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拉拉饿了么美团们：这十个问题，请回答

　　平台经济要追求“内在健康”

　　3月3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主持召开在线新经济发展座谈会时指出，希望广大在线新经济企业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健康发展，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胸怀国之大者、勇担社会责任、深耕科技创新，在新的一年实现更好更大发展。

　　事实上，在线新经济中有不少是平台经济，如网约车和外卖平台，它们快速壮大，带来了百姓生活的新便利、产业升级的新动能、就业创业的新机遇。与此同时，平台企业的马太效应不断加剧，平台企业追求“赢者通吃、一家独大”，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一系列涉嫌垄断问题引发公众强烈不满。

　　平台越大，责任也就越大。治理平台经济领域问题任重道远。只有追求这些平台内在的健康，才能保证其能够持续迸发活力。

　　记者 | 金姬

　　01

　　平台与消费者是什么关系？

　　02

　　平台App中默认消费者开通了

　　哪些收费项目？

　　03

　　平台对消费者是否存在区别定价？

　　04

　　平台与从业者（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是什么关系？

　　05

　　平台为从业者提供了哪些保障？

　　06

　　平台对从业者工作标准有哪些制订依据？

　　07

　　平台与商户是什么关系？

　　08

　　平台收取商户佣金的依据是什么？

　　09

　　平台要求商户提供促销补贴的依据

　　又是什么？

　　10

　　平台应该承担哪些社会责任？

　　前有饿了么外卖小哥自焚讨薪、后有长沙女孩货拉拉跳车坠亡……随着外卖、网约车等内容成为很多人生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时，提供这些服务的互联网平台不仅是商业公司，也需要担负相应的社会责任。

　　平台经济在我国互联网经济中的比重愈来愈高。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2020年我国提供生活服务的共享经济规模为16175亿元，是我国共享经济中最大的部分。与此同时，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已高达8400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提供生活服务的共享经济中，网约车和外卖平台又在其中占了大头。2020年网约车客运量占出租车总客运量的比重约36.2%，人均网约车支出占出行消费比重为11.3%；2020年人均在线外卖支出在餐饮消费中的占比达16.6%。

　　试想一下，这样大体量的平台经济一旦失控，后果可说是不堪设想。

　　今年两会上，有关规范网约车和外卖等相关平台的建议纷至沓来。其中，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浦东新区政府副区长李国华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大保护平台经济领域相关主体的建议》，直击平台经济的软肋。

　　参与这份建议调研的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教师邱婕对《新民周刊》表示，在拥有大量资本和专业法律团队的平台面前，商户、消费者和从业者（骑手或司机等）都是弱势群体，这是亟需解决的窘境。李国华委员及其调研团队给平台发出了十大“灵魂拷问”，也许需要全社会给出解决方案。

　　被“杀熟”的消费者，可以对抗平台吗？

　　邱婕曾经在课堂上和同学做过一个实验，大家同时打开某电商平台输入某款大牌手机，跳出的页面第一项产品，价差高达两千元。因为这款电商平台背后的大数据，已经通过每个消费者平时的购物习惯，推算出他能接受的价格。

　　这样的情况在网约车和外卖平台也存在。

　　有网友爆料，2017年10月，在与几位同事一起在杭州出差，使用某网约车平台服务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他们约了两辆专车从杭州西溪喜来登酒店同时出发。他们前往客户的公司，因为路线一致几乎同时到达，但最后付款时，他付了35元，而同事只付了25元，而两辆专车的收费标准是一样的。

　　2020年12月17日，一篇名为《我被美团会员割了韭菜》的文章根据自己点外卖的经历写道，在美团上的同一家店铺，用同一个配送地址，在同样的时间点单，会员比非会员的配送费更高。其怒称，本以为开通外卖会员会省钱，但附近几乎所有外卖商户的配送费都比非会员高1元至5元。

　　一时间，“美团被爆杀熟外卖会员”迅速发酵。网友们纷纷“控诉”美团对老会员的差别对待：配送费更高、同一家店吃两三回就涨价、开通了会员反而满减金额减少，甚至续个会员费都感受到了美团的“喜新厌旧”。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公开表示，同一平台针对不同的消费者制定了不同的价格，这种方式的大数据“杀熟”属于违法行为，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公平诚实信用原则，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家平台承认“大数据杀熟”。

