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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2021/ No.36

通过第三方外交制止暴力：斡旋在控制冲突强度方面的重要性

作者：康斯坦丁·吕厄（Constantin Ruhe）任职于德国歌德大学波恩和平研究所，主要研究政治秩序、政治科学。

摘要：现有的研究没有系统地分析斡旋是否并如何影响战争死亡率。本文基于月度数据评估斡旋对解决致命暴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交战双方会对对方的战斗和谈判行为作出评估，调解人可以通过谈判建立信任，以减弱战斗强度、达成合作。在斡旋过程中，通过谈判内容可以得知谈判方在冲突中真正感兴趣的内容。只有达成与核心利益不冲突的协定，交战双方才愿意减弱战争强度，并且在这种前提下，斡旋中披露的信息可以建立信任，并大大减少暴力。本文对1993年至2007年期间所有非洲冲突的实证分析支持上述预测，并表明，如果谈判内容涉及冲突的主要矛盾，多数情况下斡旋之后的冲突强度将持续断崖式下降。（相反，在其他问题上的调解只能使暴力冲突短暂减少。叙利亚谈判期间与战斗有关的死亡数据以及定性证据进一步支持了理论机制和模型预测。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如果调解能够在冲突各方之间就主要冲突问题进行交流，那么调解可以大大降低冲突强度。）

要词：内战；冲突强度；冲突解决；斡旋；谈判；互惠

文源：Constantin Ruhe, “Impeding fatal violence through third-party diplomacy: The effect of mediation on conflict intensity”,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20, pp. 1-15.

收录：《大译编参》2021年第18期，总第18期，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组创办。

编译：梅思源，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审校：闫艺林，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李九阳，大外交智库外文编译评论员助理研究员，现就读于大连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再审：朱翊民，大外交智库特约研究员，现就读于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编译精选

一、引言

斡旋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冲突的走向，但是还未有定量研究证明斡旋如何影响冲突中的死伤率。本文调查了斡旋对冲突死伤率的影响，并从理论和实证上阐明了谈判和战争之间的关系。

斡旋是在内战中解决冲突最常用的方法。仅1945至1999年间就出现过352次斡旋。在近代史上最残酷的战争源地叙利亚，经过常年的战争，叙利亚政府军和叛军代表终于在2016年2月通过日内瓦会议启动了和谈。然而这项协议仅仅导致了死亡人数的短暂减少。本文评估了斡旋是否能扭转持续较长时间冲突的强度。

从理论上可以认为，当战争已经揭示了足够的信息促使战斗双方达成协议时，战争将会结束。在这一过程中，反复的斡旋可以建立信任并且缓和冲突强度，谈判者可以用信息以及任何筹码促进双方的谈判。当谈判取得了进展，比方说解决了敏感问题，这些进展就能促进谈判向更广的议题推进。此外，通过在会谈后的冲突中对手是否遵守了谈判结果也能揭示对手是否值得信任。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认为，只有能够讨论核心冲突问题的斡旋才能减少持续数月以上的致命冲突。相反，未能解决核心问题的会谈充其量只能产生短暂的停火。对1993年至2007年所有非洲冲突的统计分析为这一预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二、斡旋效果分析

本文以减少冲突强度的程度衡量斡旋效果，即斡旋是否减少了死亡人数。这一结果填补了先前对斡旋有效性的研究留下的空白，并开辟了新的理论视角。

现有研究的结论表明，斡旋大大提高了在国际危机、州内族裔危机和内战中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然而，一项协议的达成并不一定表明冲突被成功地解决了。虽然签署协议可能是朝着和平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协议的价值既取决于协议的内容，也取决于协议是否得到执行。此外，一些调查将阶段性协议作为研究和谈的指标，但这种经调解达成的阶段性协议可能对冲突的影响有限，而且往往在短时间内失效，因此，这一指标只能模糊地表明调解是否能够解决冲突。

一旦冲突结束，斡旋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冲突复发的风险。然而这种影响可能在一段时间后消失。比尔兹利（Beardsley，2008,2011）认为，与未斡旋的冲突结果相比，调斡旋甚至可能增加冲突长期复发的风险。这印证了在某些冲突中，最好让行为者予以反击以便果断地解决冲突的观点。

