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长城：10万边民入蒙与漠南地区的彻底沙漠化

　　塞外大漠，一度被关内正统视为苦寒之地。然而，现实总是能啪啪打疼正统文人的厚脸皮。比如苏武的流放地贝加尔湖，在现实中却是坐拥诗和远方的旅游胜地。不仅是自古以来就风景优美，而且各类资源非常丰富。而大量位于自贝加尔湖、叶尼塞河、色楞格河、图瓦河、鄂尔浑河、克鲁伦河流域等地的考古遗迹，更是用实力证明游牧民族的生产工具、粮食储备与关内相比，素来有过之无不及。

　　加上游牧首领们不征重税不施酷刑，大量关内人“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即便顶着朝廷抓到就杀头的禁令，也纷纷翻越长城投靠过去。

　　各类饥荒 堪称漫长历史中的阶段性符号

　　托秦制天朝的人定胜天奇迹所赐，关内人民总是为躲避人造大饥荒而无视人身束缚的规定四处逃难。与早年的汉朝类似，明朝就是另一个大修长城以防难民外逃的朝代。但是通常各种骚操作，无疑加剧了难民外逃的情况。

　　终明一朝，大大小小的饥荒不计其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称得上是登峰造极。严重时往往数省连片，甚至常人眼中是鱼米之乡的两淮、江南各府也能出现父子相食惨状，明显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集中体现。而在与蒙古部落接壤的边地，饥民却近水楼台先得月而能够另谋生路。从而减少了对于人肉蛋白质、草根树皮维生素与观音土微量元素的必然刚需。他们将生活在亲子双全、衣食无忧的幸福之中，而不至于像江南饥民那样要在父慈子孝间作艰难的选择。

　　杀胡口一度成为边关难民的逃生门

　　根据《武宗实录》与《明史纪事本末》的分别记载，明朝的正德和嘉靖年间，有难民大规模外逃情况发生。迫于大饥荒、残酷的剥削、足以丢命的炮灰役或者官府追捕，有不少晋、陕、冀等边地百姓翻越长城，逃进蒙古人的控制区域并定居下来。从而开启著名的大规模移民“壮举”--走西口。

　　非常讽刺的是，作为所谓“西口”之一的“杀虎口”，原名居然叫“杀胡口”。万恶的鞑清显然不能容忍此等有碍团结的词汇，便从中作梗河蟹改名。但更令大明正统心寒的是，广大走出西口的出关人也一样把杀胡大业抛之脑后。甚至毫无背井离乡的哀怨，反视关外胡地为希望灯塔、世外桃源，厌恶关内苛刻上司，羡慕关外轻松生活，并称“草地自在好过”。

　　明朝的暴虐施政 促成了大量难民的外迁

　　毕竟和明朝的横征暴敛、严刑峻法形成鲜明对比，蒙古首领为广大关内人修筑名为“板升”（即“百姓”的谐音）的居所，提供住房、衣食种种福利，还有大片土地可以随意开垦。一年税负“不过粟一囊、草数束”，还没有差役，甚至还存在亲属朋友投靠的便利。搁在今天，那简直是入关壬与“下辈子太平洋对岸”一致眼红的大house生活。所以，广大边民认为，“与其死于饥饿作枵腹鬼，死于兵刃作断头鬼”，不如投靠蒙古人活命。

　　除广大边民外，山西大同一带还聚集着不少白莲教信众。他们的活跃也与大饥荒下的走西口也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

　　饥荒也是难民大量外迁的重要诱因

　　白莲教始终和蒙古人有着密切联系

　　起于大漠的蒙古人，显然缺少对关内江湖的天然警惕。过分相信大元的武力绝对值，能够让自己放松了对民间信仰结社的管理。但作为造反专业户白莲教也并不是什么傻白甜，对大元朝廷并未将其作为异端淫祀打压的回报，便是花双倍的努力进行叛乱。这自然也得到同为反元势力的明太祖之支持。

　　然而“蜜月”总是短暂的。得了天下的太祖认真吸取“元以宽纵失天下”的教训，很快卸磨杀驴，用刚猛手段让广大白莲教众回归造反无理、坐穿牢底的生活。被朱家铁拳教做人的白莲教遂以翻脸不认人还报大明，甚至重新投入蒙古大汗的怀抱。与此同时，在饥荒、重税、酷刑的联合打压下，更多的草根加入白莲教的队伍。教众不仅忠心地为土默特部俺答汗打仗纳粮，更是绞尽脑汁为蒙古人带路拉人。

