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郭桓案——郭桓贪得再狠，也不如朱元璋赚得狠

　　“富可敌国”一词源于西汉时文帝刘恒的宠臣邓通，是说他非常的有钱，家财堪比一国。不过这货发家靠的可不是商人天赋或是辛苦劳作，而是凭借谄媚、欺骗皇帝获取了国家铸币大权：

“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当贫饿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说贫？’于是赐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第六十三》）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富可敌国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根据《2019胡润全球富豪榜》提供的数据，杰夫·贝佐斯以1371亿美元蝉联世界首富，要是将其加入当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GDP排名，那么这位亚马逊CEO能排在第58位，介于匈牙利和科威特之间。

　　怎么样，看起来很牛吧？不过跟号称中国史上第一贪官的和珅比起来，那就是毛毛雨啦。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和珅革职下狱，随即被抄家。关于这货到底被查抄了多少家产历来没有个明确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折合成白银在2～11亿两之间，所以民间才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说法。

　　话说嘉庆何止是吃饱，简直能活活撑死——根据相关资料记载，乾隆末年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大概在5000万两白银左右（不含粮食等实物收入），这就意味着哪怕按照最低标准计算，光靠从和珅家里抄得的财富也足够嘉庆皇帝好几年吃喝不愁。要是放在全球的维度，按照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的推算，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清政府的GDP占到整个世界的32.9%，更是意味着和珅的身家用富可敌国已经不足以形容，称之为“富霸全地球”也一点不为过。

　　那么和珅的敛财能力算得上古今中外第一人了吧？还真未必。

　　毕竟和珅攒下这么大的身家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而按照史书中的说法，在400多年前有位贪官界的神仙级人物，仅用了区区8个月的时间就贪污了大明朝超过一年的财政收入——真是货比货该扔，人比人得死，巨贪和珅在这位爷面前也得甘拜下风。

　　此人便是在大明洪武年间“郭桓案”的主角郭桓。不过也因为此案案情过于离奇，尤其是哪怕老郭再天赋异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贪污如此之巨的可操作性实在太低，所以向来众说纷纭，质疑者众。

　　我也觉得，郭桓能如此“大发神威”，其实不在于他本人有多大的能耐，而是明太祖朱元璋实在是太狠了。

　　话说在洪武十八年（1385年）年初的某一天，也不知道是朱元璋开了天眼还是有锦衣卫密告，反正他觉得时任北平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的李彧和赵全德以及刚被降职为户部侍郎的郭桓不是啥好鸟，于是下诏彻查。当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跑来汇报——陛下您真是英明神武，郭桓那厮果然勾结了李彧、赵全德等人贪污，而且数额巨大、情节恶劣，堪称是大明朝立国以来的头号经济案件。

　　那么到底有多巨大、多恶劣呢？根据余敏等人的调查，郭桓主要干了下面几件坏事：

　　其一曰偷盗官粮。郭桓偷盗官粮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截留，即官粮还未入库就被他中途截胡。比如浙西地区按律年缴官粮450万石，其中190万石就是就这样进了郭桓的腰包。另一个是公然盗窃，就是粮食进了国库也不放过，继续挖朝廷的墙角。

　　其二曰纳赃钞，也就是受贿。明随元制，一开始也是发行纸钞代替金属货币，只不过老朱的脑子里对于货币常识基本没有任何概念，所以“大明宝钞”从诞生之日起超发贬值的命运即不可避免。所以郭桓受贿50万贯钞看似数额巨大，但在其贪贿总额中实在不堪一提。

　　其三曰私造纸钞。郭桓勾结宝钞提举司私下里大肆印制大明宝钞——这可不是印假钞，人家宝钞提举司可是大明朝唯一的官方制钞机构，印出来的可是货真价实的真钞（就是不怎么值钱）。据说郭桓盗取了600万张宝钞，而且应该都是最大面额的，即一张钞值钱1贯，也就是600万贯钞。

　　其四曰侵吞税款。这里的税款主要是指商税，不过终大明一朝商税也没形成什么规模和气候，所以估计郭桓也没有从中捞到多少钱。所以为了大捞快捞，郭桓又试图利用职权巧立名目，开征各种杂税以补不足。