因此，研究表明，一旦冲突结束，斡旋会增加冲突各方签署协议的可能性，并防止冲突发生或短期复发。然而还没有证据表明斡旋如何影响持续进行的战斗的强度，也缺乏理论上的解释。此外，并非所有经调解的谈判会产生正式结果。然而即使没有达成正式协议，冲突各方之间的交流仍然可能改变冲突的走向。事实上，如果暴力冲突的发生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那么战争有助于揭示被掩盖的信息，冲突各方也可以从谈判中获得有效信息。根据所获得的信息，交战各方可能会调整其战争策略，有很大几率能促成和平。

布隆迪内战凸显了在战斗中谈判的复杂性。冲突涉及几个交战方和多轮斡旋。图1显示了根据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库（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显示的布隆迪主要冲突地区的冲突演变和第三方调解情况。每一场冲突最终平息之前，冲突双方都经历了几个月的调解会谈。其中一些斡旋很大程度上与冲突强度的变化有关。

三、斡旋与冲突强度的理论分析

关于斡旋的积极效应，最普遍的解释是基于战争的讨价还价模型。从这一理论视角来看，如果调解双方愿意真诚地提供信息、建立双边信任，那么斡旋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这一引发冲突的关键问题。然而，谈判并不是有固定模式的一次性互动，在冲突过程中斡旋可以依照经验反复开展。根据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ian）的理论，战争是在战斗中讨价还价的过程。在行为体反复的互动中，双方的能力和行为成本不断显现。因此，冲突本身使行为体能够不断习得新的信息，除非一方被击败，否则双方最终会获得相同的信息从而达成一致。

根据这种在战争中讨价还价的逻辑，交战双方往往有不同的观念，而调解人可以通过传递和提供信息来改变双方观念，从而促进双方达成共识。鉴于所获得的新信息，双方继续战争的可能性变小，即使战争继续，由于观念的分歧减小，战争的激烈程度也会下降。但是，除非调解人具有卓越的情报能力，否则仅仅提供信息的战略将是无效的，因为双方都有可能给调解人传递错误信号。

除了上述问题，调解协定的履行程度也会影响冲突解决效果。对手之间的深度不信任不会很快消失，并且需要反复的释放信号和承诺来表明可信度。调解人可以通过分享他们对行为体可信度的评估来缓解上述困难并建立互信。当然为了获取调解人的信任，各方更愿意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

为提供建立互信的机会，调解人可以在最初的谈判中提出高价码的让步，但是对手越不信任对方，他们就越不可能在谈判过程一开始就同意做出大的让步。因此，调解人需要找出让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

几种方式的让步可以传递出愿意达成共识的信号。第一种，进行人道主义救济和履行人道主义承诺，但这样的信号较为含糊。从前线移除某些重型武器或不炮击特定社区，是一些更强烈的信号，反映出战斗伤亡人数的减少。第二种，双方同意停火。这一信号可以建立较强的信任，但也不能解决冲突，而且协定很容易被违反。因此，在这些情况下战争强度的降低是脆弱的，很可能出于重整部队的意图以发动新一轮冲突。

除了来自对手冲突行为的信号，冲突各方还能够从谈判过程中获取战场上未知的信息。为了使冲突各方相信解决冲突是可能的，斡旋必须超越对冲突行为的讨论，而就核心问题进行更详细的谈判。这些核心问题往往是高度敏感的，谈判的代价也是高昂的。使政府正式接受关于叛军在某一地区权力问题的讨论事实上已经赋予了对手政治合法性。同样地，让聚集在一地的叛军同意和他们认为终将被打败的对手进行谈判也需要不小的努力。因此，政府和叛乱分子如果同意谈判非核心问题，就有可能削弱谈判实力。

因此，如果对方同意讨论核心冲突问题，就表明双方对解决问题有很大的决心。为了不破坏和谈机会，常常会停止战争。即使没有停火，调解人也会劝说双方限制其军事参与，但也可能采取更有力的打击策略。同时，双方会警惕地注视对手的任何行为，如果他们察觉到对方减少了进攻，自己也会相应地降低攻击强度。

基于谈判和调整战斗行为的这些信号，在复杂而不确定的环境下，互惠是一种简单而又利于实现利益的策略。按照这一策略，微弱的合作迹象可以大大促进日后的合作并减少冲突。与此同时，不回应合作信号也可能导致冲突加剧。调解人可以通过小的让步、敦促双方尊重谈判结果来逐渐引导谈判朝核心问题推进。

