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层解读法揭开杜甫《石壕吏》诗究竟表达了什么样的内容

　　三层解读法揭开杜甫《石壕吏》诗究竟表达了什么样的内容

　　丁启阵

　　 杜甫《石壕吏》诗意图

　　《石壕吏》一诗究竟表达了什么样的内容？为什么个别文学史研究者会提出耸人听闻的观点？这两个问题，大约是许多杜诗爱好者共同感兴趣并且想要知道答案的。

　　近期爆出的北师大康震教授于数年前（2016年）“创新发展地”解读杜甫《石壕吏》诗的一段五分多钟的讲演视频，称《石壕吏》表达了“当国家和民族遭遇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的老百姓还是毅然挺身而出的”的“非常明显的价值观”。说法之新奇，令人惊诧不已；背后的动机，令人心生疑窦。

　　实际上，对于《石壕吏》的思想内容，专业人士早就有过一些不同于民众理解的说法。例如，郭沫若出版于1971年的专著《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如下一些说法：“诗人投宿在一家招商小客店里……所写的老板娘颇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诗人完全作为一个无言的旁观者，是值得惊异的”；差官没有奈何媳妇儿是有问题的（可能是碍于时任华州司功参军的杜甫的面子不敢胡为，或者是诗人有所文饰）。清华大学教授谢思炜出版于2005年的《杜甫诗》（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有如下解读：“……尽管作者写老翁一家的遭遇充满同情，却并没有太多表现吏如何凶恶（当然也就没有很多谴责），甚至赞许老妇应役是深明大义之举。因而这首诗也并不是单纯表现民之‘怨哀’，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历史内容。在民与吏（以及由他所代表的国家）尖锐冲突的背后，还有他们（包括作者）此时在立场和根本利益上的一致。”

　　如果说郭沫若还只是为了证明杜甫是“地主阶级意识”以达到“抑杜”“希旨”的目的，不怀好意地说了几句怪话，那么，谢思炜的解读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从百姓苦难向合乎时宜的家国觉悟转变了。可见，康震的“创新发展地”解读，其实并非全新，发展也不是一空依傍。康震与谢思炜的观点，本质上是相通的。说得好听一点，是“润色鸿业”，是读出正能量。

　　我不赞成很多人用辱骂的方式否定他人见解，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我们要“以德唬人”，要以理服人。

　　从“知人论世”的高度看问题，纵观现存全部杜诗，纵观杜甫一生思想立场，他当然是站在维护李唐王朝利益立场上的，当然有希望人民理解并支持李唐王朝的思想——事实上他也表达过这种思想，例如《新安吏》结尾就称李唐王朝的军队是正义之师，是会照料抚恤百姓的，劝那些有弟子应征入伍正在作生死诀别的人们不要过于伤悲，宽慰他们说，郭子仪将军会如父兄一般爱护他们的子弟。如果不是以“农民起义是历史的进步”的历史观高度出发评价杜甫及其诗歌，不得不承认，杜甫的思想立场是无可厚非的，实际上也是合乎那个时代大多数人（包括底层百姓）利益的。

　　但是，正如整体不能代替个体，杜甫有上述思想，并不等于《石壕吏》表达的就是这种思想。这里我尝试提出一种解读《石壕吏》的方法——三层解读法。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层，诗歌文本中的基本信息；

　　第二层，基本信息背后诗人的基本态度；

　　第三层，在充分尊重诗歌的基本信息和诗人的基本态度的前提下，提出的合乎情理的新鲜意见。

　　《石壕吏》诗的基本信息有：一、作品表现的是诗人某次行旅中的见闻故事；二、故事中的村民有着非常悲惨的遭遇；三、故事中出场的人物民（老妇、老翁）、吏构成了矛盾冲突的双方——一怒一啼是矛盾冲突最鲜明的概括。

　　上述基本信息后边，诗人有没有自己的态度与情感倾向呢？当然是有的。主要理由如下：一、诗歌创作一般规律，“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则歌之咏之”，无病呻吟的可能性不大——《石壕吏》的内容决定了它不可能是一首供人茶余饭后消遣娱乐或旗亭酒肆供歌女演唱的作品；二、杜甫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歌都是反映现实社会种种问题的，继承的是《诗经》风雅传统，通过讽喻以达到“致君尧舜”“淳风俗”的目的；三、杜甫是儒家的信徒，儒家特点有：讲仁爱、有恻隐、有民本思想、积极入世、爱憎分明等；四、诗歌语言是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典型风格，诗中若干鲜明生动的动词形容词构成了强烈的对比（捉人——逾墙走，呼——啼，怒——苦，生——死），二十四句诗押了六个韵部即五次换韵，入韵字平仄、阴阳相间（[1]村人看，平声调，阳声韵；[2]怒苦戍，则声调，阴声韵；[3]至死已，则声调，阴声韵；[4]人孙群，平声调，阳声韵；[5]衰归炊，平声调，阴声韵；[6]绝咽别，入声调，入声韵），频繁多样换韵、以短促的入声收尾，都是为了表现诗人强烈波动的情绪，全诗充满了愤激之情。