　　其五曰盗取金银。金银等贵金属在明初并非合法货币，也不允许流通，能够大量合法持有这些东西的只有皇宫大内。也就是说，郭桓贪污简直是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连皇帝老儿的腰包都不放过，他勾结内承运库（专门保管皇宫财物的内侍机构）的宦官，盗取了本属于老朱的大量金银财宝。

　　经过余敏等人艰苦卓绝的计算，最后得出结论——郭桓这厮贪污受贿的总额折计2400万石精粮之巨：

“其所盗仓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石）耳……共折米算，所废者二千四百万（石）精粮。”（《大诰·郭桓造罪第四十九》）

　　2400万石精粮是个什么概念？就在郭桓案发的当年，大明朝全年的官粮收入才不过2089万石而已（数据出自《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而根据《明史》的记载，郭桓在任户部尚书的时间仅8个月而已，就能贪赃如此之巨，也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吧？

　　朱元璋也觉得事情不会如此简单，便下令负责审刑司的吴庸对案犯大刑伺候。这下子也不管是确有其事还是胡乱攀咬，反正拔起萝卜带起泥，包括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在内的上至中枢六部，中至遍布全国十二行省的布政使司，下至各州府县的大小官吏总共数万人被牵扯进内，其中有1万多人是官员的身份。

　　这又是个什么概念？根据有关资料统计，明初时全国大小官员的总数也不超过3万人——全国近半的官员都是郭桓的同党，然后这帮家伙齐心协力贪污了超过大明朝一年的官粮收入，这样一来案情是不是就显得很合理了？

　　朱元璋也觉得很合理。于是他大笔一挥，不但将包括首恶郭桓在内的几万人统统砍了（王春瑜先生在《简明中国反贪史》中给出的数据是8万人），同时还下令追索赃粮。不过因为杀得太多、追得太狠导致天下骚动，老朱又回头将此案的主审官吴庸砍了，于是天下太平，皆大欢喜。

　　其实郭桓案从头到尾都给人一种荒谬的不真实的感受。为啥？就因为当朝天子朱元璋不但是个明白人，更是个千古第一狠人。所以很难想象区区一个郭桓居然敢而且能在老朱的眼皮子底下做下如此大案。

　　首先，老朱是个非常认真负责任的皇帝，其勤政程度在历史上仅雍正等寥寥数人可比。比如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在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的九月十四至二十一日的8天里，老朱一共批阅了1660份奏章，其中涉及大小事宜3291件，即日均要批阅奏章207份、理事411件——这又是个什么概念？恐怕除了吃喝拉撒以及极短暂的睡眠时间以外，老朱几乎无一刻不在办公，连喘口大气都是奢侈的享受。

　　可以说在洪武年间，整个天下无时无刻都在老朱的俯视和监控之下。要说有人在他眼皮底下搞些不足道的小猫腻还可能被遗漏掉，但郭桓这厮要是真作出这么大一死，而且火眼金睛的老朱居然在案发3年后才发现，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的。

　　其次，历史上的狠人皇帝并不少，比如秦皇汉武，比如唐宗宋祖。但单论对于官员的下手之狠以及威慑力而言，那是谁也比不上老朱的。

　　试问在哪朝哪代，官员贪污60两（贯）就得被枭首示众、剥皮实草？再试问有哪位明君雄主敢把作为“百官之首”的宰相给废掉、独揽天下大权于一人之手？又试问即便是昏暴之君，又有谁见过只因为不愿意出仕当官，就被砍了脑袋还籍没全家的（参见 惹翻了朱元璋的士大夫，连不做官的自由都被剥夺了 ）？

　　这些事，也就是老朱敢干，而且干得光明正大，还没人敢蹦出来嘚瑟。

　　有明一朝，士大夫其实非常嚣张，动不动就敢跟皇帝叫板，其实都是在欺负老朱的子孙太怂。否则那个面对“诛十族”仍夷然不惧的方孝孺，为啥在洪武年间却表现得那么乖？

　　事实上在老朱的威慑下，洪武年间的大明朝官员们日子是过得极为凄惨的，吏治也是相对严谨的：

“明祖惩元季纵弛，特用重典驭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法令如此，故人皆重足而立，不敢纵肆，盖亦整顿一代之作用也。”（《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史》）

