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新旧十年的交接点：台湾电影仍在腾涌那股“浪潮”吗？

导读：台湾电影的新十年已经到来，海风也终将吹拂到大陆的每一个角落。

文 | 杨一欣

2020年的年末，第57届金马奖仍旧同去年一样，没有一部大陆电影选送参赛。在这个日趋微妙，共克时艰的新十年节点，金马奖组委会将终身成就奖颁发给了侯孝贤。这位电影大师言简意赅：我喜欢电影，我拍电影，这就是我的信念。而作为终身成就奖的引言人，受侯孝贤惠泽颇深的是枝裕和也同样字字恳切：“我始终认为，我就是他（侯孝贤）其中一位儿子。我想，世界上应该有许多人都像我一样，是侯导的粉丝，是他电影的影迷，被他的笑容及作品所激励着。我今天仅代表他的孩子们，站在这里。”

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说，所有的台湾电影都可以算是侯孝贤作品的孩子。但在这个辞旧未必迎新，新桃未必换旧符的年岁，那股掀起台湾电影的浪潮已涌去了近三十年，而那座《悲情城市》书写的永恒城池，那片《海滩的一天》吁叹的潮起潮落，那条《牯岭街杀人事件》潜照的黑魆长街，也早就在旧貌中改了新颜，一边随天地置换，一边又换了天地。那些此时的记号，早已转变成彼时的符号，而在共时中去把握历时，恰恰是台湾电影最擅长表达的事。在这个新旧十年的交接的节点，第57届金马奖把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都颁给了同样讲述时间密码的《消失的情人节》，但是，情人节会消失，电影的历史却不会，那些好似褪去的浪潮，仍在流淌它们不停滞于某时某地的谜语。

关乎时间的隐喻

在20年年底登上金马领奖台，而在今年年初才跟所有大陆观众见面的几部台湾电影，似乎都展现了某种有关时间的隐喻。当然，在台湾电影中探求时间的流向，无异于在水中找水，然而无论是《消失的情人节》，还是《无声》，抑或是《同学麦娜丝》和《孤味》，它们都或巧合，或必然地看到了某种缺席的时间，仍强烈地影响着在场的此时此刻。

在《消失的情人节》中，有人总快别人一步，有人则永远慢人家一拍，但奇妙的是，他们都没有在人生的竞赛中，或占尽先机，或永远落后。而那有赠有删的情人节，更像是同世界配速不一致的赛跑者，终将会途径整理脚步的驿站，而你在揣摩他人的呼吸，也有人在适应你的步伐。《消失的情人节》说了一个有关人，也有关电影本身的凝视寓言：有人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而在《无声》中，不在场的时间最终只存在于手机或监视器之中。它似乎也在说明一个有关当代的隐喻：不知晓的，未必等于不存在；但只有记录存在，才可能占有存在。那些从受暴转为施暴的场所，那些从为他人辩护转为为自己辩护的契机，都暗含与埋藏了某种有关现实的草蛇灰线。而人与人的互相倾轧和施暴，实际上都是要为曾经似乎逝去的某个时刻正名。

《同学麦娜丝》中的时间显得更断裂：四个身份不同的男人，似乎共享着曾经有关时间的记忆，但他们只有凭借某一个单独的空间场所，才有可能真正将眼前的世界，不认成为一场沉湎的幻觉。从一开始的打牌餐厅，再到后来的婚礼，以及那有关时间终点的纸屋，四个人仿佛同答案握手言和，却又各自走向人生的混沌。当然，那个深夜的漫画屋，那个迷离的洗头房，还有那尴尬的相亲会，都证明并不只是主角才是时间的占有者，实际上所有人都在对你的当下产生诱导和掌控，但最重要的仍是你如何体认那有关时间流淌的源绪。就像片中反复揶揄的“日拍夜”，事实上那个衣衫单薄的林慕璇，也只是你要把她认作同学麦娜丝而已。