　　李国华委员及其调研团队希望平台能够回答三个问题: 平台与消费者是什么关系？平台App中默认消费者开通了哪些收费项目？平台对消费者是否存在区别定价？

　　“如果平台只是促成消费者和商户之间的交易的居间方，它为什么可以制定交易流程的所有规则？”邱婕追问。

　　事实上，并不是每个消费者都会认真看App上的《用户协议》，开通会员也好，自动扣款也罢，不少消费者其实是稀里糊涂的。更郁闷的是，这年头，货比三家都可能成了“奢望”，因为一些领域可能只有头部两家企业可选。如外卖平台的饿了么和美团，有谁会那么有空，在点单的时候不同平台来回比价呢？

　　一些平台为了吸引顾客，也玩起了数字游戏。

　　有用户指出在使用美团外卖和美团买菜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美团应用开通金融服务美团月付。该用户表示，之前收到了一条短信，提示他有贷款记录贷款100多元，每月额度300元。据美团投诉客户经理称，“大多数人都开通了300元月结账单，这是对优质客户的默认服务。”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就莫名其妙贷了款，逾期后还可能影响征信记录。面对这类情况消费者还常常维权无门。

　　外卖平台如此让人揪心，网约车平台也问题不少。

　　前不久，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孙金云及其团队通过“亲身体验”，在调研的五座城市中，花5万元，收集了常规场景下的800多份样本，发布了《2020打车软件调研报告》。他发现，“熟人”比“新人”打车更贵，苹果用户打车比安卓用户收费更高。

　　与此同时，不少网约车平台都出现了预估价小于实际支付价的情况。其中，上海网约车成为了实际价格与预估价差异最大的，比值达到了11.8%，而包括滴滴、首汽、美团等网约车平台也均存在这种差异情况。预估价格成为了一个“摆设”，让不少用户难以理解。

　　最让人惊讶的是，根据孙教授的调研结果，除北京外，扬招仍是各城市打车最快的首选。这意味着，消费者原本为了节约时间而选用打车软件，却可能更费时间。这样一来，打车软件的竞争优势荡然无存……

　　今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正式发布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通过科学的规制框架来强化威慑垄断行为，引导平台合法合规经营。《指南》特别规定，平台在交易中获取的交易相对人的隐私信息、交易历史、个体偏好、消费习惯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不影响认定交易相对人条件相同。

　　近几年，世界各国都在加大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力度。据统计，2017年至2020年12月10日，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在全球范围内遭遇111起反垄断调查及诉讼纠纷。

　　作为互联网经济大国，国务院此次发布的《指南》意义重大。即便消费者不是上帝，也不能把他们当韭菜，不是吗?

　　数字化零工：

　　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一直研究劳工问题的邱婕，这几年也很关注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群体的生存现状。她希望互联网平台能够回答三个问题：平台与从业者（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是什么关系？平台为从业者提供了哪些保障？平台对从业者工作标准有哪些制订依据？

　　以外卖平台为例，目前外卖骑手大多与第三方机构签订“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协议不属于劳动关系范畴，也就不存在上社保这回事。

　　在邱婕看来，法理上骑手讨薪和过去农民工讨薪性质相同，而前者作为当下的新问题出现，很大程度源于执法的滞后性。作为新生事物，互联网经济的治理规则，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新课题。

　　与此同时，平台的“残酷算法”对这些“打工人”存在隐性伤害。《人物》杂志曾报道，外卖平台配送系统的“最优算法”并没有把天气、封路、骑手突发身体状况等意外因素考虑进去，定出不合理的超短配送时间，致使骑手们疲于奔命、交通伤亡事故频发。

　　这样的情况在发达国家也存在。根据美国微软研究所计算机及人类学专家玛丽和西达尔特的著作《销声匿迹》，大量的“数字化零工”正在成为互联网经济平台的“隐形员工”——企业选择业务“外包”，本质上是为了削减人力成本，因而缺乏主动提升外包人员待遇和福利的驱动力，而且为了打造“高科技”“智能化”的公司与产品形象，企业对外宣传时会刻意淡化甚至隐瞒外包工人的存在。线上任务平台实际上已成为虚拟的劳动力市场，但平台把劳动者定义为自己的“用户”，以“用户服务条款”取代具约束力的“劳动合同”，使劳动者在法律上既不受雇于平台也不受雇于企业，若发生劳资纠纷皆由劳动者个人自负。同时平台把寻找人才、入职培训、维系工作责任关系等成本转嫁至请求外包的企业身上，企业又会想方设法把成本分摊到劳动者身上，越发加深后者负担。

　　在中国，外卖平台上的骑手、网约车平台的司机，都可以视作是“数字化零工”。他们推动了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却也成为了牺牲品——如果没有正规的劳动合同，他们老了以后怎么办？意外受伤之后怎么办？

