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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流大学生在机关,二流大学生在国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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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人民的名义》,与正文无直接关联

  文 | 章剑峰

  来源 | 文 化纵横(ID: whzh_21bcr),已获授权

  文化纵横——致力于中国文化重建和价值重生

  原标题《铁饭碗里的青春——公务员队伍中的大学毕业生》

  又一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大潮涌动。千人争一岗,这不是赌盘上的下注,而是聚焦在某些国家机关具体岗位的名额争夺。千军万马,在外面的人,铆足了劲头想杀将进去,而终于得偿所愿进到里面的那些人,光景又如何?“他们对我说,一流的大学生都在机关里,二流的大学生都在国企”,这番不无优越感的话,是两年前参加国考时,用人单位面试官对竺克绍讲的。采访中,他将之复述一遍,然后说出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是很不正常的。一流的人才要么从事科学研究,要么从事有创造性的工作,这样的社会才是良性的。”

  已经端上体制饭碗的竺克绍,援引唐太宗在午门上看士子们从科举考场鱼贯而出时自鸣得意的话——“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以此来比衬他们现时的处境。“你得放弃一些坚持,有时候会很痛苦”,他说。

  如是观感,不乏其人。“那是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80后”检察官肖凯康这样形喻他眼中的“公务员”三个字。在体制内待了几年,他有一种担心,即虽然自己熟悉和适应体制的能力增强了,但适应市场和社会机制的能力可能随之衰弱。想要避免这种状况,只有一条心待在体制内。

  这些曾被指“自私”、“唯我”的一代人,显得都很乖。

  01

  里面的世界

  对于年轻体制人而言,在骨感的现实面前,想法这个东西,是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以竺克绍为例,他是国际关系专业出身,当年报考中央外事部委的相关职位,一个初衷是期待可以学有所用。可是上岗后,发现情形截然两样。作为一个普通科员,整天干的就是抄抄写写的事务。相形之下,他所怀有的“立志于做大事”的念头未免有点不切实际。

  “说实话,你进来后会发现自身的渺小。官僚机构太庞大了,个人的作用是非常微小的。”竺克绍用被上过一堂课的清醒语气说,“很多人进来以后,就很苦闷很迷茫。”

  竺克绍自以为接受过现代教育,就其价值观而言,是有别于过去年代的体制人的。这也是他这一代年轻人所引以为豪又不无自负的地方。他所受过的教育,一上手就告诉他何谓权力,何谓公共利益等桩桩件件。但在体制内存身,他又目睹到,那就是一个大染缸,纯粹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此时他怀疑,年轻人对那个环境能带去什么改变。

  “我们这个机关文化力量是很大的,把每个不是螺丝钉的人都变成规规矩矩的螺丝钉,把棱角慢慢磨掉,四平八稳,人就变得平庸了。因为不鼓励创新,会扼杀了创造力。”

  碍于手里端着机关的饭碗,竺克绍没有办法举出具体的事例来佐证。但他不讳言面对某些违反人性尊严或不符合时代潮流的事情的反感。他的一个发现是,在他们那个体系里,现代性和专业性一定程度上都是欠缺的。

  即使在创造力释出空间不具备的时候,这些年轻人依然做不到不去“胡思乱想”。

  “我爸希望我当到一定级别的领导,有一定的掌控权,再来做一些事情。可是像我们这个工作,我当了领导以后到底能决定什么呢?我也没太明白。”

  说话的魏思霏,是北京一个基层法院的法官。自进入法院工作,她就喜欢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件观察法律对于人的影响。刚进法院,最初被安排在信访监察岗位上轮岗见习一个月,每天接待十来起上访,见过当事双方直接当着她的面打架。一些案件当事人不服判决,成了老上访户,天天到法院门口信访喊话。用她的话说,看到了很多无耻的人,也看到很多无辜的人。

