走上了钱塘江大桥，他坚持不坐轮椅，一定要自己在上面走一走。

图｜1987年，茅以升最后一次登上钱塘江大桥

钱塘江大桥建桥50周年了，建这座桥很难很难， 茅以升曾经办到了。维持一个家庭的幸福桥梁，看起来很简单，茅以升却失败了。

沈复在《浮生六记》的开卷便有此一言：“人生坎坷何为乎来哉？往往皆自作孽耳。”

茅以升在凄凉的晚年之中，是否还会回忆起当年送给新娘子的这本书呢？沈复到了最后已经是豁达通透，将此生情长归结为浮生一梦，茅以升却带着如此的怅惋和愧疚走到了人生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