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中有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言与事本来难以分开,言中有事,事亦不离言。言与事,是构成历史材料的主体,也是难以按照左右分开的两面。
事是前后相继,有因有果,言则穿插其中,而说话多有对象,自然就是对话。对话有公开的,有私密的。
公开者易言,私密者难猜。史书每求事与言的完备,自然是公开和私密之言一起记录。
记录私密对话,传世文献中最早形成系统的大概是《左传》,如羽父离间隐公、桓公兄弟,虽不载其言语,却开启了记录私密事之端。而真正将这种记录发扬光大的则是司马迁。
《三才图会》·司马迁像
说司马迁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无论研究近现代史、古代史,还是内亚史,《史记》大概都是必读书。历史学之外,若要作文章,《史记》也是习得文法的最重要资料之一,明代人甚至将其作为作文章的不传之秘,珍而重之。
学中国哲学必读《论六家要旨》,这是研讨先秦学术史的重要资料。大概,学问到了司马迁这个地步,我们可以称呼他为文科“托拉斯”,也就是文史哲学科的垄断性人物。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鲜活,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私密对话,天知地知当事人知道的私密对话,司马迁又是怎么跑到现场“听到”的呢?
《史记》·明万历二十六年北监刊本
司马迁没有哆啦A梦,自然也就没有时光机,他不可能到现场去,知道这些事情靠什么?脑补。人的天然判断力。《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通过一段很精彩的表述提示了我们他的写作手法: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人穷则反本”,道出了每个人的本能。窦娥冤屈不得申,大骂天地,今天的人遇到不公多半也是如此。人突然受到惊吓,必然拍拍心口说:“我的妈啊,吓死我了!”
这些内容不需要我们亲身经历也能知道,凭什么?——人之常情,人有什么样的性格,在什么样的情境下,说什么样的话,是最自然的事情。
太史公为项羽专立本纪,说明项羽这个悲剧性人物是为太史公所欣赏的。开头有一精彩的私语,点明了项羽性格中的某些特质。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项羽(B.C 232—B.C 202)
这一段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若只是这句,则显得有些不真实,但项梁一句“毋妄言,族矣!”则马上让这句话鲜活了起来。
在秦始皇的暴政统治下,对项羽这样一个“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的人来说,说出这样的话太正常不过了。
项梁之言说的是秦的暴政,项羽之言则反映的是这种暴政压迫下,具有反抗性格的六国贵族后代最本能最直接的反应。
《项羽本纪》记垓下之围,乌江亭长请项羽急渡江东:
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
乌江自刎图
项羽与乌江亭长的对话,只此二人知道,司马迁却能写得绘声绘色,旁人读来亦不觉突兀枝蔓,反而理当意顺,则其前后自有奥妙在其中。
项羽有妇人之仁,《高祖本纪》中,汉高祖问功臣得天下的原因的事情,高起、王陵说的虽然被刘邦否定,但是确实说出了项羽的性格弱点:
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试想,有一日非正式场合,皇帝与众功臣们说完正事,突然,皇帝说让咱们来说说我得天下的原因吧。群臣这个时候自然要夸奖皇帝,说一番皇帝的好话。
但功臣们都是既得利益者,说的好话中,也自然有他们认为皇帝能得天下的原因。高起、王陵率先表示,项羽虽然能够与将士同吃同住,却在攻城略地之后不赏有功之臣,“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
这虽然不是汉高祖认同的项羽失天下的原因,却是功臣们的普遍认识,也是司马迁对功臣们心理的一种合理揣测。
鸿门宴图·壁画
我们或许还能记起,高中著名课文《鸿门宴》中项羽的表现:对项庄的纵容、对刘邦的轻视、对范增杀刘邦建议的不予采纳等,都暴露了项羽性格中刚愎自用,谋而无断的特点。
加上《项羽本纪》开头那一句“彼可取而代之”的近乎“狂生”的言论,给项羽戴上自大的帽子恐怕也不为过。
综合几处描写项羽的内容,项羽的性格也就不难总结出来。对于一个仁爱将士、百战百胜、天生神力,又刚愎自用、狂狷不羁的六国后人来说,他多少是有些偶像包袱的。
乌江亭长请他过江时,他会说出“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这样的话来。而对于这样的人来说,穷途末路时,本能想到的并不是自己东山再起,也不会去找自己失败的原因,而是认为“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司马迁写人物的私言,多是这种笔法,将事件与语言结合,彰显人物性格和智慧,再回过头去为人物设定语言。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古史记言,太半出于想当然。马迁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而已。”钱先生的论断,可以说道破了司马迁写人物语言的真谛。
我们再举一例。屈原与贾谊是司马迁认为的“第一流”人物,在写屈原沉江时,渔父恰好出现,二人的对话极有意思:
屈原至於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傅抱石·《屈原图》
这段话是在说,某天渔父去打鱼,突然碰到了“学术性官员兼网红”屈原站在江边,自然要问他在这里干什么。而当知道他准备投江自杀的时候,渔父自然就会劝他:“别想不开啊,你看古代的圣人,能够不执著于现实而与世俗相处,你为什么不在这个世道里随波逐流呢?”
屈原说:“我也听说过刚刚洗过澡的人要弹冠振衣,去其尘土。我怎么能够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宁愿葬身鱼腹,也不与奸佞同流合污。”
傅抱石·《屈原渔父图》
渔父的话自然是符合劝说屈原放弃投水自杀的情境的,屈原的回答也与他的性格和身份一致,读来亲切。这里既展现出屈原的高洁,又写出渔父这一不知名的隐者语言中所包含的道理。
而且,这次相遇颇有传奇色彩,渔父的话不像是渔父说的,反倒像是某个隐者的劝说。这种传奇式的相遇,自然更能够凸显屈原的性格。
试问,一个真正的渔父怎么会用这种语言规劝屈原,屈原又怎会对他说出如此长篇大论?就算能够说出,渔父恐怕也听不懂。这一段自然也是司马迁的精心设计,“想当然耳”。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既然史料中这么多的语言对话,私密对话又多是想当然,那么历史是否就等同于叙事,如同小说一样是虚构的呢?我们是否要认同后现代的问题——历史等于叙事呢?
甲骨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记录了商代自盘庚以下历代先公先王的顺序。在甲骨卜辞发现之前,人们普遍受到日本的“尧舜禹抹杀论”的影响,大多认为殷商史的传世记录是虚构的。
但甲骨卜辞发现之后,王国维利用卜辞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实了《史记》所记世系的可信(《史记》中有世系排列错误,但并不影响《史记》关于商代世系排列的可信性)。
管中窥豹,《史记》保存了大量的史实,虽然在语言上为符合人物性格特点,做了适当的虚构,但是那也是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的合理发挥。
在特定的历史事实的情境中进行设计,是符合人的思维形式和认知能力的。因此,并不能简单地根据这些就认同“历史等于叙事”的说法,而应该从更大的结构中认识司马迁的记录,甚至从文法上学习《史记》的笔法。
编辑说明
校对 / 欧皇喵
封面 / 心 斋
排版 / 心 斋
活动策划 / 心 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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