  她想将这些观察所得写下来。但是所处的环境,又让她有顾虑,怕写出来的东西被人过度解读,成为攻击法院的话把儿。这一来,就触及更深一层的意识,想法归想法,对于法治推进,她不表示太多兴趣与动力,也不认为自己可以做太多事。她强调那需要机遇,而这种机遇可以说没有。

  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往外走,也有反其道而行的异数。

  “我进去就想了解一下经济形势,再观察一下政府部门的运作情况,为民生和经济调控尽点力量。你说我非要想怎么样,那倒没有。”

  说这话的时候,冯建林已经不是体制人了。他是1972年生人,毕业于美国肯塔基大学,是食品科学博士和经济学硕士。2002年,抱着“希望能做点正面事情”的想法,他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国家发展改革委招入的第一位留美博士。

  但是政府的岗位,可复制性强,前脚走,后面的人就可以填上。难有创造性可言。由于价值观上的差异,2007年冬天,他还是出走了。

  在岗位上,他领略了“官场”上那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打着科学主义的旗帜,做不科学的事情”的风气。也体会到了“文山会海”如何地“折磨”人,“筋疲力尽”。更看到了经济数据是怎么被“编制”,企业为了获得政策可以将数据“造假”好几倍。

  辞职的时候,冯建林已官居消费处副处长。国家发改委素有“小国务院”之称,在这个体系中,继续奔前程谋升迁是没有问题的。但他并不为之前的放弃可惜,“我想问问我们所有的部长,你的价值在哪里?不是说你做部长就等于你有价值,你的人生价值不是体现在你当了什么官。”

  抱着“你不是什么官员,但你的社会价值也能体现”的念头,回归民间的冯建林,着手成立了一家咨询机构。借助曾在发改委工作的经验优势,按国务院部委观察经济形势、制定政策的思路与视角,他为各类金融机构、企业提供研究服务。同时以“第三方主体”的身份去关注、监督、点评一些公共政策的落实与改进。他们的意见,有时候能引起诸如央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关的注意,会主动上门购买报告。冯梦想将自己的机构打造成美国兰德公司那样的全球顶级智库。他找到了在体制外的定位。

  年过40,冯建林心态平和许多,对于那个他曾待过的政府,他没有说他们的“坏话”,“ 政府有政府的价值,这是整个社会所必须的。现在看他们也是不断在努力调整。”

  02

  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

  对于多数年轻人来说,在体制里安身立命,就会有一个自我说服与调校的过程。

  “你在什么地方,就得遵守什么样的规矩。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魏思霏说,“你不喜欢,也可以不来。现在大家都讲自由选择嘛。”

  的确,实际工作中,她是看到了那么一些问题,但这并不妨碍她对于本系统的肯定和维护。举例来说,这几年偶尔发生法院给当事人发出夜间零点开庭的传票,被人捅到网上,闹出笑话。这在魏看来是个丢脸的错误,但她也有她的理解。他们法院每个法官平均每年结案数达300件,案子太多,业务太忙,想保证一点错漏不出,“可能么?”她反问道,“我们当然会说不就是写错一个时间嘛。但当事人会咬着你不放,指责你法官工作不细心,这个那个的。”

  这份工作也有它需要小心拿捏的地方。法院和公安系统一样,有“老人”带新人的传统。魏思霏初进法院,“老人”会向她传授经验,告诉她在这种特殊机关,做事情要长个心眼,比如,怎么判案子更合适,某些处理方式得当与否,都有讲究。特别是自从网络自媒体时代来临,他们平添了很多有形与无形的要求必须遵守,以免给集体名誉带来不利影响。在她看来,这是必要的。

  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这种对体制的认同感,在年轻人身上有相当基础。

  “有些现象是被误导了。它的存在,并没有那么可恶”。赵恒慕说。

  大学毕业后,赵考入中国邮政集团总部。在国有企业何以会面临那么多负面舆论的问题上,身在中央企业的赵恒慕这样解答。去年10月,西安市发生一起七旬病重老人被抬进工商银行修改账户密码的事情,舆论大哗,指责工行太牛气。而这些年以来有关国进民退与民争利的嘘声在经济学界不绝于耳,国企俨然成为中国深入市场化改革的一重阻力。赵恒慕却说,这是局部一点被媒体放大了的结果。

  “每个行业不一样,甚至每个人都不一样。工行某些人服务态度不好,或者曝光出来一些问题,大家一瞬间觉得他们为什么这么牛?因为它是国企。国企都这样么?”

