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景平
伪满洲国军政人员合影
1935年9月,英国政府首席财政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 Ross)取道日本抵达中国,参与了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关税等方面重大事务。然而,对于李滋罗斯此行是否负有“调解中日关系”使命,当时舆论界众说纷纭。二战结束后,日方自六十年代起陆续公布了有关外交档案;1984年,英国文书局公布了三十年代远东事务外交档案,这样,上述悬案的基本结论便得以昭示:李滋罗斯远东之行还携带一个解决“满洲国”问题的方案,即以国民政府实际上承认“满洲国”为条件,英国和日本共同对华贷款,帮助国民政府摆脱金融困境、实行市制改革。但是,这一方案却以遭到日本、中国双方的拒绝而告终。
英国人的那些小算盘
泊于威海海面的英国远东舰队
英国提出解决“满洲国”问题方案,首先是为了协调与日本的关系,维护英国在东北的利益。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日本于当年9月予以正式“承认”。10月李顿调查团报告公布后,世界舆论纷纷指责日本以武力扶植傀儡政权的行径。次年2月24日国联通过关于中日争端的决议案,欧美诸国据此都恪守不承认“满洲国”的立场。3月27日,日本正式宣告退出国联,随后采取措施排挤英美等国在东北的势力。1934年初,由满铁、三井财团等投资的满洲石油公司成立,筹划东北的石油专卖;至当年底为止,伪满当局先后公布有关煤矿、汽车、棉花、采金、大豆、电业等部门的“股份公司法”,旨在全面驱除英美的经济势力。在此情况下,以班佩男爵(Lord Barnby)为首的英国产业联盟(The Federation of Britsh Industries)调查团自1934年9月下旬起,先后访问日本与“满洲国”。该代表团标榜为“非官方”,其随员伊华士(A·H·F·Edwardes)却是财政部常务次官费希(W·Flsher)所派、负有向日方表明谋求密切英日关系愿望之使命。伊华士曾同广田外相、津岛大藏次官等日本官员进行了密谈,日方向他表示:日本政府“非常欢迎英国的友好姿态”。班佩男爵则同“满洲国政府中负责之日本官员”进行了会谈,表示英国工业界将为“满洲国”的发展提供合作,英国还将从“满洲国”购买更多的农产品;日方表示欢迎这种合作,“满洲国”政府将考虑具体的方案。英国产业联盟调查团返英后,于12月20日发表了调查报告书,认为英国实业界在“满洲国”确有发展商业之机会。在调查团致英国商务部长威尔逊的密函中写道:“在我们看来,我们同日本之间贸易困难之解决,以及在满洲的发展中,英国工业所能得到的机会之程度,主要取决于日英政治关系能否建立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而“目前(对满洲国)的不承认状况,使我们的代表难以同满洲当局保持密切联系。”商务部又把此件转给外交部,威尔逊并在内阁会议上呼吁:不能对英日关系中的难题泰然处之。财政部还为调查团举办了座谈会,从而使上述主张的影响得以扩大。可见,当时在英国实业界乃至政府中,改善对日、对满关系的观点,是有其市场的。
孔祥熙是1935年币制改革的主要负责人
