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资本化导致了中国最大的囚徒困境：送不送孩子上兴趣班（上）

引子：以前我认为芭蕾舞或许是个特种技能，现在我却发现这似乎变成了这一届小朋友的，尤其是小女孩的基本操作。

一、什么是中国兴趣班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他是用来形容一种大家都迫不得已的状态。

比如拿中国孩子上兴趣班这件事来说：

如果大家都不让孩子上兴趣班，那么其实大家都可以更轻松。

但是只要有一个孩子上兴趣班，那么大家就都不得不都去上。

当前许多中国家长面临的上述问题：究竟要不要送孩子上补习班的问题——其实就叫做囚徒困境。

当1950年梅尔文·德雷希尔与梅里尔·弗勒德在美国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任职期间提出这个惊世骇俗的理论时，本来是用来形容监狱中囚犯的情况的，他们绝对想不到，70年后的中国教育现状，将成为最有机会附在这则理论后面的实战案例。

这个话题冲入我的脑中是源于前几日的一顿工作餐，钵钵鸡的酸辣勾起了几位同事初为人父人母的酸甜苦辣，我们突然聊到了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

A父：尽量避免陷入目前“鸡娃”困境，自然发展，引导式教育

B母：广泛报兴趣班，等待孩子发现真正感兴趣的“兴趣”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对孩子教育并没有实践经历，缺少发言权，但我却希望从教育资本化的角度同大家聊聊这个问题。

二、课程顾问们嘶哑的嗓子就是教育资本化

前几日下班回家途中，我路过一所幼儿园，发现在幼儿园门口的街道上陈列了几个摊位，不是零食，不是抽卡，不是玩具，而是国际象棋培训机构：一位年轻的女士穿着绿色衬衫坐在和小朋友一样高的板凳上，正在和小朋友兴致勃勃的玩国际象棋，而另一边，同样穿着绿色衬衫的一位年轻男士，正在拿着宣传资料单，兴致勃勃的指着正在兴致勃勃的把玩棋子的小朋友，向同样是站在一旁的孩子家长介绍培训机构，课程内容，以及价格。

看着饶有兴趣的小朋友，家长本来也是饶有兴趣，但听说价格之后，家长的兴趣并没有和小朋友的兴趣保持同步，家长一手提着刚买的菜，一手提着小男孩，迅速撤离了现场。

对于这样一群销售人员来说，这一单用户转化无疑是失败的。

而对于成都来说，却不缺少许多成功的教育机构销售人员，或者是他们所称为的“课程顾问”。

这个话题其实可以放到我的《成都正在发生什么》系列里，因为我近一个月惊奇的发现，成都的教育培训机构尤其多，而且教育机构中的销售人员（所谓课程顾问）尤其多，这似乎是因为成都大量的承接了这些互联网教育机构的中后台功能：他们往往工作在品牌打响全国的知名机构，上下班于名号震天响的街道，并且似乎要占领宇宙的写字楼里拨打和接听着一个个家长的电话，每天沉重的电话拜访单将让他们下班后不想再说话，不仅仅是因为说累了，而且是因为声音已经严重嘶哑。

这很神奇，课程老师和课程顾问的声音都很容易嘶哑，老师往往是因为讲课导致的，而课程顾问往往是因为推销导致的，同样的声音嘶哑背后，却引发了一个更神奇的问题：

这些私有化的教育机构究竟和公立的教育机构有何区别？

我所理解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私有化的教育机构最终是对投资人负责，投资人要求的是回报，换言之私有化教育机构的目的是扩大盈利，而扩大盈利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在已有业务的基础之上扩大用户群体。当然，我们不能一棒子大肆，私有化的教育机构中当然依然存在着怀抱社会责任心的好老师，但从业务的逻辑上来说，学生的转化率以及续签率，才是最重要的。

这一点其实可以从某些互联网教育上市公司的人员结构略知一二，核心教职人员和从事客服的人员几乎对半开。当然，一些道听途说，这些机构对于老师的考核中，也会将学生的续签率作为很重要的指标。

而我几乎从未见过哪个公立教育机构将学生续签率作为教师考核指标，这让教师这个职位看上去，和销售并无差异。

而正是这种“买卖”重于“教学”的现状，让最近的风向开始“警惕教育资本化”。

教育资本化为什么值得警惕？他将会带来哪些后果？孩子们的书包与资本家的钱包有哪些紧密联系，我将在下期文章中继续讲述，也欢迎你关注我的公众号：张二三，我会在上面分享更多我的思考和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