而《孤味》中的时间样式，似乎显得更贴近这个岛屿一直惯常叙述的口吻。一群被某个男人丢弃的女人们，最终仍以不同的形式为那个已经消磨的男人辩护，最终她们在彼此的证词中，逐渐睹见这个男人的真身。《孤味》中的女性群像，或可视为《细雪》，或可视为《小妇人》，因为归结本质的人物关系，终将是某种姊妹关系的变体，但领受太平洋的风，自然也会有它独此一家的潮湿粘热，《孤味》真正靠近的，或许仍是那在新千年同样回望时间的《一一》。它相信探求有关爱的历史，才是靠近这个名词的正确方法，而台湾电影书写人的最好手段，仍是将个体置于家庭联结之中。

说给每个人听的私房话

当然，时间本身就是一个无法聊尽的话题，但银幕以它的囿限，反而能用短暂的帧帧拼凑，去反躬那些涤荡于无形的词句与声音。不论是那连着在三部片子中都执着显形的刘冠廷，还是将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女配角都占尽风流的陈淑芳，抑或是以不同形式用双眼观察世界的陈妍霏，台湾电影最表层的连系，其实也在诉说着它本质上的向心。

而取乎其内的倾向，也一并显现于这几部站在新十年交接处的台湾电影上。不论是那情到深处的闽南语，还是身影渐浓的宫庙文化，台湾电影逐渐找到了那从来有之的渊源，并愈加乐于站在集体文化语境的视角，去阐发那些更属于“台胞”的个人经验。

当然，纯粹以景观的方式，让内部人默而契之，供外来者窥而求之，早已不再是台湾电影作为文化工具的目的，至少现在已经不太是。如果说那些颇具本土意识的符号，更像是某种告慰性的暗号的话，那么台湾电影的文本底色，应当仍秉持着最大限度的共情可能。当然，一边悄声细语，一边又想说给每个人听，自然会形成言语的折损，台湾电影那些从经典原型中取经的笔墨，那些盼望跳脱又囿限原地的挥洒，并非全都能给这些新时代的绘作涂上自然天成的晕染。

《无声》剧照

譬如像《无声》，它只让民俗文化成为一种简单的意象，它尽可能要讲述的，仍是一个环球共同的聋哑性侵问题，而事实上，《无声》的表达就如同它有备而来的打光，一是一二也是二。在某种程度上，《无声》发现了那些受害转为施暴的嬗变，也看到了受害者对于施暴者的依附，但它意在拍摄雨中的鲜血，却总是遗漏雨中也有泥泞。《无声》中的角色更像是某种功能体，他们基本只为某一种意志代言，而让这些意志简单地碰撞，就成了《无声》最单调的做法。

而如《同学麦娜丝》，借前作《大佛普拉斯》一举成名的黄信尧像是再度书写了一篇续作。倘若说前作早已形成解构，那么此作的反解构反倒显得老调重弹。我们仍能看见在《同学麦娜丝》中，那些乐此不疲、颇显生机的，对底层文化的调侃和揶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并没有形成什么严肃的反思，反而显露出某种猎奇的可疑。那些有关性和政治的互动指涉，大多只是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官僚后面跟着一个大胸美女”这样的浅薄符号，而同前作一样强烈在场的画外叙述，也没有形成另一层维度的咏叹，反倒在不断地抢夺画面，拼命地用解释替代呈现。

《同学麦娜丝》剧照

而像完成度更高，导演意识更强烈的《孤味》和《消失的情人节》，虽然显得同台湾电影的渊源气质更为贴近，更具备人文关怀的勇气，但迫不及待的破题，仍显模仿的笔触，依旧离那些造就台湾电影盛名年代的巅峰水准相去颇远。换言之，愈加主动体认现实的症候，也便常常消磨了对冗余转换信息的信任，那些用影像流淌潜在文本的叙说之道，并没有成为当下台湾电影最熟练的招式。