另一方面,自1934年底至翌年初,中国国民政府曾由孔祥熙、宋子文出面,多次要求英国提供贷款,帮助中国实行币制改革,摆脱财政金融困境。1935年6月4日,在英国首相麦克唐纳(J·R·Mac Donald)主持下,英政府决定派遣李滋罗斯以财政顾问身份赴华,就对华经济援助、英国在华经济地位、中国币制和银行改革等问题进行调查。李滋罗斯多方听取了银行界实业界人士意见,其中,英格兰银行总裁诺曼(M·Norma)提出:中国迫切需要长期借款,但如果没有其他大国担保,要在伦敦市场发行对华贷款债券是十分困难的;如将此作为一项国际性解决“满洲国”问题的方案,英国政府可以同意在伦敦发行债券并提供担保,具体地说,即在伦敦发行1000万镑债券,英国与日本各承担50%的担保,如果其他大国参加,该比例可调整;这项贷款名义上是给“满洲国”,这样可以绕过中国国际银行团(The China Consortium)的规定,但实际却是给中国的,以作为中国失去满洲的补偿。李滋罗斯将诺曼的上述建议报告财政部和外交部。财政部原来就认为英日可在经济以及其他方面进行合作,在研究诺曼的方案后,张伯伦致函李滋罗斯,表示“完全同意”,希望将此“付诸实施”。费希也认为:“如果这能够导致中国承认满洲国,其好处是不言而明的。”
然而,英国外交当局却对英日在华合作早就持怀疑态度。李滋罗斯赴华使命确定后,英国政府改组,由鲍尔温(S·Baldwin)任首相,贺尔(S·Hoare)继西门之后出任外长,但自常务次官万西泰(R·Vansittart)之下的原班文官,在英日合作问题上,仍与财政部持不同看法。他们怀疑中国、日本和“满洲国”方面会否接受诺曼提出解决“满洲国”问题的方案;在他们看来,国民党当局“无论有多腐败,也决不敢在一份承认满洲国的文件上签字”;他们担心:“方案一旦宣布后而无法推行下去,局势便会比现在更糟。”但新任外长的贺尔决定,对财政部的方案取“同情和无偏见”的态度,注视李滋罗斯赴远东推行这一方案的情况。根据李滋罗斯的要求,贺尔在给驻华大使贾德干(A·Cedogan)的电报中,没有提及李滋罗斯将推行涉及“满洲国”问题的方案。
可见,英国关于解决“满洲国”问题的方案,主要是由财政部门在听取部分银行界实业界人士意见后决定下来的,这个方案未曾接受外交部意见,缺乏对远东局势发展动向的充分了解。其在以后推行中多方受挫,也就不足为奇了。
访日,劝说无疾而终
伪满洲国务院旧址
李滋罗斯于1935年9月6日抵达日本,随后与日财政、外交方面官员分别举行了会谈。在抵日前夕,他在“亚细亚皇后号”轮船上对记者发表谈话时,称其使命为“调查中国财政经济报告英国政府,因日本对于中国有重要利益关系,又与英国有共同利益关系,今次过日拟与日朝野名人会见交换意见。”对“满洲国”问题,只字不提。
为了准备李滋罗斯来日,日本以外务省为中心,在陆军、海军、大藏各省间进行了协调,确定了同李滋罗斯会谈的要旨,并对李滋罗斯可能提出的三个方面的具体问题,以及日方的答复,作了具体规定:1、有关维护在华既得权益方面进行日英合作向题,可以承认其必要性,但合作的内容限于关税引渡,一般债务整理问题等;2、有关对华经济、财政援助问题,英方有籍日英合作之名,通过对华经济,财政援助而挽回其经济势力之企图,当予以拒绝;3、华北问题,应表明:日华间问题,如果第三国介入,只会徒然引起纠纷。可见,当时日本坚持独占中国的方针,而且未预料到李滋罗斯会提出关于“满洲国”问题。
9月10日,李滋罗斯首先同日本大藏次官津岛寿一谈起了以承认“满洲国”为基础的对华贷款方案。津岛表示十分惊讶。津岛对中国是否会承认“满洲国”表示怀疑,除非在其他大国都承认“满洲国”之后。津岛还指出,即使中国承认“满洲国”,要日本为援华贷款提供担保也是十分困难的,任何外国贷款都将被浪费,除非附有严格的财政控制,但中国不会接受这点。津岛还提出:日本與论将难以接受要为中国承认“满洲国”而付出代价,军方便肯定会持这一态度,并且已有明确表示了。
同日下午,李滋罗斯与广田外相进行会谈,双方在对中国局势分析和对华援助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李滋罗斯认为中国经济不景气状况极为严重,如果大国对此置之不理,将导致经济崩溃。广田却认为,中国目前的困难未必那么险恶,政府仍可以内债等方式筹得资金。李滋罗斯则指出,南京政府如果仍然向上海商业银行连续借款,必将在近期出现财政崩溃。接着,李滋罗斯提出英日联合援华问题,他说:宋子文等对于募集外援寄予希望,但积欠的旧债和将来新债的担保尚无着落,因此,难以在伦敦市场发行债券。