  他所在的中国邮政体系,历来也饱受诟病。他强调自己所在的中国邮政只有一部分业务是垄断经营,而且是在找不到第二种替代办法、无法放开市场化的情况下不得不行的自然垄断。诸如信函业务,特别是涉及机要件业务,也只能由他们来做,不可能交给别的民企。而比之于别的完全靠垄断资源做大的国企,他就认为这是两回事儿。

  国企代表国家搞经营,进到哪个领域,背后都是国家,换言之即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所在,而且有些领域让私营资本进入,他们也没有能力承担,“放得太开、太大确实不好。”

  明了就里的人,见到这种对体制的暧昧取向,应该不会感到惊诧。用竺克绍的话说,成了体制人,“你自己要向现实有一些妥协”,“屁股决定脑袋”。实际上他也不隐瞒,他本人就在重新认识所处的体制。虽然他对机关里的染缸文化不无微词,但慢慢也看出它有其实用性的另一面。

  “你得接受它的规则,包括一些明规则和潜规则。这是一种体制的润滑剂,能让这个机器更加有效地运作起来。比如上下级,任何法律也没有规定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但你要完成一件任务,真的是要有效领会领导的意图。你领会不了,就做不了正确的事情”。他的体会,这里面有妙不可言的玄机,“你如果完全按规则来办也不行。你要达到目的,规则有时候也要发生适度的‘扭曲’。”

  当他投身进去,发现那地方也不全一无是处。明显的特点,是他们比一般学者更容易接触到第一手材料,而这些东西是不为外人得见的。在其中,不仅长了见识,而且执行实务本身也提升了人的各种能力。他把这看作是一种储备,资源的、能力的、视野的。如此一来,他也就不必对是否能有作为过于介怀,视角随之发生了转向。“不能说人都是现实主义,但没办法。人何必要去追求那些沉重的东西?”他说。

  03

  向仕途迈进

  要问体制究竟给年轻人带来了什么,答案的重合度会很高——那就是阶层身份的变化。 有人在通过公务员考试后甚至半开玩笑地宣称,进了体制,就等于进入了“上层社会”。最起码,身份上的光环可以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有层级”的社交圈。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会有虚荣心。在政府机关工作,又是在北京,说出去特别有面子。”肖凯康解释他之所以进入体制的成因,“如果一个企业每月给我一万多,我可能也不去。回到老家,别人问你在哪里工作,你说在企业,人就觉得你特别不稳定,不踏实。”

  北京的公务员队伍,80%属于普通科员。大多数年轻人是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想在这个阶层里地位更稳固,就得在竞奔上游的潮流中不甘落后于人。肖凯康无时不在蓄积这方面的能力。

  北京的公务员系统内,每年会有考核,从低到高分嘉奖、优秀、三等功、二等功和一等功几个层次。肖曾拿过一次嘉奖一次优秀。家里人知道了,都为他开心,说他有出息。

  在体制内发展,肖的一个感受,是人际关系无比微妙。尤其是在职称、职务晋升上,周围人的评价至关重要,通常最怕的就是被人说三道四。肖凯康就遇到过这类情形。他平时喜欢打篮球,中午饭点经常跑到单位院子里打一会儿。有领导就找他谈话,说根据相关反映,他的工作态度不积极,老去打球,不务正业。肖确信这是有人看他不顺眼,在背后告他的黑状。这事让他小心翼翼起来。

  “反正谨言慎行吧,祸从口出。我们单位的年轻人就应该多看多听多想多做,少说。尤其是老同志,自尊心超强的,可能你一句玩笑话,他就往心里去了,再想改变人家对你的看法就很难。”

