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牺牲后家中仅余一银元，妻子病重儿女辍学，仍被日夜监视

1927年4月28日，在监狱之中饱受22天严刑拷打的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杀害。

他是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高喊着“共产党万岁”，从容就义，年仅38岁。

李大钊的遗体被装殓入一口薄棺之中，停灵于下斜街长椿寺。

图｜行刑前的李大钊

当天晚上，同时被捕囚禁的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和两个女儿李星华、李炎华获释，她们一同回到了家中，还不知自己已经与至亲的人生死相隔。

第二天，李大钊的妻儿在看报纸的时候，才知道李大钊已经牺牲，犹如晴天霹雳。

赵纫兰痛哭不止，晕倒三次，每次醒来又沉浸在极度的悲伤之中，病情愈加严重，以致于卧床不起。幼小的儿女们在母亲的床边手足无措地落泪，孤苦伶仃，见者无不潸然泪下。

1899年，不到16岁的赵纫兰嫁给了刚刚10岁的李大钊。李家和赵家是世交，李大钊是孤儿，和赵纫兰是青梅竹马，赵纫兰是妻子也是长姐，一直照顾着正在求学的李大钊，后来李大钊考上了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花费巨大，赵纫兰将家中的几十亩地都卖了，供了李大钊6年。

图｜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本科直隶同学合影（第二排左起第四位为李大钊）

1913年，李大钊从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之后前往日本留学，赵纫兰在家中操持家务，照顾孩子，这一等又是3年。

1918年，李大钊被北京大学聘为图书馆主任，也算是有了稳定的工作，赵纫兰终于可以和子女们搬到北京和丈夫团聚，这一年，距离他们结婚已经20年了。

李大钊海外归来，才华横溢，风度翩翩，风华正茂，而赵纫兰已经年近不惑，常年劳作和照顾孩子让她面容憔悴。面对一个又一个追求的女学生，李大钊却坚持倡导一夫一妻制，他说：“一夫一妻之制，古来最尚，有百年偕老之格言，最属难得。”

民国的文化名流，大多红颜知己遍天下，少有像李大钊这样一生只有一位妻子。

那段时期，李大钊如拓荒者一般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赵纫兰默默支持着。

图｜李大钊和赵纫兰

1920年秋，刘静君在同志们的陪同下来李大钊家中拜访，李大钊非常高兴，想让赵纫兰和他们见上一面，请他们在书房等待。

刘静君隔着玻璃看向卧室，李大钊仔细地帮赵纫兰整理衣服，扣上扣子，还替赵纫兰拉拉衣服，看上去更加平整，打扮好了之后才一起来到书房。

很多人第一次见到赵纫兰的时候都难以相信，这位缠着小脚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竟然就是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没有所谓教授夫人的气质，李大钊却非常珍爱自己的夫妻子，感恩她为家庭付出的一切。

为了让来自农村的赵纫兰住得更加舒适，李大钊特意在房间之中盘了炕。

和赵纫兰一同爬山游览的时候，赵纫兰因为小脚不便，常常走得很慢，李大钊总是耐心地扶着她，实在走不动了就背着她。

识字不多的赵纫兰也会倾听李大钊为她讲述革命道理，每次家中来了客人，在李大钊的书房之中召开党内会议，赵纫兰就坐在卧室的炕上做着缝补的活儿，时而朝着书房看几眼，适时进来为诸位添些茶水。

图｜李大钊的书房、会议室

李大钊是革命之师，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经常有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家中秘谈，每当这个时候，赵纫兰就会站在门外放哨，保障同志们的安全。

赵纫兰不能参与会议，无法和丈夫一同并肩作战，在最艰难的日子之中，她用可口的饭菜和温暖的关怀支持着丈夫的行动。无论李大钊回来多晚，赵纫兰都会等他一起吃饭，她一直教育孩子们努力读书，千万不要让繁忙的爸爸操心。

那时候《国际歌》还不能公开，李大钊在家中悄悄教给妻子和孩子们，他一边弹琴一边唱着，这个身影一直铭记在孩子们的心中。孩子们当时不能完全明白歌词的寓意，这颗共产主义的种子已经在他们幼小纯洁的心灵之中稳稳扎根。

在社会动荡、军阀混乱、革命前途一片渺茫的年代里，没有卓越才华和出众相貌的赵纫兰是李大钊心中温暖的港湾。他们一家曾因为特务、流氓骚扰、殴打数次搬家，无耻的迫害没有让李大钊和赵纫兰感到恐惧，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的斗志。

