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人的精神令人景仰

民国学人的精神

丁启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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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历史课本教给我们的无非是，民国乃兵荒马乱之世，外辱不断，兵燹连绵；叱咤风云的军阀枭雄多是没文化、缺心眼之辈，言谈荒唐，行事怪异。后来，见许多公共知识分子都在深情怀念民国，称赞那是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有志之士满腔热血，所思所忧，都是救国救民的大事情。总之，那是一个思想家应运而生、学问家群星闪耀的时代。

最近重读了一些民国学人的著作，真切感受到民国不同于今日的氛围与人心。

多年前读过一本美国人写的书，称中华民国为“土匪的时代”，将其与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汉末三国并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三大军事时期。按照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理论，那样的一个内忧外患的战乱时代，那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度，肉食者应该是忙于逐鹿，忙于宫斗，无暇顾及文化教育与学术研究的。但是，我们感受到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思想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大学教育搞得有声有色，学术研究勇猛精进，学术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钟祥方言记》、《中山方言》，罗常培的《厦门音系》、《临川音系》，赵元任、丁声树等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等等学术名著，用的都是粗劣的纸张，但是一点也不耽误出版发行，流播久远。捧读之际，不免百感交集。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民国十七年（1928）开始，在数年间前后做了六次方言调查：十七、十八年间冬季调查两广方言，二十二年调查陕南方言，二十三年调查徽州方言，二十四年春调查江西方言，二十四年秋调查湖南方言，二十五年春调查湖北方言。其中第六次，湖北方言调查的成果是，1938年夏出版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写于卢沟桥事件、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周年之际（1938年7月7日）的序言最后这样写道：“湖北报告写完了，有了这个模型以后，湖南江西比较的好写了，我们的调查队不久又可以向河北东三省等处去调查方言了。”遗憾的是，他们的这个学术梦想，因为抗战持续多年未能实现。

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三人翻译瑞典学者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慨允拨款五千余元为此书翻译校改抄写之费”——五千余元相当于今天多少钱呢？我无意算这个账，只提供一点参照：那个时代的普通百姓、五六口之家，糊口月费不过数元。罗常培、李方桂、赵元任三位大学者忙乎了一年，“款罄而稿未成”。接着，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缵续其事，期其完成”。后来又有丁声树加入，“经之营之，五年乃成”。译作出版，傅斯年应邀作序，称之为“近年我国译学上未有之巨业，瞻望明代译天算诸贤，可无愧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年月，傅斯年于序言末尾感慨道：“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我辈于此时期，虽未能致命疆场，然译者印者辛勤治其分内之所能，亦可略得心之所安矣。”（序言作于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昆明）傅斯年的感慨，境界何等的高大上！今天读之，却不免有另外的感慨：那个年代翻译著作真费钱！

当然，政府重视、社会优待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知识分子也颇有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

白涤洲先生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早年投身国语推广运动，任职国语筹备统一委员会，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理部、《国语周刊》编辑部；1933年应聘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短暂的三十四岁人生，身后留下的著作有《关中方言调查报告》《<广韵>入声今读表》《<广韵>通检》、《<广韵>声纽韵类之统计》《<集韵>声类考》、《北音入声演变考》等，学术水准与价值，毋庸置疑。

1933年1月10日，白涤洲给他的好朋友、著名作家老舍写过这样一封信：“苓儿死去……咽气恰与伊母下葬同时，使我不能不特别哀痛。在家里我抱大庄，家母抱菊，三辈四人，情形极惨。现在我跑到西山，住在第三小学的最下一个院子，偌大的地方只有我一个人。天极冷，风顶大，冰寒的月光布满了庭院，我隔着玻窗，凝望南山，回忆两礼拜来的遭遇，止不住的眼泪流下来！”据老舍说，“两礼拜来的遭遇”是指白涤洲先生的大儿子、夫人、两个女儿、父亲相继死去。老舍说：白涤洲做到了别人所不能作到的事：就在死了五位骨肉至亲以后，他竟然还能跑到西北去调查方音！（老舍《哭白涤洲》）

不得不承认，时代是有大小之别的。大时代的人所虑者久远，所忧者深广。有人对当今文化知识圈里的精致利己者深致不满，疾言厉色加以谴责，其实他们有所不知，错不在个人，时势使然也。验证的方法很简单，拿疾言厉色者跟民国时代那些振臂高呼、奋笔疾书的先驱人物稍微比较一下，不难发现，也是望尘莫及，相差不可以道里计——他们的批评精致利己主义，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2021-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