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那年我被俩日本兵轮番玷污，为保护5岁的儿子，沦为慰安妇

1921年3月，我出生在山西省盂县西烟镇双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5岁那年，嫁到高庄村一个姓李的庄户人家做媳妇。

1939年下半年开始，日本兵就到我们的村子里来捣乱。背着带有刺刀的长枪，头上戴着铁帽子，两只耳朵还盖着两个黄片，一身的黄皮，穿着咚咚的牛皮靴子。烧杀抢掠，还在村子里到处抓花姑娘。女人们东躲西藏，就怕见到日本兵。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村妇救会主任，带领全村的妇女参加抗日斗争，做军鞋支援前线；藏粮食，不让日本兵找到。同时也提醒姐妹们，要保护好自己，不能落到日本兵的手里。日本兵扫荡的时候，女人们夜里睡山洞，白天也不敢回家，脸上还要抹上锅底灰。就是这样，还是没有躲过日本兵魔爪。

我有个绰号叫“盖山西”，也不知哪个人开玩笑帮我起的，因为我的美丽在山西是挂得上号的，可是不知怎么被日本人知道了。他们真的以为是盖了山西呢。这一下没有躲避的地方了，到了哪里都觉得不安全。还是党组织的力量大，给我指导藏身的地点，好几次都是组织上的同志掩护了我。可是后来还是有人出卖了我。

1942年农历八月初的一天，天刚蒙蒙亮，日本侵略军驻进圭部队在伊藤（当地人叫他红脸）队长的带领下包围了高庄村（进圭村距离高庄村只有20多里的路程，很近。）首先来到伪村长的家里，向他交待任务，要他立即把“盖山西”叫来。这个伪村长一听说要抓走我，心里也不情愿，嘴里一边答应一边找了一个理由，出了大门避开日本人，找了一个村子里的人，让他赶快告诉我躲起来。

然后他回到家里，给日本兵做他们非常爱吃的黄米糕，（后来据很多人说，当时日本兵每一次到高庄村，都要吃伪村长做的黄米煮油糕。）以拖延时间。伪村长一边做糕一边告诉伊藤说，侯冬娥出门不在家里。但这个红脸队长根本不理伪村长的话，他命令他的部下把伪村长年仅15岁的小女儿抓过来，伸手就扒去了小女儿的上衣，吓得小姑娘脸色煞白，浑身发抖，干着嗓子叫着她的爸爸，这个伪村长一下子明白了这些没有人性的东西要在他的面前干什么。

他不知所措，一下子横在红脸队长和女儿中间，伸手抱住红脸队长的腰，最后跪在他的脚前央求，让他们饶过他的女儿，他答应帮助日本兵去抓我。在日本兵的威逼下，他只好把我的住处和隐藏的地点都告诉了红脸队长，日本兵得意地笑了。

就在这一天晚上，这个伪村长的小女儿还是没有躲过红脸队长的魔爪，被他强奸了。伪村长又恨又气，险些上吊自杀。第二天早上，我听到大门外不平常的响声，知道自己家被日本兵包围了，我虽然心里害怕，但还是大着胆子悄悄地溜出屋，沿着墙根慢慢地往外移，用手抓住墙头，翻身跳进邻居家。落地后，掀开窖盖，躲进一个土豆窖里藏了起来。

日本兵冲进我的家里，看到我两个月的女儿还在炕头上哭，知道我没有走远，便四处查看。他们在院子里找不到我，沿着墙，就向邻居家里来，到这邻居的院落里找，还是没有。他们闯进邻居李老太太的屋里，问老太太见到我没有。又把老太太推到院子里，问我藏在什么地方。其实老人也没有看到我藏进她们家的土豆窖，她说不知道，立刻被日本兵打得躺倒在地上，他们还把老太太的衣服扒掉，故意羞辱老太太。