新旧十年，

并不对“浪潮”具备责任

但或许，偏执地抓紧历史中的某一个支点，令其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元年”，本身就是一种顽固陈旧的判断方式，也恰如这几部台湾电影，都不约而同地展现出某种只属于当下，而非向历史借取一瓢的果敢。譬如说，上面的四部电影，都对某种“诉说”有着自觉的执念：《无声》聚焦的就是聋哑儿童；而《同学麦娜丝》则有那闭结的结巴和选举的声筒；《孤味》干脆让最重要的人由她人评断；而《消失的情人节》直接用另两种媒介，替代了倾诉的空白。而在这些话语的交织中，显身的并非是某种文献，而是那些有关于人的意志：一个人如何强加自己的意志给其他人，甚至总是不惜以伤害的方式来维护自我的意志。

这些或快或慢，或存在或销毁，或抵御或攻击的话语，都并未形成那些习惯性的抒发，它们各自以陌生化的方式，进入银幕旁的麦克风中，然后凝结成不同程度的延宕与等待。《消失的情人节》有一场戏：有人看电影总先于他人笑，而有人则总在一片欢笑飘散后，才用自己的笑声去掷地。而这恰恰是台湾电影本身要去讲述的谜底：不论是否同那些最大公约数同此凉热，失语不代表失去，而那些奇形怪状的言语，恰恰是整个社会语言系统迫切需要去倾听的声音。

《消失的情人节》剧照

从这个角度看来，台湾电影展现现实的方式，早已从那接近自然主义的客观性，转变成更具自觉的叩问。无论是《无声》那聋哑与性侵的少年暴虐，还是《孤味》中的女性癌变，甚至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中的艾滋病，《缉魂》中的器官复制，都在某种必然性中不约而同地展现了有关疾病的隐喻。而这些陈陈相因，同销蚀和康复对抗的病症，事实上也在指涉着电影日趋澎湃的身体意识。新十年并不是谁的十年，它是寰宇共度的新十年，台湾这座谛听太平洋潮起潮落的岛屿，也不能从大世界的洪流中脱去。在疫情侵袭，用虚拟技术暂代肉身相会的年代，连探求VR的蔡明亮，也微妙地在2020年斥责网络上的新作样片泄露。而台湾电影中这些不约而同的指代，似乎也在展现着某种有关身体的信心——病症与苦厄无法清零，但我们仍旧具备描摹与揣摩它的能力，只有不讳疾忌医，才有可能在修辞上先行一步地战胜现实。

《孤味》剧照

在这个盛宴退席，每个人都自顾自动着碗筷的时代，那些严格意义上的入场和退场，早就不与往日同语，而那些凭着票证主动入梦的观众，也早在审美经验的演进中，变更了对银幕虚构现实的态度。很难说，这些处于新十年的台湾电影，会对后来的十年，甚至更多的十年产生怎样休戚相关的影响，甚至可能根本就不会。但唯一可以相信的是，电影的历史正如那世纪末涌起的台湾新浪潮，本身就理虽乱，却也剪不断。

被用于形容时间的比拟，最常见的便是细水长流，而这也是关乎台湾电影美学的谜语。但这些在画框内涌动的波纹，只有映照每一层现实的倒影，才有可能形成生动的褶皱。新十年已经到来，而这并不是只属于台湾电影的新十年，那些吹过阳明山的海风，也终将吹拂到大陆的每一个角落。而那些看似相隔的海峡岛屿，也将在海水拍打中一同酸咸。我们更加期盼那些属于大陆的涓涓流水，虽然未必意趣浩瀚，但也不至于清澈见底，最起码，能具备关怀时代的勇气与信心——重要的并不是在所谓的“浪潮”名词中笃定某一种文献性的美学，某一种代际性的坐标，真正重要的，是在那些水花激荡中，作为同此凉热的听者和观众，我们如何能照见关乎时代与人的切肤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