　　被大元宽纵的白莲教，最终被刚猛大明卸磨杀驴

　　在此之前的嘉靖3年和12年，大同先后发生两次兵变。其中的第二次情节最为恶劣，居然是由宗室成员和川奉国将军朱充灼发起。他因不满爵位被削，便与白莲教密约为蒙古军带路，顺带干掉了大同的代昭王朱充耀。当然两次行动均被大明镇压，但也导致上千残兵逃出关外。

　　或许受此启发，白莲教考虑自己在当地颇具群众基础，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不要等兵变，主动向明军传教再起义。不过，此等雕虫小技难以逃过耳目遍天下的大明厂卫法眼。吕明镇等一众当地白莲教骨干被逮捕处死，其门徒丘富、赵全等先后翻越长城逃命，投靠蒙古土默特部。因为对大明苦大仇深，赵全积极为蒙古主子出谋划策。不仅教蒙古人如何制作攻城武器，还为板升社区招纳关内汉民。另一名教徒李自馨投靠俺答后，用马车把自己全家及该堡320余人及行李统统打包带走。

　　举家离开大明朝的白莲教难民

　　另一方面，出于对大明不愿与自己贸易的报复。俺答汗也多次挥师入关，亲自拐带人口。这些被拐带的关内边民若是一技在身，将会得到大汗的加倍青睐，主动投靠的文化人更是可以受权统兵。

　　当然，无论是自发兵变还是被迫拐带，其中都少不了白莲教众的参与帮忙。明朝方面对这些反贼恨之入骨，将他们开除汉籍呼为“夷人”。不仅派人深入敌营搜捕，还以重金高官悬赏赵全等人首级，甚至不惜以大赦招安。结果自然是并无什么作用。直到俺答汗孙把汉那吉投明后，赵金、李自馨等八人才因俺答汗为换人而被出卖给大明。但板升白莲教众并未因此明显减少。而且在大明不施轻徭薄赋的大环境之下，即便一些白莲教徒被招降，往往另一部分白莲教徒又立马反投蒙古。

　　多次用武力强迫明朝开放贸易的 俺答汗

　　靠近明朝边境的 板升城

　　历史的进程总像是一种循环。成祖发动靖难之役时，曾为拉拢盟友而允许关外铁骑南下，由此打开的长城防线缺口导致了明长城南移。到了明中后期的走西口阶段，又让关内边民重新得以开垦西北土地。

　　最终，根据《明史纪事本末》、《明史》、《四库全书·谭襄敏奏议》、《图书编》和《神宗实录》等记载，依附土默特部的关内人有5万至10万之众。板升附近也瞬间变得“地万顷，连村数百”。

　　今日的 毛乌素沙漠

　　然而，10万边民的入驻也导致土地过度开发，再加上气候变化，使漠南植被破坏殆尽。严重的水土流失，最终形成了毛乌素沙漠。尽管，今人想当然认为关外都是苦寒之地，但他们同样难以想象，过去“临广泽而带清流”的匈奴统万城正坐落于此。

　　不过，事情本身也不能让明朝独自背锅。因为自秦汉开始，关内天朝就是守边、屯田两手抓，才能在游牧大军的反复进攻下扎稳脚跟。可随之而来的成果，就包含了大草原的沙化进程。比如毛乌素沙漠的雏形在唐朝已经出现，经五代十国再度扩大，变得土地的养分流失，进而沙化。又反过来导致关内天朝无法通过屯田获得足够的补给在当地驻军，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变相通过“上帝之鞭”教做人。

　　一度水草丰美的统万城已经沦为沙雕

　　后来，这种历史循环似乎画上了句号。清朝一统江山后不仅改了“杀胡口”的名字，还让出关禁令形同虚设并最终作废。广大老西可以不再冒被开除汉籍、通缉为贼的风险。

　　乃至到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还有抱着“人定胜天”信念的新一代植树人出场。通过绿化造林建设，终于战胜了他们祖先制造出来的毛乌素大沙漠……

　　顶着沙尘暴实施绿化工程的植树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