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周汉民：区域经济合作带给WTO改革动力和压力

近日，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政协副主席周汉民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的专访，就世界贸易组织（下称“WTO”）机构改革、长三角经济发展、国家层面罕见病战略与数字经济发展等话题分享了观点。
澎湃新闻：目前WTO改革危机不仅没有缓解的迹象，成员间反而有了更大的分化。您如何看待WTO改革的未来？
周汉民：WTO应该有改革的勇气，也有改革的必要。2019年中国就制定了对WTO改革的建议，称为“中国方案”，核心有三点：第一，要维护WTO的地位，WTO是战后70多年来世界和平发展极为重要的经济支柱。第二，WTO的改革必须兼顾所有成员的利益，包括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第三，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崛升，应成为WTO改革的中坚力量。
对于WTO改革，中国应有想法，有担当，有举措。主要有三点：第一，已经瘫痪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应当恢复功能。第二，WTO改革应是全面的、与时俱进的，也必须是有规划的。第三，WTO应当更多地考虑不同发展程度的成员各自的需求。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和理念。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是共同的，但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WTO中承担的责任应该有区别。
澎湃新闻：区域贸易协定逐渐在国际经贸之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有观点认为，国际竞争将从国家间的竞争转化为区域间的竞争，区域经贸协定的内容和作用都将超越WTO框架。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
周汉民：我同意区域经济一体化蔚为大观，但我不同意现在是区域相互之间竞争，不能这么简单说。区域经济合作在战后从未止息过，从上世纪50年代的欧洲共同体到今天的欧盟，从上世纪80年代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今天《美墨加协定》，从上世纪70年代一直到今天的东盟等等。我国也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完成了与欧盟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这些都说明区域经济合作与全球经济合作、区域经济组织与WTO发展是并行不悖，而且原则也应当是如此。
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区域经济合作风起云涌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WTO成立26年来步履维艰，多哈回合谈判尚未结束，但世界要发展，要合作，要有协定。第二，经济体之间地域相近，经济模式、产业链和供应链相互融合，合作就显得极为必要和重要。但是，区域经济合作不是为了区域竞争，世界不是这么分割的。区域经济合作符合WTO的规则。无论欧盟、美墨加、东盟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都在WTO秘书处登记，说明它们发展并行不悖，形成的你追我赶也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力量。
在去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下，世界经济需要新的活力和动力。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组织的活跃，相信会给WTO改革带来新的动力和一定程度上的压力。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政协副主席周汉民

澎湃新闻：2018年中美发生经贸摩擦以来，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长三角的经济受到了较大影响。您如何看待长三角的产业格局？在大循环、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模式又将作何调整？
周汉民：长三角有沪、浙、苏、皖，35.9万平方公里土地，占国土面积的1/26。长三角有2.2亿常住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的六分之一。长三角经济是世界极为瞩目的，也是中国经济四分之一所在。
我国的对外贸易有四成在长三角，除外贸以外利用外资的62%来到了长三角，开放度越高的沿海地区外向度就越高。美国采取极端施压的手段，意欲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予以横加阻拦。但是没有什么，原因十分浅显，中国深度融入世界的产业链和供应链，长三角更是如此。
在大循环、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长三角要对今天“卡脖子”的几大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集成电路研发和生产的半壁江山在长三角，长三角一定会在集成电路研发上给国家做出独特的贡献，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领域也是如此。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即便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国内的生产和供应要确保畅通其流，长三角在此有重要的工作要做，要对国内大循环起到战略支点的作用。长三角更要在更大规模、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上做出新的贡献，它不仅是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也是我们国际国内双循环的中心链接。
我们应当敞开更大的胸怀，欢迎外资、外技、外才来到长三角。今后一定要在物畅其流、人尽其才上做文章，让长三角真正在一体化上成为国家的示范。
澎湃新闻：长三角一体化的改革和传统一体化模式会有什么不同吗？如何破解区域一体化中大中城市的要素流动壁垒？又如何让中心城市有效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呢？
周汉民：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我们不能用“众星捧月”来形容。长三角三省一市各有所长，各有特色，而且许多城市都形成了集聚。G60科创走廊在很大程度上是九座城市自发而为的，它云集的先进企业，强大创新能力，成就了长三角今天非常独特的以市场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以安全为底线的发展模式。长三角要做到资金流、金融流、贸易流、人才流、信息流能够既汇聚又各展所长地展开。
我们今后应该淡化“您是江苏人、浙江人和安徽人”这样的称谓，我们共同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我们是长三角人。长三角都市群未来不是一个中心，将来会多中心，而这些中心既可以是全球的中心城市或者全球城市，也可以是区域的中心、国家的中心。
各展所长，但是又非常迅速可以聚集力量，会是长三角未来发展的模式。只要以市场为导向，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我认为长三角未来发展一定会在高质量上体现出它的巨大后劲。
澎湃新闻：今年两会您带来了一个关于国家层面罕见病战略的提案。关于罕见病药，医保基金一直面临着类似“电车实验”的两难选择，对罕见病药的倾斜程度越高，意味着其他领域就面临着更紧张的预算。您怎么看这个矛盾？又该如何支持罕见病患者群体？
周汉民：罕见病其实并不罕见，全球有罕见病患者超过三亿人，全中国有罕见患者超过2000万人，全世界有各种各类罕见病7000种，世界还确定每年的2月28日为世界罕见病日，就是希望整个社会关注到这一特殊的群体。
党中央国务院对罕见病群体十分关心，我们有罕见病目录等政策，罕见病当中最常见的40种诊疗已经纳入国家的医保目录。
我建议国家医保目录要根据国家经济发展逐步地扩大对罕见病病患的医保覆盖率，但是与此同时，一定要让罕见病救命药能够长线生产，而生产的企业也至少有微利可图。罕见病相关药物的研发和生产，国家要予以定点采购，延长有效专利期限等等方法予以保护。
讲到底就是“四合一”：国家能够支持，企业能够出力，社会能够慷慨解囊地支持，而病患家庭也能够力所能及地予以一定负担。
澎湃新闻：去年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非常迅猛，据您的观察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及全产业链、全供应链的基础是否得到了有效稳固？还有哪些领域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周汉民：关于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问题，我连续四年提过提案。数字经济今天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中国的数字经济产值在整个GDP的总量中占比为三分之一，我们在数字经济领域工作的从业人员超过两亿。
数字经济首先要依靠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的建造方面，中国是领先的。我们的5G基站遍布全国，很多省份提出5G全覆盖的战略目标。这样的基础设施目的是要应用。我们造的高速公路，需要车水马龙才是。
在应用层面，我们已经进入了万物相连的物联网时代，有效融合就成为其重要的内涵，还要不断地通过与国际合作来拓展云计算、区块链等领域，拓展我们自身的优势，这一点需要很大的努力，核心之核心就是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这是刻不容缓的大事。中国对世界石油的依存度超过了72%，但是我们进口石油的花费只是进口芯片花费的三分之二，由此可见，我们要多少芯片的进口才能支撑住我们今天的数字经济发展。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不仅要看到它蔚为大观的风起云涌，不仅要看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从业大军，更要看到，在基础层的优势中我们也有薄弱环节，在应用或融合层面亟待扩大国际合作面，自主创新更是刻不容缓。
创新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呼唤创新的环境，创新的动力，就是要人们一直涌动着对创新的热爱，并将热爱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追求。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我们要抱很大的期望，投极大的资源，希望能够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转型做最必要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