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肖瑶
2021年3月10日,某教育辅导机构主办“中高考冲刺”的主题活动邀请了几位文界名人,为冲刺中高考孩子提供技巧和建议,其中包括颇负盛名的作家余华,及近期因参加综艺节目《奇葩说》而出圈的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
作家、学者,都是大家印象里严肃文化界领域的德高望重者,他们现身一场教育辅导机构的活动,必然吸引公众目光。
当然,不乏一些支持声音认为,余华这样的文学大咖走进校园,至少可以为应试教育注入一些新鲜血液。
但更多舆论热议,纷纷声讨严肃作家、学者参与商业活动的荒唐与功利性:
“余华教人写作文,就好比张艺谋教你拍抖音。”
“应试作文跟写作完全是两个领域,余华真的能讲好中小学作文吗?”
人们眼中本应该禁闭在书房里与文字孤战的作家,本该站在讲台上不苟言笑的教授,走到了商业教育机构搭建起来的演讲台上,似乎就等同于向利欲世俗低头,神仙下凡,一地鸡毛。
某位自媒体人还发了一条微博,配上余华演讲照片,悲愤高呼:文学已死!
自媒体人发微博高呼“文学已死”
这条微博获赞上万,抽象概念的“死亡”太好用了,一开口就能体现出自己对文学艺术的深切关心。“XX已死”的铿锵口号,也一下子攫住了部分人心头满溢而又表达不出来的愤懑。
类似由严肃文化、文学界人参加商业性质的活动引发的个体反感,近期以来并不罕见,比如上个月,许知远参加《吐槽大会》被质疑知识分子的衰落,刘擎露面《奇葩说》,则被骂“教授已死”。
在今天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搞象征,喊“生死”,本身就是成本最低、最易博眼球的说话方式。
“文学已死”这个说法本身也离谱。首先,余华不能代表文学,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文学,甚至连莎士比亚也不能,他仅能被称作文学史上的集大成者、全球最卓越的文学家之一。
文学是一条长河,先驱后继者们滚滚涌动,或转瞬即逝,或长眠积底,虽然日下式微,但总会让人期待后继有能人。
别的先不说,至少,为了避免培养出更多不会好好说话、沉迷营造概念的写作者,基础教育阶段的作文培训,的确很重要。
余华这不足15分钟的演讲主题,紧扣“如何写好高考作文”。
反对声浪中有一句奚落味十足的质疑:让曾经的高考落榜生来教作文,能行吗?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年,余华名落孙山,他对再战没有执念,转头去当了乡镇小牙医。
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在一所充满“精英教育”味道的培训机构演讲台上,拿着早已写好的演讲稿,一字一字地传授“经验”:“多准备好的句子和细节,这是通用的。”
这就像一直以来学校老师对学生耳提面命的“多用好词好句”,无甚新意,但也不错。
其他建议也七平八稳:“多准备一些好的细节”“细节可以出现两次”“语文老师看作文的速度极快,写作要根据阅卷老师习惯来,写出亮点”“考生准备考试素材,最好以自我为中心,不管作文题目如何变化,我巍然不动”。
紧扣题目、迎合阅卷人出题目的、积累素材,这些老生常谈的硬技巧,还是我们当年熟悉那一套,八九不离十。
那么,既然学校老师都讲过无数次了,凭什么要听你一个高考落榜的作家来重复废话?
目前,我国高考作文大多以议论文为主要形式,评判要求,也不在于具有多么深刻的哲思内涵和审美价值,而是在于在有限字数里切题且逻辑清晰流畅。
在我十年前的中学时代,为了写好应试作文,老师要求记背好词好句和成语,熟悉一套好看的、标准的而不是独特的话语,甚至还要专门练习三段式写作,把每一段的字数都严格控制在“约定”范围内,才能同时保证阐述完整,又将文章控制在合适范围内。
当然,对多数中学生而言,想要精准、别具一格地表达自我思想与感受,的确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
但在当时,机械、僵硬的训练模式实在让我不堪其扰,我并不是一个怠学的学生,但一张语文试卷翻到背面,却每每让我倍感焦虑,如临大敌,如坐针毡,提笔难下。
不过,与此同时,我也会沉迷于前人们传下来的旷世佳作,会讶异于文学家们对世界的精确感知与拿捏。真正的文学佳作从古籍戏曲到世界典著,从西方的托尔斯泰到我国现代巨匠沈从文、汪曾祺等,都给予了当年的我们对文学之美以一定启迪。
如果这时候,有一个已经在文学领域做出一番成就的先辈出来,明确告诉我:好词好句的积累是有必要的,要想写好文章,技巧性的训练是必要的。
那么,或许我会对自认为僵硬死板的应试作文少些抵触。
的确,文学不同于作文,更不等于中学语文,文学家与语文学霸,也没有直接关联。
但某种程度上,相对于其他学科,语文不仅是工具,它本身还是一种艺术,更需要一份审美的悟性。
就像电影《死亡诗社》里的那句:“医学、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崇高的追求,足以支撑人的一生。但诗歌、美丽、浪漫、爱情,这些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电影《死亡诗社》
话说回来,余华高考落榜虽是事实,但他曾作为《钱江晚报》新少年作文大赛连续三届总评委,也是事实。
他未必懂得如何写好一篇中学应试作文,但在阅览大量中学生习作后,至少会对学校作文有了一定自己的见解,将这种见解融入自己多年打磨、积淀的语言文字素养里,提炼出一些新鲜的启迪,输送给还未脱离应试作文里扎的学子,也是大有裨益的。
1995年隆冬,余华正把自己关在北京住所埋头苦写《许三观卖血记》,家里刚装上了第一部电话,但几乎没有人给他打,偶尔与几个朋友通话,其中包括同时期正在山东高密写《丰乳肥臀》的莫言。
那时候的生活很安静,远没有现在这个年代这般浮躁、冗杂。
四年前, 余华在四年前的清华大学演讲里分享这段经历,他为过去三年没有推出新作而抱疚,感慨道:“现在的生活比我当年写小说的时候丰富多了,事情也多,诱惑也多。”每天都要跑来跑去,没有时间写作了。
紊乱、密集的当代生活,资讯爆炸,流量滚动,人人都在被压榨成分秒的城市生活追赶或被推赶。某种程度上,即便要说“文学已死”,也应该从专职文学作家们的生活状态出发考虑,而不是逮住一次商业活动就加以批驳,而罔顾演讲的内容本质。
而在这次的教育机构演讲台,余华也曾当众直言不讳,自己是来赚钱的:“我站在这个地方,是来为精锐高端站台,这是肯定的,不用掩饰这一点。”
作家想赚钱,罪莫大焉?