李大钊在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写道：“目前统治者的猖狂，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用多久，红旗将会飘满北京城，看那时的中国究竟是谁家的天下！”

图｜1927年4月李大钊就义后，星华（右）、炎华（中）、光华（左）姐弟在府右街后坑朝阳里3号家中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后，北京的革命形势急转而下，李大钊是有机会离开北京躲一阵子的，而他一直坚持留守在这里，送走一位又一位革命战友。

赵纫兰也希望李大钊能够赶紧离开，但她了解李大钊，他坚持了这么久的事业、认准了的路，谁都劝不了。

1926年12月，赵纫兰生下了儿子李欣华。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和妻女被捕，赵纫兰在法庭上见到了李大钊，这一面是他们的永诀。

最小的儿子还没有会喊爸爸，李大钊就牺牲了。

梁漱溟赶到李大钊家中时，看到的就是这样凄惨的景象，他不忍多留，塞给孩子们10块银元，随后赶到了长椿寺之中。他见李大钊的棺材如此单薄，悲从中来，和友人商议给李大钊换棺。

蔡元培此时正邀蒋梦麟、马叙伦在杭州西湖赏桃花，随手翻阅《晨报》之时，猛然看见李大钊遇难的新闻。此时天空落下细雨，蔡元培哭得不能自已，独自站在雨中，许久才回到屋内，在寺庙之中以一桌素席、一壶酒祭祀李大钊。

几天之后，李家家中都是中外的记者，在看到李大钊家中的陈设之时，这些记者们都震撼不已，有的甚至一边采访一边抹着眼泪。他们没有想到像李大钊这样的知名教授，家中生活竟然是如此清贫，最后留给儿女们的仅仅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

“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子女服侍朴实，可知其平日治家之俭约矣。”

图｜《晨报》关于李大钊牺牲后家庭生活情况的报道

日本人主办的报纸《顺天时报》充斥着浓重的侵略色彩，在报道李大钊牺牲之事时，也撰文道：“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

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已经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教授，同时还是女师大、朝阳大学和中国大学的教授，仅仅是北大的薪金，每个月就有120银元，所有的收入加起来超过了300银元。当时两块银元就可以买到40多斤优质面粉，400银元就可以买下一处四合院，李大钊却没有安排家人过上富足、优越的生活。

李大钊和妻儿们的生活一向简朴，平常一个大饼一根葱就是李大钊的一顿饭。有人到李大钊的家中拜访，看见他的女儿们都穿着土布缝制的棉衣，根本不像是北大教授的女儿。

有一次，一位学生看见李大钊正在吃窝头咸菜，劝说他应注意营养，他却笑道：“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你想没想到，时下国难当头，有许多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这种局面，怎能只因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

赵纫兰节衣缩食，加上给李大钊买书的钱，一个月不过只用三五十元，剩下的李大钊都用来救济贫困的学生、工人或者用于党的活动。李大钊平常都是穿着一件洗褪色的布袍子，上班来回要走十几里路，他天天步行，从来不坐车。

校长蔡元培曾说李大钊“知有主义不知有家”，发薪水的时候会留下50银元交给赵纫兰，以保证一家子的基本生活。

据后来统计，李大钊每月近三分之二的收入都用于党的活动经费。

图｜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

现在，家中的顶梁柱不在了，孤儿寡母手无缚鸡之力，反动当局并没有打算放过他们，附近都是日夜监视的特务，孩子们也经常被流氓和打手们滋扰，赵纫兰已经病脱了形，还是决定全家搬迁。

报媒的报道让社会各界知道了李大钊遗孀的生活困难，李大钊生前的好友白眉初、李采言、李凌斗等人都来到了李大钊的家中看望他的妻儿，并且准备前往长椿寺领出李大钊的棺木。

众人和赵纫兰商量之后，决定为李大钊换棺，并开始筹款办理后事。

《顺天时报》记录下了当时友人们为李大钊求棺之事，李凌斗找到了德昌杠房的掌柜伊寿山，伊寿山推荐了一口标价260块银元的柏木棺材，因价格太高，李凌斗向伊寿山说明了这口棺材的用途，希望能稍微减价。