不过可以考虑信贷,当然,提供信贷时,和有关国家特别是日本达成谅解是必要的,且须以下面两点为前提:1、中国的政局趋向稳定;2、信贷须用于建设性事业。李滋罗斯接着提出了以承认“满洲国”为条件的援华方案:“满洲国”的独立使中国财政收入显著减少,因此,日本如能使“满洲国”承担中国部分债额、中国则承认“满洲国”,那将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在“满洲国”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日本与中国间存在隔阂,中国的金融改革和政治安定都会遇到障碍,在此情况下,首先解决承认“满洲国”问题是明智的;可以通过“满洲国”承担中国的债务(财政性代价)和保证“满洲国”之外的中国领土完整(政治性代价)的办法,使中国承认“满洲国”。尽管李滋罗斯竭力兜售其方案,广田却作了如下答复:实际上,蒋介石等人都认为中国最终将承认“满洲国”,只是现在还不敢这么做,承认“满洲国”首先得益的将是中国,李滋罗斯先生赴华后望能亲自与各方面接触,研究中国对此问题的真实态度;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基础机制的崩溃和天灾,目前中国的军费开支又把有限的经费耗尽。广田的话,实际上也拒绝了李滋罗斯的方案。
立在山海关角山上的“王道乐土大满洲国”之碑
9月17日,李滋罗斯与重光葵外务次官进行了会谈。李滋罗斯向日方再度强调指出:如果听任中国处于财政困境而不顾,中国终究将滥发纸币并导致经济混乱,各国改善对华贸易的期望将难以实现,为此对华财政援助、使之实行币制改革并实现政局稳定,是适当的;在币制改革方面,应使中央银行独占纸币发行权,以外国援助资金在伦敦设立外汇储备,中国货币脱离银本位并与英镑相联,英藉顾问进入中央银行施行监督,要实现政局稳定,须使中国承认“满洲国”,为此可由“满洲国”承担中国内外债务的一定的比例,其年额约100万镑,将此支付给中国。重光葵以“个人想法”断然拒绝了李滋罗斯的方案,他表示:日本退出国联后,即以单独之责任处理中国问题,使中国局势渐臻稳定;“满洲国”问题是日中直接交涉后才开始取得效果,如果第三国再介入,中国就会回到老路,时局就会出现逆转;第三国的间接帮助尽管应加以肯定,但不应使政治问题与财政援助相联系。重光葵还指出,由于中国政治上的原因,将难以对财政援助的使用进行有效监督,币制改革也将难以实行,总之,日本是否对华提供援助,须待李滋罗斯在华调查的结果出来之后,才能加以考虑。
李滋罗斯向日本当局提出的这一方案遭到日方的拒绝,是因为,日本当时已在积极谋划全面侵华的部署,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因而不可能进行英方所期望的那种“合作”。李滋罗斯在日期间,日本舆论强烈反对日英联合对华贷款或提供其他援助。日本军方甚至公开表示,不用军事手段而使中国在财政金融危机中垮台,对日本更为有利,李滋罗斯离日抵华后,上海的日文报纸公开提醒李滋罗斯,不要试图加强江浙财阀的地位。在华北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书面谈话,点名攻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投靠英美、“蹂躏”日本之“正常权利”,扬言要驱逐英美势力、推翻国民党政府。
访中,建议不了了之
宋子文
9月21日,李滋罗斯抵达上海。当时蒋介石在内地指挥“围剿”,所以李滋罗斯分别向汪精卫、孔祥熙、宋子文提出了中国承认“满洲国”、英日联合对华贷款的方案。