　　当然，贪官这种生物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老朱的大刀砍得再凶也肯定砍不干净。而且说不定郭桓就是那种“生命诚可贵，贪赃价更高”的贪官奇才，偏要迎难而上，哪怕过把瘾就死呢？

　　郭桓如此奇葩我可以信。可是要说全国近半官员都如此贪不畏死，那就太离谱了，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还是不信。

　　最后，即便是老朱一时疏忽看走了眼，但他遍布天下的监察系统可不是吃素的，哪能任由郭桓如此肆无忌惮的大肆贪腐？

　　明朝以都察院为最高监察机关，地位崇高，而且权力极大：

“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大狱重囚会鞫于外朝，偕刑部、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明史·卷七十三·志第四十九》）

　　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代天子巡狩地方，有专断之权，无不可查之事，无不可劾之人。

　　不过，老朱可能是担心都察院“业务量”太大、忙不过来或是出现“灯下黑”的遗漏，又专门针对责任重大且至关重要的中枢六部创造性的设计了一个名为“给事中”的职位——六科给事中针对六部官员进行专门的监察。而且老朱深谙人心，给事中的官不大，最高的才八品（建文帝年间才晋为正七品），又尽是启用初入官场的年轻人担任，是典型的以卑御尊。在这种情况下，初生牛犊的给事中们唯有扳倒高高在上的六部高官才能在官场中打出名声、在皇帝御前留下印象，怎么可能放任像郭桓这样的巨贪横行无忌？

　　而对于老朱来说，监察天下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大明朝的特色产品锦衣卫了。这也是在洪武年间老朱最信任也是最靠谱的耳目，连大臣在家酒后吟了几句诗、哪个部位被老婆挠了都能搞得一清二楚，怎么可能对让大明朝“空仓廪，乏府库”（《大诰·郭桓造罪第四十九》）的郭桓案一无所觉？

　　根据史书上的说法，郭桓是在任户部尚书期间做下如此大案的。不过说起大家都不陌生的六部，在洪武年间确实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

“七卿（都御史与六部尚书的并称），前史无表也，曷为表？明太祖十三年罢丞相，部权重也。洪、宣以后，阁体既尊，而权亦渐重，于是阁部相持，凡廷推考察，各骋意见，以营其私，而党局分焉。”（《明史·卷一百十一·表第十二》）

　　啥意思呢？就是说在明朝之前，六部一直是附属于丞相的二级官僚机构。而在大明的洪熙、宣德朝以后，又有内阁崛起与六部争权并最终将其压倒。所以唯有在明初洪武、永乐年间的六部，才是史上权力最大也最牛叉的六部，故此连《明史》都不得不开先例，给六部尚书做表以记之。

　　而户部作为六部中权责仅次于吏部的“天字第二部”，几乎对整个大明朝的财政经济大包大揽、无所不管。那么户部具体都管些什么呢？

　　其一曰户籍，其二曰土地，其三曰赋役，其四曰仓廪，其五曰府库，其六会计支出——仅这六项就相当于今天的公安部、自然资源局、农业部、税务总局、粮食局、央行以及财政部的部分甚至全部职能，你说户部的权力大不大？

　　而户部尚书作为户部的一部之长，在没了丞相这个顶头上司掣肘以后，唯一的负责对象就是皇帝，堪称大明朝财政经济活动的总舵手。

　　不过，户部和户部尚书的权力再大，其实也跟郭桓没有太大的关系。

　　为啥这么说？

　　因为在史书中无传，所以郭桓的个人资料很难搞清楚。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就在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二月郭桓被任命为正五品的山西提刑按察使司佥事，相当于今天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第三把手。而且他在山西的司法口一干就是12年之久，直到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五月被老朱一纸调令召入南京，才跨行干起了户部尚书。

　　这个简单的履历，其实包含了大量值得回味的信息。

　　首先，12年司法官的经历意味着哪怕郭桓在此前当过亲民官、接触过财政经济事务，在他调任户部尚书时也难免会出现业务生疏和不熟悉相关事务的情况。因此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郭桓居然能在短短的8个月的时间里熟练调动各种资源、贪污如此之巨，哪怕是一辈子在户部打混的经年老吏也很难做到。