一轮调解还不足以改变双方的观念，任何初始进展都将根据后续回合的结果来判断。如果从一开始便能成功地就核心冲突问题进行谈判，如宪法问题、领土自治问题等，则表明双方的矛盾是可调和的。对方愿意参与谈判，并因此承认其对手具有合法性，便释放了一个具有很高价值的信号，将会加速谈判进程以及对未来合作的信任。总体而言，谈判会使得冲突强度降低。因此，第一个理论假设为：随着讨论核心冲突问题的斡旋开始，冲突强度将大幅下降。

然而，暴力强度下降是以谈判进展为条件，如果谈判未能在核心问题上取得进展，交战双方则加深了对对方的不信任，放弃原先停战的计划。在谈判陷入僵局甚至破裂的情况下，冲突强度则会再次激增，甚至达到谈判前的水平。此外，谈判阶段经常被用来疏散平民，通常在平民撤离后，战争的死亡风险会下降。

冲突双方实际上对谈判的结果十分重视，由此能推测斡旋的影响和解决核心问题的必要性。仅仅讨论冲突行为的谈判只会使冲突强度短暂降低，在长达几个月的冲突中微不足道。实际上，冲突各方有很大概率会不断减弱暴力程度以求得一次谈判，即使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议题。在没有迹象表明对手愿意就核心问题进行谈判的情况下，对方还是会恢复战斗强度。由此推断产生了第二个理论假设：只讨论冲突行为的谈判只能短暂地缓解战争强度，但无助于长期战争的缓和（需要讨论核心冲突问题）。

（一）研究设计

本文中实证分析的数据来源于1993至2007年期间非洲境内的所有武装冲突。关于冲突强度的数据来源于UCDP地理参考数据集（UCDP[1] Georeferenced Event dataset 1.5）。由于研究的目的是分析暴力冲突的短期演变，分析时间单位是政府和反叛军对峙的一个回合周期，通常以月计算。相比于此前以年为单位的研究，以月为单位计算可以更深入地研究短期内冲突强度的变化。这一研究还可以为近期在维和与制裁方面的研究提供帮助。同时，与使用日度数据相比，月度数据不会有人为夸大冲突时长或斡旋回合间隔长度的嫌疑。

因变量使用的是每月报告的战斗死亡人数。在分析中使用了对死亡人数的最佳估计，如果冲突持续一个月，伤亡人数将持续计算至冲突结束的月份。由于变量之间呈正相关，且相关系数高，研究模型的公式为：

当X是变量中的矢量时，α政府与反叛军互动的固定模式。F是第三方加入后的多项式函数，以便更好地估计第三方调解随时间的变化。

为了区分斡旋是否能促成关于核心冲突的谈判，研究中将涉及到核心问题的会谈与不涉及核心问题的会谈区别开，通常这些非核心问题的会谈是为了后期更详细的协商，目的也是为了如何时停火的核心问题。

分析采用的是线性固定效应模型，但是除了上述固定的变量，模型中还存在一些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其中特别研究了不同的冲突管理形式对冲突结果和斡旋可能性的影响。比方说，观察员或维和特派员会影响冲突走向，或增强斡旋的可能。因此在本文的模型中还包含了其他正在进行的冲突中的变量，分析其是否还有其他形式的冲突管理。

实证研究中从反叛团体和政府的能力比预测了斡旋的开始、影响和冲突的强度。研究中将反叛势力的实力作为变量，研究其是否减弱。由于政权类型和经济实力往往与斡旋的可能性和冲突强度正相关，研究中也包含了GDP和政体的评分。随后文章还解释了全球范围内民主国家的数量，因为民主的调解行为体会促进斡旋的展开以及协议的达成。最后，模型中包含了冲突的时间以及跟随其变化的双方的观念。

最后，在特定的冲突环境下斡旋的可能性更大，并伴随着选择偏见。近期的研究表明，内战中的斡旋是随着战场上的情况而产生的。

（二）结论

本文的模型估算出了斡旋后冲突强度如何变化，以及关于核心矛盾的斡旋是否有效。由于因变量是每月战争死亡率的自然对数，因而指数系数给出了根据每一个自变量造成了死亡人数的变化。模型1研究了斡旋核心问题的有效性。这一类型的斡旋次数和战争死亡率成负相关，斡旋后大约能减少9%的伤亡。在模型2中，在没有讨论核心矛盾的斡旋中展现了类似的结果，战争死亡率减少了大约13%。