伊寿山是生意之人，不认识李大钊，对共产主义也不甚了解，仅仅是这些日子看到报纸上对李大钊的报道，敬佩李大钊的高尚人格，以最低价格140银元卖出了这口棺材，“此亦北京城破天荒之举动也”。这140块银元是章士钊出资的。

图｜李大钊与圣彼得堡孤儿院的孩子一起

出于对李大钊的敬重，伊寿山又请了师傅用了20多斤的松香和桐油熬在一起，十几斤的黑生大漆，里里外外给棺材上了五道漆。

5月1日上午，伊寿山带着16名工人扛着棺材来到了长椿寺重新装殓李大钊的遗体。李大钊的孩子们大声哭喊着爸爸，在场诸位无不含泪。

中午，李大钊的新棺送到了妙光阁街浙寺，寺主人原本因为李大钊是政府绞刑杀害的，不愿收留，人们多次沟通之后，寺主人才同意暂时停放，没想到这一放就是六年。

当日，李大钊的长子李葆华没有出现，李大钊在被捕之时，李葆华正与周作人在城外参加植树节郊游，住在城外沈士远教授的家中。当李大钊和妻儿不幸被捕的消息传来，周作人当机立断将李葆华藏在了自家后宅的小屋之中，并且和友人紧急安排李葆华前往日本留学。

还不满18岁的李葆华在日本求学完全靠自费，生活极为困苦，但这位少年吞下了父亲离世的悲痛，在异国他乡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他的沉着冷静让周作人都不禁佩服，谁知这少年心中，熊熊火焰已经腾啸而起，他一心求学，只愿学成后立刻继承父业，踏上革命之路。可惜当李葆华后来成为共和国部长之时，周作人却沦为汉奸，这便是后话了。

5月20日，赵纫兰在李采言的护送之下带着孩子们回到了李大钊的老家。赵纫兰愿意吃点苦让孩子们有吃有穿，但他们是李大钊的后代，一定要完成学业，将来继续父亲未完成的大业，不能辜负李大钊的期望。

图｜青年李葆华

赵纫兰思来想去，请弟弟给周作人写了一封信，希望周作人可以帮助解决李星华和李炎华两个孩子的读书问题。

周作人很重视这件事，收到信之后立刻和北大的同事们商量，然而当时局动荡，各位教授也是有心无力。一直到4年后情况稍有缓和，多方人士疏通安排，才将李星华和李炎华接到了北京复学。

1933年初，李大钊的家乡被日伪政府侵占，赵纫兰重病，正在北京念中学的李星华赶紧回家将母亲接到北京避难。

赵纫兰已经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而李大钊的遗体在浙寺停放了6年了，尚未入土为安。这是赵纫兰余生最大的心事，她拖着病重的身躯，领着李星华和李炎华再次来到了北大，请求周作人、蒋梦麟和胡适等教授帮助她完成李大钊的葬礼。

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立刻答应了赵纫兰，并且号召周作人、胡适、傅斯年等13名北大教授担起了公葬的重任，向社会发起了捐款活动。

李大钊的牺牲，始终是北大人心中的一根刺，胡适的感触最是深刻。

在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上，胡适和李大钊是对立的，在“五四时期”，胡适曾经和李大钊就“问题和主义”进行了激烈的大论战，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两人之间的友谊。

图｜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会员合影

李大钊被捕之时，胡适正在日本横滨游历，他收到了友人自国内寄来的信件，提醒他在日本如果有讲授的机会，只需聊聊哲学史学便可，随意发表意见会招惹事端。李大钊牺牲当日，胡适的学生赶紧致信给老师，请求胡适万万不要回北京，希望他的事业能完全放在学术方面，和政治截然断了，以免引来横祸。

而胡适的内心根本无法释怀，在1930年出版的《胡适文存》之中，他在扉页写下了“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第一位就是李大钊。

李大钊逝世之后，胡适无惧当局的监视，赵纫兰的抚恤事宜是他一手操办的，他还在1932年为家属争取到增加和延长抚恤金的权利。李大钊的葬礼，胡适也是竭尽全力。

诸多教授学者集资出力，筹划护航，李大钊的葬礼依旧是一波三折。

为李大钊购置墓地之时，公墓经营者生怕受到牵连，拒绝了北大校长室秘书章廷谦。蒋梦麟无奈亲自出面，经营者才勉强同意，并且要求蒋梦麟写下字条，署名是蒋梦麟代办。

为李大钊写碑文的是语言学家刘半农，在白色恐怖之下，这座寄托着北大同仁哀思和敬意的墓碑并没有立在李大钊的墓前。中共党组织在当时的残酷环境之下不能以公开身份祭奠，而是以河北省革命互济会的名义参与，北方党组织为李大钊同样书写了墓碑“革命导师李大钊之墓”，由一辆骡车送到了墓前，在当时的紧张环境之下不得立碑，只得遵循六朝墓志的方式将它同棺椁一同埋入了地下。