9月23日下午,李滋罗斯在南京与汪精卫(当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会谈时,首先提出,中国获得国际贷款的可能性在于:1、在技术上要稳妥,中国要准备接受为此所需要的改革和保证条款;2、对现有债款和欠息着手解决,并对债权者提供足够的担保;3、尽可能广泛地得到有关大国的合作。随后,李滋罗斯提出了中国承认“满洲国”、英日对华经济援助的方案。汪精卫在仔细听了李滋罗斯的方案后,表示要实行这一方案是非常困难的。汪指出,尽管日本政府的某些要员十分明智,但他们是否具有向中国提供好处的力量却令人怀疑。汪精卫担心:中国的退让不仅不会带来期待的结果,反而在国际上失去其声誉和重要地位;此外中国公众與论已经把李顿报告书作为其北方领土政策的基础了,任何从此方针的倒退都会引起新的革命并使中国崩溃。汪精卫并把李滋罗斯的方案先行告诉了孔祥熙,次日,孔在会谈中向李滋罗斯谈了与汪精卫相同的意见。汪、孔都请李滋罗斯去同宋子文商谈这一问题。
9月25日,李滋罗斯在上海同宋子文进行了会谈。宋子文谈到,中国希望在获得外国贷款的情况下推行币制改革,打算用部分外国借款来支付国内债务以摆脱大笔出超,他并承认,中国要获得国外贷款并非容易。这时,李滋罗斯即向宋提出了关于承认“满洲国”的方案。宋子文也表示,中国公众将无法忍受从日内瓦决议案倒退;此外,很难确定日本方面为此会提出什么样的财政、政治解决条件。李滋罗斯又提出:英国不能强迫中国方面做任何不可能的事情,但从财政角度来看,中国正从目前的僵局中失去一切;如果通过贷款有利于达到远东缓和,英国政府将能在这方面更多地作为。宋子文则答应对此加以仔细考虑,并称要同孔祥熙进行商议。
汪精卫、孔祥熙、宋子文在会谈中互相推诿、不敢作出肯定的答复,已经说明当时国民政府已不可能接受承认“满洲国”这一条件了。1935年春夏以来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国民党当局的对日方针正处于由妥协退让转向强硬之际;《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的交涉已经引起了国内舆论对国民党外交方针的极大不满,国民党内部,要求南京当局改弦更张、重定国是者不乏其人,要求直接主持外交事务的汪精卫引咎下台的也大有人在。
《何梅协定》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通过驻英大使馆向于10月5日英国外交部提出质询:李滋罗斯建议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这是否有着英国政府同意的背景。当英方声称尚未收到有关报告时,中国方面表示:由于公众舆论不可能接受,蒋介石或中国政府的其他成员都不可能同意承认“满洲国”;即使现任中国政府承认了,也会立即被以后的政府否认。
英国外交部内部原先便对财政部方面试图由李滋罗斯推行有关“满洲国”问题的方案有不同看法,在得知日本与国民党政府对方案的否定态度后,就出来干预,要求停止推行该方案。外交部明确表示,要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是不现实的,应告知李滋罗斯:必须充分估计到这一做法在英国和日内瓦可能引起的反响。10月3日和10月8日,贺尔西度致电贾德千,并要他转告李滋罗斯,不要压中国承认“满洲国”。在外交部干预下,李滋罗斯表示将集中处 理“纯粹”的财政金融事务了。由英国财政当局决定并通过李滋罗斯向日、中两国提出的解决 “满洲国”问题的方案,就此终止。
总之,所谓解决“满洲国”问题方案的提出,既说明了英国当时推行以别国领土主权作交易的大国外交方针,又暴露了其在法西斯侵略面前的妥协主义。这两个方面,在张伯伦担任首相后,在“慕尼黑协定”问题上再次重演,并酿成灾难性后果。而李滋罗斯在推行上述方案时遭到日、中双方的反对,则是中日矛盾日益激化并导致全面战争这一总趋势的作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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