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历经十八年的统一战争，结束了自唐朝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南北方主要地区的统一，然而武力带来的统一并不能消除北方长期以来对南方的偏见。
北宋统一后，南北势力在北宋初期的政治舞台上重新交锋，矛盾与冲突源源不断，地域特征成为北宋前期政治较量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王钦若的为相则是南北方势力在北宋前期政治中消长的标志性事件。
一、王钦若的艰难拜相路
在北宋统一之前，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多处于北方地区，北方地区各方面较南方地区而言是较发达的。统治者为了实现更高效的统治，往往会更加依赖北方的势力，这就使得北方的士大夫阶级具有较大的优越感。
而王钦若乃是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人，作为一个被北方仕宦在心理上蔑视的南方人，想要成为一下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可谓是寸步难行。特别是据说宋太祖赵匡胤曾经立过一块誓碑，“祖宗开国所用将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至真宗朝始用闽人，其刻不存矣”。
不论是宋太祖还是宋太宗朝均未有南人拜相成功的案例，由此可见王钦若最难克服的还是“南人不可为相”的祖宗家法。
王钦若拜相之路的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北方士大夫对南人的轻蔑和南人不可为相的祖宗家法，另一方面则是王钦若当时的口碑是不太好的，公众对他的评价不高，他本人的所作所为都是有可商榷之处的，其负面评价较多，加之当时掌权的大多都是来自北方的官员，北方士人在朝廷势力大。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的艰难险阻，王钦若究竟是怎么成为北宋时期第一个南人宰相的呢？王钦若拜相成功和一个人失势罢相势密切相关的，这个人就是寇准。寇准是典型的北方人，时常表现出其作为北方人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他对南人是十分轻蔑和厌恶的，他于天禧三年六月再次出任宰相，也是王钦若拜相路上的一大障碍。
天禧四年六月，寇准因其居功自傲加之王钦若的推波助澜，失意罢相，自此王钦若的拜相路上再无大的障碍。
王钦若拜相之后，南方人士入朝为官的人数大幅增加，特别是到了宋神宗时期，南人甚至成了宋代中枢的主导力量，王钦若拜相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北宋官场北胜于南到南胜于北的转折点。
二、王钦若的艰苦为相路
王钦若的为相之路是十分坎坷的，他有两次入朝为相的经历，最后还死于宰相任上。王钦若冲破了南人不可为相的祖宗家法，打破了北方仕官对南人的轻蔑和厌恶，用各种手段夺得皇帝的欢心，于天禧元年八月成功拜相。王钦若为相时期，只有他一人出自南方，其余的宰辅大臣均出自北方，王钦若即使身为宰相也是势单力薄的，他的为相之路势必充满不少的险阻。
王钦若为相之时，宋真宗对其也并非完全的信任。八月王钦若拜相，九月宋真宗便任命其的死对头马知节为枢密使，用以牵制王钦若。马知节是一名武将，非常看不惯王钦若的为人处世，经常当众揭发王钦若的短处、错处，让王钦若下不来台。
王钦若第一次为相仅有短短的两年时间，当时的朝野上下仍旧充斥着对南人的低于偏见，王钦若作为中枢机构中的唯一一位南人，很有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得心应手。王钦若第一次为相，前有北人对南人的低于偏见和天禧年间动荡不安的局势，后有宋真宗的无能和不信任，可见王钦若的为相之难。
王钦若第二次为相之时，政权的主宰者不再是宋神宗，而是刘太后和其年仅13岁的宋仁宗，加之其第二次为相之时，竞争对手更加的坚毅、果敢，这就注定其此次为相更难有所作为。史料上对于王钦若为相前的记载是较多的，对于其成功拜相之后的记载确实十分少见的，可见其为相之后的作为是不明显的，由此也可看出其为相之路的艰难困苦。
三、王钦若的冤屈身后路
王钦若死在了第二次为相期间，其身死后，人们对其充满了极重的负面评价。人们对王钦若的负面评价如此之重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使用政治手段将寇准排除出朝廷，但是我们不难看出，王钦若为了成为北宋时期的第一位南人宰相，的确是使用了一些政治手段，但是寇准罢相不仅仅是因为王钦若的推波助澜，其自身的居功自傲、刚愎自负、文采不佳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宋朝是靠兵权打出的天下，在北宋建立之后，武将是手袋制约的，新生的宋政权的任务是推崇文官政治，而寇准作为一名武将，学术上有所欠缺，注定在宋朝堂上是很难立足的且寇准为人自负，对南人嗤之以鼻，得罪了许多的南人官员。其罢朝出政并非是王钦若一人的过错。另一方面则是其对宋神宗东封泰山、西祀汾阴的支持。
宋神宗为了借助天意来说明其即位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向世人宣告其受命于天，才导致了这场闹剧。把这场闹剧的罪过赖在王钦若的身上难免有失偏颇，因为此场闹剧的主动权一直是掌握在宋神宗的手上的。
据史料记载，王钦若的负面评价大多来自其政敌，而这些政敌大多都是北方的仕官，可见低于偏见也是王钦若负面评价如此之重的一个原因。因此，草率的将王钦若判定为奸臣是有失公允的，或者说王钦若的确是有“冤枉”之处的。
四．总结
北宋政坛南北两股势力的斗争未曾停止过，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着北宋政治局势的演进与发展。从王钦若拜相历程的研究，我们不难看出不论是其拜相前、拜相时还是拜相后都存在着艰难险阻，这些艰难险阻很大的一个来源便是地域因素；
北方人对自己本位的地域文化有着强烈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充斥着对南方地域文化的轻视和藐视，这对官员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南北之间政治势力的斗争就使得北宋前期政治突显出地域性的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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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来新夏.王钦若与《册府元龟》[N].光明日报,200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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