　　商户为什么也成了弱势群体？

　　提到入驻互联网平台的商户也是“弱势群体”，很多人可能并不理解。以外卖平台为例，互联网平台不是促进他们做接单生意吗？但这可能只是表面现象。

　　李国华委员及其团队就对平台发出三连问：平台与商户是什么关系？平台收取商户佣金的依据是什么？平台要求商户提供促销补贴的依据又是什么？

　　根据全国工商联提交的《关于加强餐饮外卖平台反垄断监管协调降低佣金的提案》，外卖平台几家独大，甚至在竞争激烈的地区要求餐饮企业非此即彼“二选一”，佣金居高不下，使得很多餐饮企业都是“赔本赚吆喝”，根本不能有效缓解自身经营上的困难。外卖平台抽佣在10％－15％区间才是餐饮企业可以接受的，但实际抽佣往往高于这个比例。

　　全国工商联指出，作为市场刚需的平台方短时间不能被替代，导致餐饮企业没有议价权。如今外卖的市场已经达到了上千亿元，从市场份额来看美团、饿了么两家独大，分别占据59％、36％，乐外卖、口碑外卖、到家美食会、宅急送等小众平台只在部分城市或餐饮领域有客户。在这种情况下，餐饮企业没有任何议价能力，只能听任平台定价，最多利用舆论压力，暂时让平台少提几个点，但不是长久之计。

　　在李国华委员的《关于加大保护平台经济领域相关主体的建议》中也提到，据调研目前某外卖平台佣金高达15%-21%之间，还有每单5.5元保底抽成，由此可能导致每单佣金超过客单价1/3。如此高额的佣金，对疫情后的餐饮行业无疑雪上加霜。中小商户表示疫情后消费者习惯已经发生改变，不上平台揽不到客，上平台赚不到钱。除平台的高额佣金外，动辄要求商户参与平台促销活动也让中小商户苦不堪言。调研中，业主坦言平台不经他们同意擅自在其页面搞促销活动，迫使商家向消费者发放补贴券。用商家的钱为自己打广告买单，达到外卖比堂食更便宜的效果，从而固化消费者的外卖习惯，巩固平台垄断地位。

　　在市场监管部门公布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典型案例中，某外卖平台浙江海盐代理商通过“蜜蜂销售助手”等软件，将商家在其平台的配送范围设置到钱塘江出海口无人区内，强迫商家停止与竞争平台合作，给商家和竞争平台运营商带来经济损失。商户与平台间存在巨大的技术不对等，平台利用技术强权对商户实施压迫，商户无从抵抗。

　　撮合商户和消费者交易的平台，倒成了规则制定者和最大受益方，这样合适吗？

　　平台的责任，究竟有哪些?

　　李国华委员及其团队发出的“平台十问”最后一问，是平台应该承担哪些社会责任？

　　因为很多时候，有着资本和算法支持的平台，把自己利益最大化，却让平台上的其他参与方处于尴尬境地。

　　货拉拉女孩跳车事件，看似极端个案，其实和平台的政策脱不了干系——如果平台没有补贴，23岁的车女士会在晚上选择货拉拉搬家吗？如果平台不是把搬家运费定得那么低，货车司机会执着于多次提出提供搬运服务吗？如果平台登记的货运车内都有监控，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

　　2月24日，货拉拉官方账号发布致歉和处理公告，表明平台在三个层面存在明显问题，包括安全预警缺失、产品安全功能不完善、跟进速度慢，提出在跟车订单场景中上线强制全程录音功能等整改措施。

　　事实上，货拉拉平台存在的问题还有不少。2020年底，上海交通执法队员就查处了好几个没有营运资格的货拉拉 平台驾驶员，他们开的都是载人的小面包车，通过私自改装，摇身一变，成了货拉拉平台的“正规军”。

　　如果平台一开始就有安全漏洞，出问题只是早晚的事。

　　从外卖小哥因为给差评骚扰消费者，到网约车 司机杀人事件，背后的平台都有一定责任——或者规则制定有问题，或者算法不够人性化，或是监管不到位……

　　由于平台企业将大量的小微企业与消费者进行连接，因此其对社会的影响不是以单一个体的形式存在于社会当中，而是通过平台连接形成平台商业生态，从而对社会产生影响。

　　平台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当平台享受时代发展的红利成长为领域内的市场巨头，成为民众生活的首选，拥有影响几亿人生活的实力，与社会各方面有着紧密联系时，就不能再把自己当作一个信息撮合的中介，而故意回避社会责任。

　　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烧钱跑马圈地的野蛮生长时代已经过去，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下提高服务质量才是上上策。

　　新民周刊所有平台稿件， 未经正式授权一律不得转载、出版、改编，或进行与新民周刊版权相关的其他行为，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