  要是在本单位晋升几率不高,或者过慢,他们也可以选择走捷径。公务员系统内现在也是可以岗位竞聘的。2009年通过国考,肖凯康最先得到的是另一个机关的职位,日常工作是受理行政审批,看看材料盖盖戳。不耐烦这类琐碎事务,他转而考入检察院。而他身边的一些同事朋友,在具备一定实力之后,也都在往上考,寻求摆脱基层岗位。去年,他就有两个同学考进国家部委。肖自己也有往公务员金字塔顶端攀爬的想法。

  “在国家部委级别提得快,你在基层可能干十年都拿不到一个副科,但在更高一级单位,就更容易到正科。”进入体制内也有数年了,肖凯康现在是副科,而他同学甫一考入部委机关就已经是副科了。

  单从谋职空间而言,奔头虽有,但也是僧多粥少。

  去年,魏思霏单位有两位同事突然辞职了。这二位都是她认为绝对不可能辞职的人。因为都混得比她好。“我们自己的分析,是她们在去年院里的一次岗位竞聘没聘上,今年就走了。”

  这种势头之下,魏思霏也是颇有压力。她一直在卖力工作。大概也是这个原因,进法院后,庭长选她当内勤,负责部门之间的联络协调,部门内的后勤安排等事务。单位内都说这是“二庭长”,是地位高于一般同事的象征。

  到现在为止她已经荣立过两次三等功,2012年还提了助理审判员。按此趋势,下一步,她的发展位阶应该是副庭长。但这还只是模模糊糊的处于考虑之中。

  与她同一批次进去的就有50多个新人,下一年还会有相当规模的新人进法院。年年进新人,升迁标准和竞争程度都在提高。此外,这项工作让她感到太累,加班加点,没有作息规律。最累的时候,因为要不停和各种人讲话,有一段时间她失声了,话都说不出来。又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开庭时间一久,扛不住。她就有点犹豫要不要寻求往上发展,因为往上走事务会更繁重。

  但是形势比人强。在体制内的人都不傻,毕竟是辛苦挤进来的,清楚自己所处的岗位在别人眼里称得上香饽饽。虽然苦点儿累点儿,这工作却不知让多少人称羡。用竺克绍的话说, “这是中国社会的现实压力”。而每一个体制人,都是这种压力的结果。

  尽管竺克绍进了“保险箱”之后,并不保证他一个西部三线城市的娃能在一线城市买得起房子,但怎么说也得到了一份他所要的“安全生活”。且他又是一个内敛不具锋芒的年轻人,这种性格在体制中也算一项优势 。

  进单位不久,竺克绍就被派到我驻境外机构挂职。依据体制惯例,挂职期满回到原单位,一般会给予职位上的相应调整。对于未来图景,他表现得有信心。

  常态地看,焦虑也无时不有。只要想往前走,他就必须参与更高晋级的角逐。在这条路上,机会并不均等。对此他是清醒的,“也要有平常心。这里面有很多不可预见性的东西。你就要调整心态。”

  年轻人朝此方向求索,在已经离开队伍的冯建林那里是不对口味的。他提醒后来人能端正一下自己的观念。“我觉得最好的动机是看重公务员的社会价值才去。应该摆正自己的心态去做事。你做好事情,能力在提升,你自然就有机会承担更大的责任。”

  04

  随大流的非主流

  在与体制相磨合的过程中,是被彻底同化,还是求同存异,这是一个问题。

  “现在中央不是狠刹四风嘛。以前这肯定在各个机关都存在的。搞研究的,为了经费做课题,纯粹就是‘一种应付’。为了完成某项任务,你综合一下材料,糊弄下领导,有什么意义呢?”在农业部直属研究机构工作的王显扬说。他所在的是一个司局级事业单位,属于官方智囊机构。

  王显扬的追求,是期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去促进和影响高层决策。但他们单位的研究偏好,更多着重和限于宏观性的政策研究,“不深入,难接地气”。这意味着他要达成预期,就必须摆脱机关单位人员那种例行公事式的研究风气。有时候领导上也向王交办任务,那既是他不感兴趣的,也是他认为与“出发点”相背离的。

  “我往往就拖,甚至不做,策略性地拒绝。让你干那些琐事杂事,你永远也发挥不了。谁能看到你的价值呢?”