正在几个日本兵折磨李老太太的时候，另一个日本兵看到了土豆窖被动过的痕迹，边上还有我的小脚新鞋的印子，他们掀开盖子，叽哩哇啦地叫喊着让我爬上来。我硬是不说话，也不往外走，一声不哼地躲在土豆窖里。日本兵折腾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办法把我从土豆窖里弄出来，他们又不敢自己下到土豆窖里去，怕我有防身的武器，和他们拼命。

他们不想把我打死或者打伤，要的是活生生的一个女人。我在下面也非常害怕，同时也知道，如果上去就落到了日本兵的手里，在心里自己对自己说，决不能上去，就在这僵持不下的时候，日本兵突然搬起两块大石头向土豆窖里“卟咚卟咚”地扔了下来，紧接着有两个日本兵就跳下土豆窖，站在我的面前。他们不由分说，一下来就把我的手抓住，往高处一举，上面的日本兵就抓住了我的头发，一下子就把我扔在院子里。

此时此刻，我一点想法也没有了，只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害怕，浑身发抖，站也站不住，牙“哒、哒、哒”地上下直打架，在日本兵的拉扯下好不容易才站立起来。日本兵的刺刀就在脊背上，逼迫着我走出邻居家的院子。

我5岁的儿子从家里哭喊着跑过来，但是看到日本兵那明晃晃的刺刀顶在我背上的时候，他被吓得站在那里不动了，嘴里一直喊着“妈妈、妈妈”。我的心里一阵说不清的难过，忽然想到，这一次真的要离开儿子，离开我的家了。

一时间甚至想到今天被日本兵抓走以后，还不知能不能再见到亲人，就不顾一切地挣脱日本兵的手，向儿子站立的方向奔去。儿子看到我向他跑去，他也又一次地迈开小腿，向我跑来。但是没有人性的日本兵横端着刺刀逼近我刚满5岁的儿子，一时间，刚刚往前跑的儿子又一动也不敢动了，两只圆溜溜的大眼睛直盯着明晃晃的刺刀，一副非常害怕和可怜的样子。

我看到眼前将要发生的一切，也不敢再往前跑了，赶紧喊着我的儿子，让他赶快回家，在家里等妈妈回来。儿子听了妈妈的话，还是看着那一把对着他眼睛的明晃晃的刺刀，一步一步向家里后退。我当时心里好像有几把刀子在剜着。

眼巴巴地看着儿子走回去了，又想到，我还没有来得及给那还在炕头睡觉刚满两个月的小女儿喂一口奶，就被日本鬼子用刺刀逼迫、用枪托打着，从家门前的大坡上一步一步地拖下来。我不想走，就故意放慢脚步，日本兵在后面又是推又是拉，鞋早就掉了，我也没有发觉，裹脚布也散了，疼得动也不能动一下，日本兵只好架着抬到河槽里。

脚没有了裹脚布就不能走动，坐在河槽里的石头上哭。几个伪军到大坡上捡来裹脚布和鞋子，为了拖延时间，我慢悠悠地裹着我的脚。红脸队长等得不耐烦了，抽出军刀叫了一声，还没有等我完全穿好，就把我推上早先准备好的毛驴，并且用绳子绑在毛驴的背上，向进圭据点走去。到了进圭村，日本兵把我放在维持会的院子里，大部分吃饭去了，只剩下两个看守我。

这两个日本兵把我推到一间房子里，松开捆绑我的绳子，手忙脚乱地剥了我的衣服裤子，我吓得话也不会说，叫也不敢叫，任凭两人轮番强奸。这是我刚刚被抓到进圭据点的头一天，晚饭前两个日本兵就这样把我欺负了，以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

我第二次被日本兵抓进慰安所里呆了三个多月，身心又一次受到严重摧残，身体又一次垮了下来，当时李四银已经不在进圭据点，奉命参加八路军到抗日战场打日本人去了。

村子里的党组织又遭到日伪军的破坏，支部书记李三银被日本兵抓住打死在河滩里，因此我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心里非常着急不安。曾经好几次试图找党的组织，但是都没有找到。

【本文节选自《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作者：张双兵 ，江苏人民出版社，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