如今我们说作家、知识分子,基本可以被概括为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即古时候的士大夫,对这一类人,人们历来抱有高于常人的道德要求,要有“风骨”,不屑与世俗为伍。
时至如今,大部分作家的确“清贫”。这里指的是网文作家、影视编剧以外的,靠传统写作吃饭的那群人。近几十年来,所谓严肃文学的市场越来越萎缩,泛滥成灾的网文作家群体也纷纷盯紧利润庞大的影视改编,否则就没饭吃。
早在2012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的创始人吴怀尧就曾在采访中表示,绝大多数作家收入比不上公司白领:“中国作家群体的贫富差距令人震惊,现在有的作家一年收入远超1000万元,而有的作家辛苦一年挣不到10万元,还有作家全部存款不足5万元。”
靠《三体》出名的刘慈欣也曾在采访中自曝,除了《三体》,他的其他作品是根本养活不了自己的。
刘慈欣的采访(图源:西瓜视频)
包括余华、莫言等如今被冠以“当代作家”的这批人,在几十年前初成名的时候,创作条件也大多艰苦,如果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奔着赚钱去写作,那就会出现许多个郭敬明、冯唐,而不会出现一个莫言。
苦过的人,在拥有赚钱的机会和能力后,为什么不呢?
贾平凹算是上一代传统作家参加商业活动的一大代表,他不仅投资公司,还卖高价字画,力捧女儿贾浅浅,除了贾浅浅的诗前段时间遭致了文学界的一些批评,其他领域,贾平凹都可谓做得相当成功。
退一步说,所谓对“商业”“盈利”与“公益”的界定,其实也是表层下看不见的潜流。去年夏天,我在深圳书城举办的“读书月”参加作家严歌苓的讲座,三十分钟的分享结束后,为了找她签名,上百位听众临时买了她的不少纸质书籍。
这难道不是一种商业利润?难道不是一种“从中得利”吗?
滑稽一句,“读书人的事,能叫卖吗?”
说到底,优秀知识分子的精神财富如能真正变现,传递给更多人,对整个社会文化界,无疑是件好事。
一场演讲,也并不能抹掉余华、刘擎身为作家及学者的原本身份,十几分钟的“商业站台”,也并不代表从此他们会走上全明星道路,参加商演、拿代言。
因此,相比起对“为五斗米折腰”的盲目声讨,更应该看到的,是这背后正在畸变的文化生态。
与七八十年代相比,如今,纸质出版衰落、作家生存愈加困难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严肃文学遇冷已成事实,泛娱乐消费的时代潮流,也愈加膨胀。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受传统认可的作家或学者站出来发表观点,似乎的确有哪里显得违和。
新的媒体语境、泛滥成灾的网络文学,的确一定程度挤压了原本的文学艺术生存空间。稍有阅读量的网文作品就有机会被影视资本看到,继而批量生产“IP”,纷纷投掷到已经审美疲劳的耽美、玄幻荧幕里,把国产剧影视市场搅得鱼龙混杂。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的遇冷,是越来越少的人愿意静下来读完一本书,是恶性竞争泛化,文学、艺术皆可为商业所用,是人们将这些“无用之物”束之高阁,却排斥那些主动走下“凡间”,倾心相授毕生所得的诚恳的心。
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正处于一个跌宕变动的媒介革命时代,近年来,互联网、影视等新传播介质的发展,都让大众看到了更多表达的可能性,这种“表达”理应是开放的、包容的。
文学的表达,也不再局限于作家和诗人,网络文学、新媒体等载体,都为广义的文学血液注入了新鲜元素。
换个角度,文学本身是一种抽象意义的成分,当它不停留于某种单一介质的趋弱,而是以更多形态介入大众文化,何不乐哉?
而那些原本被认为安居象牙塔的文人学者,走到被市场选择的聚光灯下,引发不同个体的多元思考,又何不乐哉?
去年的罗翔、项飙等学者,露面B站、综艺,造成的效果并不是媚俗,而是向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年轻人传递了更多新知,同时保持了自己作为严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因此,与其对着某教育机构或商业平台叫嚣,与其哀嚎“文学已死”,不如身体力行地,去挑选一本心仪的书籍,用自己的阅读与思考,去验证文学是否已“死”。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肖瑶
编辑 | 黄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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