  王显扬要摒除那种窝在机关只看材料脱离一线的工作陋习,把目光放到最基层的农村。做课题研究时细到走村串户,吃住在农家,尽量不打机关招牌。他以为唯有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掌握和积累质感的经验。如此这般,每走一步,都像是在朝他的预期方向推进,“你可以把政策还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表达出来,通过内参递上去。像农民补贴,起码知道哪方面不合理,农村环境污染,知道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解决。”

  王显扬的估计,自己要正式走出来成为一名专家,恐怕得到四十多岁才行。得耐得住寂寞。而在这样一个凡事都讲速度和回报的物欲社会,他倒不感觉这种非主流的做法有什么不好。

  “我个人觉得年轻人对事业应该有激情。”他的口吻,不像是在唆使人们自我麻痹,是极认真的,“你进体制,本身就是为国家运转服务的。”

  现实并不妨碍他们按自己的逻辑去设定行为框架。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明白自己不可能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99.9%的人都没有这个机会的” ,方昭绪像从前的新青年那样慷慨陈词,“在现有体制下,你为这个社会哪怕出一点点微薄的力量,也值得。很多人讲,不要进去了。如果说大家都不进去,那这个体制到底要交给什么样的人?”

  方昭绪是一所名牌大学的法学博士,深受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感召。现在在公安系统做研究工作。去年,上面下派警员到派出所挂职锻炼,瞅准这个机会,方昭绪也争取下到了基层。他想通过在下面的实际参与和积累,提升业务素养,以便日后建言献策,“使不合理的情形变得更合理”。

  下到基层两个月,平均一周至少要上72小时班,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110出警、巡逻执勤、解决纠纷,都得负责。舞文弄墨的秀才,像在街头从晚八点到清晨站岗这种事也要上手。这一沉下去,就看到问题不少。

  2008年开始,中央政府推行大部制改革,公安系统随后也想动作。领导让方昭绪执笔起草一份调研报告,讲讲系统内推进此类改革的必要依据。他看到全国各省市公安机关内部的部门构成,一般都在30、40个,“实际上我们有很多部门都是可以合并的,在现行体制下,要一步一步试着去改进”。报告出来后,不久铁路公安业务就被归并到了地方公安系统。虽然不能确认这是基于他的报告所致,但方认为这就是体制提供给他的施展空间和机会。

  方做的事,具体可触摸。有时候,他甚至想去当管片儿民警,有志于将辖区建成最安全的模范社区。通过研究和实践结合,使各类案件不再发生。这是基于他对自我能力的认知。他说他想去改变也确信可以改变的,就是这些了。

  身为一枚螺丝钉的方,在实际工作中的确见到不少访民上访的情形,也同情他们,甚至不否认体制自身有缺陷。但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谨慎闪躲,有一种不愿过多暴露自己内心想法的情态。

  力所能及地做点事,也是整天奔忙于各种案件的年轻法官魏思霏的态度。她也声称,将做好手上这份工作。问她何谓做好?她说她保证会“公平、公正”地判案,“法律怎么定,我就怎么判。”

  “其实我真的是可以决定的。”坐在人声嘈杂的餐厅里,她一边吃着蔬菜沙拉,一边坦率地说,“我判的案子,我怎么决定不了啊?大不了判完了让上级法院发回就完了。”

  她肯定,一切就从良心出发。

  年轻人这种自我确位,在稍微年长一点的“前辈”冯建林看来,值得赞许。

  “当无数人都把自己份内的事情管好,那就对了。一个好的体制,是多数人努力的结果。”他的意思,这是一个从量到质的变革,“只要是你认认真真做事,你认为做的事是有价值的,那就是好的。”

  (除冯建林外,其他主人公皆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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