（图源文章）

然而，尽管有相似的初始效应，如果进一步研究这样的效应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则会呈现不一样的结果。基于不同的程度和预测指标，随着时间的变化出现的结果完全不同。单个系数并无法精确地呈现出随着时间推移带来的变化，因为它们都描述了动态的变化。因此，图2绘制了斡旋开始后战争死亡率的变化和冲突强度。表中数据突出了两种斡旋的明显差异。上方的数据展示的和关于核心冲突的斡旋，在10个月后，预测的冲突强度稳定下来，在1年后，数据预测出斡旋将使冲突强度将降低约50%。在经过表中统计的时长后，所预测的战争死亡降低率和斡旋前同样高，并且变化范围稳定，在2至3年内可降低20%至70%。

后者则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没有讨论主要矛盾的斡旋收效甚微。冲突强度相比于调节前降低了5%至20%，但几个月后几乎没有影响。此外，预测的不确定性随着时间增加，表明这种类型的斡旋不能有效预测数月之后冲突强度的变化。

图2表明，在开展了有关核心矛盾的斡旋后冲突强度如何变化。研究结果和理论预测完全相同。虽然开展有关核心问题的斡旋是对手愿意和谈的一种信号，但这个信号并不可靠。因此，这种类型的斡旋对冲突强度产生的影响极小，因为对手完全可以伪造其行动，从而降低了这一信号的有效性。如果对方真的履行了就关键问题进行斡旋达成的协定，那么战斗强度很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但是这样的减少将归因于这些新的斡旋，在多数情况下，如果没有新一轮的斡旋，由于没有释放新的信号，冲突强度将恢复到斡旋前的水平，甚至会进一步升级。

相比较下，关于核心冲突的斡旋是一个重要信号，这表明了对手愿意进行谈判，并且可以知道最终谈判结果的雏形。虽然有效信息需要通过后续更多的斡旋才能逐渐清晰，但是可以使冲突双方更全面地考虑在战争中该如何选择。虽然并非所有斡旋都能停止或至少减少杀戮，但更多信息的披露或多或少能够影响战争进展。

总体而言，统计结果表明斡旋可能导致每月平均伤亡人数持续减少，尽管可能只是为了遵守谈判达成的协议，但后续仍便于就冲突的主要矛盾进行再次会谈。

译者评述

本文作者在研究如何减弱战争的危害的同时，也定义了战争产生的根源。一方面从互动论角度，认为战争是双方存在矛盾冲突的最极端形式，同时也是一种行为体获取信息的互动模式。另一方面，认为错误知觉导致的双方认知偏差是战争的原因，通过多轮的斡旋后，双方会更加清楚彼此的意图，以解决核心矛盾，使冲突得到极大的缓解。

战争是国际社会无法根除的要素。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讨论不得不回到现实主义的理论之中。古典现实主义学者认为人性是战争的根源，战争是一种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现象，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中不可避免的形式[2]。正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写道的，“自然状态下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一个国家的侵略性也来源于国民的侵略性，在资源稀缺的环境下产生对异邦的敌意。正如霍布斯所言的，人生的三大目的是利益、安全和名誉，民族国家亦然，因此在国际谈判中需要顾及国家荣誉。战争的主要功能之一在于按照国家的威信大小来划分国家等级，从而表明哪些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角色，进而掌握国际秩序规则制定的主动权。

关于冲突的根源与解决方式也正是国际关系理论界辩论的核心问题之一。自由主义认为，构建有效的国际制度能够促进信息传递，从而减少误解。建构主义认为，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如何看待对方，行为体的身份界定会影响战略行为，因此需要构建朋友式的国际社会文化圈。

随着全球范围内生产技术的进步，资源不足的问题得到了极大的解决，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也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通讯技术、交通技术等发展促进了国家间多种形式的交流。但在当今国际社会战争仍时有发生，那么现代战争缘何而起？战争的根源在亨廷顿看来是文明的冲突，的确当代最具毁灭性的战争发生在拥有同一文明的同一种族之间，但是此时我们仍不得不悲观地认为，除此之外，资源的缺乏以及分配的不均仍然是战争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有时技术进步产生的问题可能比能够解决的问题更为复杂，武器装备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核安全问题，网络空间技术的进步也是网络犯罪滋生的温床。同时，人们仍需面对地球资源减少的问题。

注释

[1]UCDP: Dyadic Dataset v.1 2010.

[2] 尹继武,李月军.全球安全、冲突及其治理[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第9页。

问题互动

问题1、化解矛盾、达成共识的关键是什么？

问题2、战争是解决冲突的有效形式吗？在什么情况下有存在的必要？在什么情况在没有存在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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