图｜1933年4月23日，李大钊牺牲6年后才举行葬礼

1933年4月22日，浙寺之中举行了对李大钊的公祭。23日上午，蒋梦麟带着北大诸位教授参加了出殡仪式，闻讯前来的还有诸多教育界人士、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军人共700多人。

河北省革命互济会散发《河北革命互济会为公葬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李大钊同志宣言》等祭文，组织路祭和演讲宣传。祭文之中描述了李大钊生平事迹，揭露了蒋介石和军阀张作霖联合反共的真面目，号召众人团结抗日。

送葬路途之中，人们高喊着口号，宣泄着这6年来的悲愤，不断有人加入到队伍之中，送葬的人越来越多，时刻跟随在队伍旁边的军警一直在破坏，宪兵甚至堵住了路口，与送葬队伍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李大钊的出殡成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送葬队伍的最前面是用白纸黑字写下的一副巨大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根”，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惧”，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经过缸瓦市之时，有同志在李大钊的灵柩之上覆盖了一面鲜红的党旗，军警特务以“妨碍治安”的罪名捣毁路祭，开枪抓捕，多人受伤，40多名青年被捕。送葬的队伍被冲散，李大钊的棺木在众人的护送之下，直至傍晚才送到了墓地，北大同仁扶灵下葬。

图｜李大钊与胡适、蔡元培、蒋梦麟

李大钊的葬礼让本就重病的赵纫兰过度劳累，又受到了惊吓，卧病不起。

临终前，赵纫兰请求周作人完成李大钊的文集，周作人积极联系书局出版，并请兄长鲁迅为其写下《题记》。一直到1939年，这本《守常全集》才得以出版，在出版后当局立刻没收，只余下数本。

葬礼一个月之后，赵纫兰病逝于协和医院，北大的教授们再次出面将赵纫兰安葬于李大钊的墓侧。

1934年1月，胡适冒着大雪来到西山凭吊李大钊和赵纫兰。好友离世7年，到如今他们连一块墓碑都没有，胡适依旧无法抑制热泪，

胡适请蒋梦麟出面为李大钊再补一碑，6月，刘半农再应北大的邀请为李大钊夫妇书写碑文，限于当时的环境，刘半农为他们写的碑文十分简略，只说明了李大钊和夫人籍贯姓名和生卒年月，立碑子女姓名。

1936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追认赵纫兰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图｜《觉醒时代》剧照

电视剧《觉醒时代》对李大钊和妻儿的涉笔不多，有一段李大钊和赵纫兰的对话最为催人泪下，宛若场景重现：“等有朝一日，学校可以摆上一张安静课桌的时候，可以传出朗朗书声的时候，我带着你，就咱们俩人，在一个教室里头，阳光从外面透进来，我一笔一划，一笔一划地教你写字，然后我坐在地下，我等着你，等着你什么呢？等你亲手写一封信给我，我要看哪！我跟你保证。”

和赵纫兰能够平淡生活，是李大钊对于革命未来、对新中国的未来最朴质最真实的期许。与此同时，他也深刻地明白，革命的道路上一定会有牺牲，他给了妻子一个不知能否兑现的承诺，给未来许下一个在我们看来平凡不过的愿望，也在提前和最心爱的妻子告别。

赵纫兰不是人们想象之中的教授夫人，李大钊又何尝是人们想象中的教授名流呢？他们也许身份悬殊，但他们的正直朴实、对新生活的热忱和向往是一模一样的。

李大钊曾经在《青春》一文之中如此写道：“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图｜1957年10月29日李大钊诞辰68周年，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在万安公墓向悼念群众讲述李大钊的事迹

红旗终是飘满了整个北京城，中国已非那个风雨如晦的弱国了。这一部饱含炽烈情感的《青春》，是赵纫兰难以割舍的温度，是儿女们不能忘怀的背影，是千千万万北大同仁禁不住地潸然泪下，也是这百年来青年学子的奋斗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