　　其次，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在地方实行三司制，即将各行省主官的职权一分为三，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掌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同时，为了削弱地方势力，老朱还屡次下诏严厉禁止三使司串联勾结，只许各管各的摊，老死不相往来才是最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干了12年司法官的郭桓可能跟其他行省的同行以及中枢的刑部、都察院等机构混得挺熟，但想早早的在财政经济领域建立人脉、打通关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当这货想贪污的时候，哪怕是找几个能信得过的同伙或者帮手都十分费劲。

　　再次，郭桓在山西任职12年，估计已经成了热爱刀削面的半个“老西儿”。骤然间跨越好几千里地跑到南京，虽然任职位高权重的户部尚书，但从资历和人脉上绝对是京官队伍中的新人。在这种情况下，谁能相信上至六部高官、下至升斗小吏，数量高达上万的大小官员会冒着全家掉脑袋的风险跟着这货大贪特贪？凭什么？难道郭桓还有刘大耳朵、宋黑胖子那般让人一见面就“纳头便拜”的本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户部很重要、户部尚书位高权重确实不假，但这跟郭桓有什么关系？事实上这货压根就没正式干过大明朝的户部尚书一职。

　　这是咋回事？

　　前边说过，朱元璋是个明白人，更是千古第一狠人，同时他的权欲极重，猜忌心也极强。在这种情况下，他废掉了丞相这个百官之首，又怎么会不清楚六部必将趁机做大，给他造成新的威胁？

　　所以老朱对此采取的措施就是走马换将——谁都甭想在六部尚书的位置上把屁股坐热。比如说户部尚书，朱元璋在位31年间就足足换了44个，平均一年换一个半。而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到郭桓案发的洪武十八年，短短6年间就有10任户部尚书走马灯般的此来彼走（详见下表）。

　　这种呆不了几天就注定滚蛋的户部尚书，试问能有多少权威，又会有多少属官从吏会老老实实听命？郭桓要是在这种情况下肆无忌惮的大规模贪污，第一时间举报的弄不好就是他在户部的下属。

　　而且老朱还不放心，又在六部高官任命时搞了个“试用期”。

　　比如说郭桓。虽然不知道老朱为啥选这货当户部尚书，但英明神武的皇帝陛下可能也觉得让一个在司法口干了半辈子的家伙去管户部不太靠谱。于是郭桓赴京上任后，他的户部尚书头衔的前边就被打了个括号，里边被安上了个“试”字。

　　也就是说，老朱打算先让郭桓“试用”一下，如果干得还行那就把括号拿掉，如果干得不行就把括号前边的那个头衔拿掉。

　　结果试用了8个月之后，老朱试出来个当朝第一经济大案，然后顺手拿掉了郭桓的脑袋。

　　本来就没啥权威的户部尚书，还是个处于试用期的“临时工”，居然能勾结好几万人贪污了大明朝一年的官粮——这要是真事，我只能认为郭桓是个神仙。

　　综上所述，郭桓或许是有经济问题、手脚不打干净，不过他想在老朱这么个千古第一大狠人的眼皮子底下贪掉大明朝一年的官粮，基本没有任何可操作性。如果他真这么干了、还干成了，那也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老朱在钓鱼。

　　那么老朱为啥要炮制出一场“郭桓案”？因为这位大明朝的开国大帝有病，而且还病得不轻——就算没有郭桓，他也得划拉出来个李桓、王桓啥的当药引子，替自己治治病。

　　而郭桓起码在短时间内替朱元璋治好了三种病。

　　其一曰疑心病。这是皇帝的职业病，而且越是君权独大、没人敢惹的狠人皇帝，疑心病反倒越重——前有始皇帝，中有汉武大帝，后有洪武大帝，均是如此。而朱元璋给自己缓解病情的方式堪称简单粗暴，那就是搞个案子、砍一堆脑袋。

