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动勾搭日本关东军，只为光复大清，忠心应该被理解原谅吗？

郑孝胥是科甲正途出身，经历了系统化的封建教育，把封建时代忠君爱国那一套奉若瑰宝。正是因为他对封建愚忠过分秉持，最后才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郑孝胥跟随溥仪建立“伪满”前后，他对“新国家”的设计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历史上一般把郑孝胥的政治理念称为“王道思想”，伪满的宣传口号“王道乐土”就是凭持此理念，“伪满”的国家信仰也是王道思想。如果王道思想真的实现，也许大清真的会变相出现？

一、郑孝胥对“新国家”政体的追求

九一八事变让国人有国土沦丧的痛切感，但却让郑孝胥满怀欣喜，因为他认为此地是大清龙兴之地，如果在“友邦”的帮助下得此地挥师关内，光复大清就指日可待，所以他迫不及待地和关东军搭上了线，开始商量皇帝北巡之事。而此时的日本也急需以华制华，双方王八看绿豆就对上眼了。

经过郑孝胥和关东军反复磋商，关东军做出了建立伪政权，实际统治东北内部的决策，当然这个决策郑孝胥是不知道的，他还天真地认为，“友邦”是来帮助大清复国的。

1931年11月，溥仪协同臣下一干人等在旅顺登陆，郑孝胥内心之激动可谓呼之欲出，他兴高采烈地写下了“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不再多言”的诗句。在郑孝胥的规划中，“王道”首先得有王，这是光复大清的第一步。所以郑孝胥极力要求“新国家”必须立清朝旧王室为帝。

影视剧中的郑孝胥（右）

可是在此后的实际交涉中，郑孝胥发现关东军对登基之事并不热衷。关东军板垣征四郎在1932年1月无意透露了“新国家”是共和制，此举引得溥仪大为不满，扬言宁可当平民也不当总统，郑孝胥更是亲自上关东军的大门登门问罪。

但是奈何郑孝胥的“抗议”没有丝毫用处。日本仅把总统名号换成了拿破仑的执政，淡化共和色彩。郑孝胥只好反劝溥仪：陛下暂且忍耐，复辟还需依赖日本，时机成熟再登基也不迟，眼前若日本反目，光复之事可就再无希望了。

1932年，在关东军主持下组建了“新国家”，国号“满洲”。“满洲国”的出台让溥仪、郑孝胥都感到震惊，这完全不是郑孝胥理想中的大清复辟。由此郑孝胥王道思想中的第一步就失败了。

溥仪（戴墨镜）和郑孝胥

但随后关东军给了郑孝胥 “总理”的职位，让他当“伪满”二号人物，这又激起了郑孝胥的希望，此时他还没有认清日本人的嘴脸，仍幻想在“总理”职位上好好干，为实现王道添砖加瓦，以待时机成熟光复大清。

二、郑孝胥“借师助剿”

郑孝胥名为“总理”，但实际是个空衔，政府一切行政权全被日籍的总务长官把持，所以郑孝胥借主持行政实行王道的计划又失败了。

郑孝胥委屈妥协中，李顿、顾维钧等人组成的国联调查团来到伪满，对他来说无疑是天降“甘露”。

一般认为国联调查团来“满”，伪满汉奸们都是给日本尽力说好话，替日本遮掩侵略的，但实际上，郑孝胥就是想以夷制夷，借列强的势力来排挤日本势力。

在郑孝胥的王道思想中有借洋师助剿一说，即在东北引入列强实力，排挤一家独大的日本，由此恢复失去的权力，具体表现就是郑孝胥承诺列强“满洲国”门户开放，欢迎列强积极来“满”投资。

但郑孝胥的做法一眼就被关东军看穿，关东军抢在郑孝胥之前对列强承诺东北门户开放以此博得列强好感。但在实际引资过程中，日本完全夺去了伪满经济部门的一切实权，对列强投资进行种种限制，由此断绝了郑孝胥王道思想中的借师助剿的策略。

1932年9月，新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和伪满总理郑孝胥签订了出卖东北一切权力的《日满议定书》，该条约将伪满的“军事国防”、军队、建筑、资源开采、铁路修建等事关“国家”安全命脉的一切权力全部让给日本。

连同之前郑孝胥签署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对“新国家”荼毒深重，使“新国家”空有“独立”之名。

关于郑孝胥签约时的心情，现场书记米沢菊二在日记中记录了签约现场郑孝胥的表情， “万分激动，眼中含了泪水……心情一定有如暴风雨来临前一样的错综杂乱”。

条约的签订，使卖国之事终成定论，郑孝胥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认为为今之计只有加速推动日本灭亡民国从而恢复大清统治，实现王道理想，如此才能洗刷今天签约的“权宜之计”。

四、“满洲帝国”成立是王道的实现？

1933年10月，日本允许溥仪称帝，溥仪等人心心念念的光复大清似乎终于要实现了，但是登基大典又出波折。

当时溥仪满怀欣喜地从太妃处拿回了大清历代皇帝登基惯用的龙袍准备登基，但此举遭到日本人拒绝。日本人说：满洲帝国是新国家，而不是大清帝国，不能用大清皇帝的龙袍，溥仪只能穿日本人设计的大元帅服。

此事一出，清朝遗老义愤填膺，经郑孝胥调和，日本做出让步，登基大典之前的祭天穿龙袍，登基正典用大元帅服。

作为一个傀儡，溥仪的登基大典注定不是传统皇帝那种藩国来朝、群臣咸服的盛举，但在郑孝胥心里，这次典礼仍具有非凡的意义，《郑孝胥日记》就详细记录了溥仪登基的过程，虽无历史上皇帝登基的壮大场面，但也算是礼仪俱全。溥仪的登基，让郑孝胥过了一把大清复兴的瘾。

但满怀欣喜的郑孝胥忘了这是“新国家”，不是大清帝国的延续。国体改革之后，日本对溥仪控制更甚，尤其是1935年溥仪访日事件，全程由关东军操办，至此郑孝胥终于看清了日本的嘴脸，这一年郑孝胥黯然辞职，“伪满”元老从此远离政界。

清朝灭亡后，郑孝胥仍以满清遗老自居。在遗老们眼里，忠于国家就是忠于溥仪。辛亥革命后的大清“领土”仅剩紫禁城小朝廷，但郑孝胥也对溥仪不离不弃，直到二人选择了错误的复兴之路，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

郑孝胥对民国的仇恨可谓至深。七七事变后，远离政界的郑孝胥仍欣喜若狂，抱着一丝侥幸，希望与虎谋皮，认为蒋介石的民国抗日必然失败，民国“如饮酖取醉，纵狂突，亦立毙耳”。一旦日本统治关内，他的王道思想依旧可以实现。由此观之，封建愚忠思想对他荼毒至深，这人也确实是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