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周南”和“召南”，为何与其他“国风”命名方式不同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绝大多数都是以地区或相关元素加上“风”来命名的，比如“秦风”是秦地的民歌，“王风”是东周洛邑的民歌等等。

但“十五国风”中有两个部分的命名显得非常特殊，那就是“周南”和“召南”，它们也被合称为“二南”。

那么，这两个部分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二南”在“风诗”中的地位

在解读“周南”和“召南”之前，有必要先来解释一下《诗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常识，那就是何为“正变”。

“风诗”有“正变”之分，即分为“正风”和“变风”。

按照传统的解读，“变风”的含义就是“变乎风之正体”，即它是在正常风诗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特殊文体，虽然本质上还是“风诗”，但在表达的形式上却具有特殊的含义。

最为流行的说法是“诗大序”中的观点：

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即变风的产生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动荡和混乱，礼崩乐坏的现实使得人们的心理发生了变化甚至扭曲，以至于难以排解生活中的苦难或者无法摆脱心灵上的困顿，所以在歌咏时就流露出些许负面的情绪。

那么，“十五国风”中哪些属于“正风”，哪些又属于“变风”呢？

关于“正风”和“变风”的界限划定，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争议不断的话题，这也是因为古典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在先秦与秦汉之间出现了些许断层，不仅是典籍本身的流失，还有人们思维方式的转变，使得两个时代的思想不能很好地沟通。

有很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最主流的解释就是，“周南”和“召南”是“正风”，其他的十三国风皆为“变风”。

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二南”的命名与其他国风有着明显差别。

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二南”是“正风”的代表，那么其中的“南”字该如何解释。

和“正变”之争一样，关于“南”字的解释，诸多学者同样莫衷一是。而可以理解的是，在“二南”为正风的基调下，“南”必然具有极为重要且特殊的含义。

于是，有人提出，八方“南”为正，八音“南”为和，《诗》之正风故名“南”。

“二南”所收录的诗歌多具有平易之心，温柔之气，恰如南风触物，物皆畅茂。读“二南”之诗，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受到熏染、感化。

其实，这种说法可以进一步引申，即“南”也有“向南”之意，“周南”与“召南”就是文王德化自北向南的过程。

《毛诗序》作为解诗的重要文本，在“二南”所收录的二十五首诗歌中，几乎每一篇都提及了“文王”、“后妃”等德化的功绩，《集传》往往也以此为解诗依据。

可见，“二南”被认为自北向南的王化过程，在古代也是有很多学者支持的。而这与将“南”当作“正”的说法实际上是相通的。

这种论调的出发点是“诗教观”，是对于《诗经》解读最为重要的流派之一。

在先秦时代，贵族群体在很早的时候就将《诗》作为必修的科目之一，无论是用于情操陶冶还是外交辞令，无论是直抒己意还是别有会心，在诸多文献中都能轻松地找到大量案例。

而孔子对《诗》进行了删定，使其成为了儒家必修的教材，其编纂必然有着极为清晰的目的，“兴观群怨”的功用是最为有力的证明。

所以，从“诗教观”角度出发阐释“二南”的地位和价值，是有很强说服力的。

那么，除此之外，“周南”和“召南”还有没有别的较为合理的解释呢？

“周南”和“召南”的其他释义

与“诗教观”相对，同样有很多学者认为，《诗经》的本质并不在于读者所要体会的“言外之意”，而在于作品本身。

即，《诗经》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在文本所代表的客观性。

那么，关于“二南”的解释自然就要从一个更为实际且可见的视角出发，而不是先定下一个“正风”的基调，然后再进行“合理”地解读。

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汇集了历来众多诗家对于“周南”、“召南”的解释，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南”所代表的含义，只不过是一个方位而已。“周南”即周之南，“召南”即召之南。

在讲述这个观点之前，方玉润对于“二南”即正风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并不认可“诗大序”中所说的“变风”是世衰俗怨的产物。

这无疑从根本上否定了当时盛行的主流观点，虽然至今还并没有被广泛接纳，但考虑到如今越来越重视《诗经》文本价值的现实，其说法也得到了一定的支持。

方玉润认为，“正”与“变”只不过是《诗经》在音乐表现上的差异，有点类似后世词牌当中有《浣溪沙》、《木兰花》，但同样也有《摊破浣溪沙》和《减字木兰花》等变体。

甚至《诗经》里的“风雅颂”也只不过是音乐体例的不同而已，类似言志要用“诗”、载道要用“文”、抒情要用“词”一般，功用不同罢了。

如此一来，“二南”的道德内涵并不在于“正变”上，而在于其文本内容上。

“周”地之西为犬戎，之北为豳，之东为列国，唯有“南面”地域最广，所采诗歌多是此间的作品。而这里又是受到文王德化最早的地区之一，所以收录的作品才会浑融含蓄，中正平和。“召南”也同此理。

从这些观点可以看到，方玉润与“诗教观”虽有交融之处，但内里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诗教观”认为“二南”之所以温柔平易，是因为其正风的地位，即社会风俗所致。方玉润同意环境对于诗风的影响，但却将因果倒置过来，认为是其社会风俗和创作地域的影响，所以“二南”之诗中正平和，因此被认为是风诗中的“正风”。

换句话说，“诗教观”认为“二南”为正风，是从道德观念的角度出发，注重的是诗歌的言外之意；而方玉润认为“二南”是正风，是从诗歌本身的内容来说，注重的是文本价值。

而之所以用“南”来命名，要么是社会风俗的变化而带来的道德观念改变，要么是收录诗歌产生的范围难以用某一地来框定。

至于何种说法是正确的，至今尚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