　　上述分析归纳，示意而已，内容或有不够全面准确的地方，这可以讨论。但是，如果有人完全不顾上述两层意思，比如：说杜甫《石壕吏》诗只是客观实录没有个人态度，没有情感倾向性，说诗中没有多少谴责的意味，说诗中老妇深明大义有先国后家的觉悟，诸如此类，基本可以断定：难脱别有用心、曲学阿世之嫌。

　　纵观前人关于《石壕吏》思想内容和人物说解，我认为下列分析都是比较准确可信的。

　　胡夏客：“《新安》《石壕》《新婚》《垂老》诸诗，述军兴之调发，写民情之怨哀详矣。”（仇兆鳌《杜诗详注》引）

　　王嗣奭：“此老妇盖女中丈夫，至今无人识得。‘吏夜捉人’，老翁走，此妇出门，便见胆略，而胸中已有成算。老翁之逃，妇教之也。吏呼则真，而妇啼一半装假，前致词未必尽真也……宁使老妪随至河阳执炊，不敢辞也。吏虽怒而到此亦心软矣。非不知有老翁在，而故带老妇以覆上官，必且带妇致辞而纵之使归，所云‘备晨炊’，设词也，吏不知也……此妇当仓促之际，而智如镞矢，勇如贲、育，辩似仪、秦，既全其夫，又安其孤幼。”（《杜臆》）

　　浦起龙：“妇出应，则身犹可脱也。偏云‘力衰’‘备炊’，偏不告哀祈免，其胆智俱不可及。”（《读杜心解》）

　　霍松林：“（《石壕吏》）全诗的主题是通过对‘有吏夜捉人’的形象描绘，揭露官吏的横暴，反映人民的苦难。”“不说‘征兵’、‘点兵’、‘招兵’而说‘捉人’，已于如实描绘之中寓揭露、批判之意。再加上一个‘夜’字，含义更丰富。第一、表明县吏‘捉人’之事时常发生，人民白天躲藏或者反抗，无法‘捉’到；第二、表明官府‘捉人’的手段狠毒，于人民已经入睡的黑夜，来个突然袭击。”“‘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两句，极其概括、极其形象地写出了‘吏’与‘民’的尖锐矛盾。”“写‘致辞’内容的十三句诗，多次换韵，明显表现出多次转折，暗示了县吏的多次‘怒呼’、逼问。”“‘夜久’二字，反映了老妇一再哭诉、县吏百般威逼的漫长过程。”“全篇句句叙事，无抒情语，亦无议论语；但实际上，作者却巧妙地通过叙事抒了情，发了议论，爱憎十分强烈，倾向十分鲜明。（上海辞书出版社编辑出版《唐诗鉴赏辞典》）

　　当然，老妇在挺身而出（掩护老翁逾墙逃走）、百般哀求（希望用哀情打动官吏）之后，既没有拼死不从，也不是奋起反抗，而是跟官吏走了，“急应河阳役”，参与给朝廷军队“备晨炊”的工作。可见，老妇决不是“刁民”，还是有一定觉悟的。因此，萧涤非的如下说法也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这首诗写老妇被抓应役，真实地揭露了封建王朝的残酷，是《新安吏》‘天地终无情’一句的注脚。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人民忍辱负重的爱国精神。这位老妇，一下子献出了三个孩子，最后还挺身而出，献出了自己一条老命，虽有强迫，也不是没有义愤。”（萧涤非选注，萧光乾、萧海川辑补《杜甫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二版）

　　“忍辱负重的爱国精神”，强迫下的“义愤”，定性还是比较准确的。俗话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分寸十分重要，只要去掉“忍辱负重”和“强迫”的修饰语，“爱国”“深明大义”“顾全大局”便成了歪曲，动机不纯。

　　诗人写诗，不会用一首诗道尽自己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杜甫的“三吏”，内容上是有分工、各有侧重的：《新安吏》表现的是中男（18至22岁男子）被征入伍、家人送别的伤感场面，杜甫虽然深表同情，但也加以劝慰；《潼关吏》告诫潼关守将要吸取失败教训、认真防守；《石壕吏》则是借一户农家在遭受完全不合情理的征兵（捉人）时的悲惨景况：三个儿子全部应征入伍，其中两个儿子已经战死；家里有尚未断奶的婴孩（孙子），家境贫穷到连媳妇都没有一条完整、可以穿着出门的裙子（老翁、老妇更不用说了）；这种情况下，官府还要趁夜捉人。显然，这户已然家破人亡的农家正濒临绝境。杜甫这诗以最悲惨的家庭，表现战乱时期人民苦难之深重。艺术手法上讲，属于“语不惊人死不休”。

　　我曾经提出，同样一场战役（河阳役）的征兵，《新安吏》中只是“次选中男行”，到了《石壕吏》便是“有吏夜捉人”，而且捉的是已经献出三个儿子的老人家——在没有捉到老翁的情况下老妇也不放过，可见《石壕吏》中的“吏”有执法不当之嫌。有人反驳说，可能是战事已经发生变化。从新安到石壕村，距离不过六十来公里，按照正常旅行，不过一两天的路程，战事变化不至于如此巨大。说到这里，顺便指出，历来的编年杜甫诗集还有当今诸多以年代排列的杜甫诗选，顺序基本上都是《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的《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是《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的排序。按照“三吏”作于杜甫由洛阳出发由东而西前往华州任所途中的说法，社科院文研所《唐诗选》的排序是合理的，其他排序都不对。

　　 2021-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