　　明初有洪武四大案，除了意外冒头的空印案，其余三大案可以说都是老朱钓鱼执法，自己搞出来的。

　　开国之初，君权初立，根基还不大稳当，又有功臣跋扈。于是老朱二话不说搞出了个胡惟庸案，不但废掉了丞相这个已经在中国存在了1500多年的“百官之首”，还除掉了包括胡惟庸、李善长、汪广洋、陆仲亨、唐胜宗、费聚等几十家权臣勋贵，受牵连而死者达数万人（大约在3～6万人之间）。

　　老朱的大砍刀一出，那些跟着他打天下的“老兄弟”们顿时就老实了，再也不敢嘚瑟，更不敢再有多余的妄想。于是大明朝的政治局势高度安定，老朱终于能睡个安稳觉啦。

　　在老朱的威慑下，官员们在政治上是不敢有啥野心了。不过随着承平日久，他又开始怀疑官员们在经济上不老实了，比如骄奢淫逸啦，贪污腐化啦，都是老朱忍不了的臭毛病。于是他就拿郭桓当由头，顺手再砍死几万人以便刷新下吏治、廓清下官场风气。反正官员对于老朱来说就像地里的韭菜，割了一茬还有一茬——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官儿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

　　等到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老朱觉得自己没几年活头了，偏偏他为已故太子朱标准备的那些辅政大臣又正值壮年，恐怕不是朱允炆这个小年轻能驾驭得了的。于是他再度挥舞屠刀搞出了一起蓝玉案，杀一公、十三侯、二伯，以军中的骁勇将领为主的受牵连而死者达1万多人。

　　这下老朱终于可以放心的驾崩了。

　　其二曰仇富病。大家都知道朱元璋因为出身的问题对官员很有些看法，反正在他眼里当官的就没几只好鸟。其实何止官员，对于老朱来说，只要是有钱的，就一定为富不仁。

　　所以在郭桓案中，老朱除了砍死了一万多官员，剩下挨砍的大多是那些家资丰厚者。而且这帮倒霉蛋不但挨砍，家底也被老朱搂草打兔子抄了个精光：

“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明史·卷九十四·志第七十》）

　　连“中人之家”都不放过，你说老朱得有多恨这帮有钱人？

　　其三曰穷病。老朱当上皇帝以后当然不可能再饿肚子，但他的日子其实过得也不怎么富余，尤其是在面对庞大的国防支出时。

　　由于蒙元占据中原时的倒行逆施，使得明初时汉胡矛盾非常突出。在这种形势下，朱元璋顺应大局民心大举攻伐塞外——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到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的27年间，他一共发动了13次北伐，彻底将北元打残、打散。

　　不过正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种跨越几千里的远征对于后勤补给的耗费极大，往往运到前线1斤粮食，途中就要消耗3、5斤。哪怕大明朝开国气象犹盛、兵强将勇，可如此大的消耗也是难以承受的。

　　尤其是洪武五年的第二次北征遭受北元的拼死反击，明军损失很大，以至于在此后的9年间无力北向。即便在洪武十三、十四和十七年又勉强发动了3次北征，但规模也不是很大，主要原因就是老朱没钱了、打不动了。

　　可就在郭桓案爆发、老朱“核赃所寄借遍天下”的两年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朱元璋又遣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永昌侯蓝玉等名将率大军20万北伐，一举击败北元太尉纳哈出，将辽东纳入大明版图；次年，老朱再接再厉，遣蓝玉率军15万突袭捕鱼儿海（今中蒙边界的贝尔湖），逼杀北元天元帝脱古思帖木儿，俘获北元太子、公主等119人，王公2994人，军民近8万人，牲畜无数以及北元宝玺、图书、金银印章等，彻底摧毁了北元小朝廷。

　　这两次北伐无论从出兵的规模还是取得的战果上，在洪武年间都是空前绝后的。那么一直穷嗖嗖的老朱咋就突然有钱了、能支持如此规模的战事了？

　　显然，朱元璋的突然“暴发”跟此前不久的郭桓案扯不开关系——以老朱之狠，甭管郭桓是否贪污了2400万石官粮，他要是不“核赃”回4800万石，都算难得善良一回。

　　话说在郭桓等数万人被砍得人头滚滚、老朱在惊呼“呜呼，古今贪有若是乎”（《大诰·郭桓造罪第四十九》）的时候，说不定心里早就乐开了花，恨不得捧起郭桓的脑袋狠狠的亲上几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