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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杀人夺艇叛逃事件震惊朝野,总理亲自指示:去台途中,把它打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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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军区守备7师船运大队F131登陆艇

  三吴射杀同艇官兵,用烈士的鲜血写下投名状,叛逃台湾

  1966年1月8日夜,刚过完新年的第一个礼拜六,福州军区守备7师船运大队一艘舷号F131的登陆艇奉命执行从马尾装载物资前往霞浦的运输任务……

  福州军区守备7师是一支建国后由各地地方部队组建而成的新部队,以福安军分区机关人员为基础,从晋江、龙溪军分区和守备13师抽调人员在福建霞浦组建而成。原属福安军分区建制的边防第19、24团分别改建成为守备第93、94团,并改隶建制归属守备7师领导指挥,该师组建后归属福建省军区领导指挥,1961年4月,该师又划归福州军区直接领导指挥。

  严格意义上来说,刚组建完成的守备7师,这是一支底子薄,班子弱,人员成分较为复杂,管理极为松散的新建部队。

  当夜,执行运输任务的守备7师F131登陆艇上共有10名官兵,其中3名士兵分别叫:吴文献、吴珍加、吴春富。

  这3名吴姓士兵同年入伍,全部来自福建福田县土头公社生产大队,既是同乡同村,又是吴氏宗族堂兄弟,入伍后又分配到同一部队,同一艘舰船服役……

  吴文献担任F131艇领航员,吴珍加担任F131艇轮机员,吴春富担任F131艇枪炮手。

  一艘艇上最重要的3个岗位,全部被吴氏3兄弟尽数掌握,是此次能够叛逃成功的重要因素。

  吴氏三兄弟入伍后,经常秘密收听敌台广播,并多次获取到对岸漂流过来的策反宣传物品,私自收藏未按军纪上交。

  久而久之,思想受到严重腐蚀,极其向往对岸所宣传的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三人臭味相投,又是堂兄弟,遂一拍即合,萌生叛逃念头,暗地里一直积极策划……

  1966年1月8日夜,趁着执行这次单艇运输任务,三吴果断实施了蓄谋已久的杀人夺艇叛逃计划……

  是夜,当该艇以10节速度行驶至马祖海域时,因马祖为国军所控制,按惯例我方舰船夜晚驶入这一区域后,为防止摩擦冲突,所以全艇闭灯,摸黑航行。

  三吴趁此良机,按计划由枪炮手吴春富打开武器柜拿出3支56式冲锋枪、3支54式手枪分发给吴文献及吴珍加,三吴趁黑先开枪杀害艇长甘久郎少尉,然后进入寝舱疯狂扫射其他正在休息的战士,不到10分钟,艇上陈振新、魏献美、杨保、张正庆、许忠义、施林岳等6名官兵全部被3吴射杀。

  然后由吴文献领航、吴珍加驾驶该艇,迅速改变航向,快速驶向仅8海里之遥的马祖,叛变投敌。

  残忍无耻的三吴将7名被其杀害的战友遗体搬至艇首,并蘸着烈士的鲜血在白床单上写下“起义投诚,望君接应”8个大字悬挂在桅杆上,用于向国民党递交投名状……

  1月9日凌晨2时30分,三吴驾驶F131艇,打开全艇灯光,升起早已准备好的白旗,在国军引导船的引导下,顺利驶入了马祖军港。

  证实吴文献等3人确属劫艇来投,国军方面欣喜若狂,迅速将三人安排在特务机构“大陆义胞接待所”,为其理发更衣,披挂锦缎条幅照相,并紧急联系台“国防部”,要求迅速派机前来,接吴文献等去台。

  台方新闻界闻讯后,“中央社”等新闻媒体数十人亦包机一架前往马祖采访。

  周总理亲自指示皮定钧中将:去台途中,有把握、有利就把它打下来……

  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中将于1月9日凌晨4时迅速将该叛逃事件上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提出已从特殊渠道获悉台方将于9日下午派军机到马祖接三吴去台,建议由福州军区空军部队半路截击,将敌机击落……

  时任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迅速研判并做出4点指示:

  1、这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杀人劫艇叛逃事件,国际国内影响极为恶劣;

  2、根据实际情况,有把握、有利就把它打下来;

  3、没有把握也不是一定要打,总之不能吃亏;

  4、怎么打,由福州军区会同空军立即拿出方案上报中央军委;

  接到周总理指示后,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中将迅速与空军司令员吴xⅹ中将会商,仅仅不到三个小时,就制定出作战计划并报周总理批准后,随即下达作战命令,福州军区空军指挥所成为此次截击作战的具体执行者,当即开始部署作战任务。

  福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福建前线空军指挥所主任曾幼诚少将担任此次拦截作战的总指挥。

  曾幼诚整理思路:国民党要把叛逃者接到台湾, 但究竟怎样去不清楚, 如果用飞机接, 空军有没有办法将其击落?曾幼诚迅速将这个紧急情况逐级上报。当时的空军司令员意识到军情重大, 遂紧急请示周恩来总理。曾幼诚回忆, 因为马祖离台湾很近, 飞机起飞后, 很快便会到达, 周恩来总理很清楚这个任务极不容易完成, 所以指示十分客观:就根据情况办, 如果能够拦截最好。

  接到指示后, 空军司令员随即下达作战命令, 福空指挥所便成为截击作战的具体执行者, 当即开始部署作战任务。

  当时, 解放军空军的主力歼击机仍然是歼-5, 这是一种轻便灵活的战机, 定型于1956年, 由沈阳飞机厂生产, 仿制苏联研制的米格-17Ф喷气式战斗机。歼-5易于操纵, 人机结合度高, 火力凶猛, 实战中屡立功勋, 很受飞行员欢迎。

  台湾国民党空军当时装备的F-100“超级佩刀”喷气式战斗机, 是美军曾装备的第一种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 1959年该机有一批出售给国民党空军使用。

  歼-5是高亚音速战斗机, 到1966年, 与国民党空军装备的战斗机相比, 存在着技术上的代差。但解放军空军更加先进的歼-6式战斗机, 也已经开始装备福州军区的部队。歼-6式战斗机, 是通过测绘仿制苏制米格-19型战斗机, 由沈阳飞机厂制造的解放军空军第一代超音速战斗机, 先后生产达26年之久, 曾长期担任我空军的主力战机。从性能上来说, 歼-6的原型机米格-19喷气式战斗机在苏联只是一种过渡机种, 并不太受重视, 但我国由于短时间内没有其他机型可用, 故此只能对其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 这样一来反而使米格-19设计潜力较大的特点得到了体现。优秀的飞机设计师陆孝彭甚至依托它开发出了一代名机——强-5喷气式强击机, 至今仍有一些国家在使用。

  反观当时国民党军使用的F-100战斗机, 美军从来没有把它视为一种真正有效的空优战斗机, 反而因为它事故频出而十分头痛。这是因为它最初的试飞员为迎合官方尽快定型的意图, 没有真实反映飞机的问题。这种飞机装备部队后, 很快被反映存在稳定性和控制方面的问题, 当机翼挂有副油箱时问题尤为严重。结果, 最早的一批被全部停飞, 重新设计尾翼后才投入使用。也正因为这种飞机毛病太多, 它在美国空军中服役时间很短。

  因此, 福建前线解放军的歼-6和歼-5混合机群, 面对台湾的F-100战斗机群, 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数量上都已经略占上风。也正因如此, 曾幼诚等空军将领对于打这样一场截击战是毫无惧色的。

  截击准备工作就绪,距吴文献等劫艇叛逃不过12个小时

  实际上, 福空指挥所调动用来截杀国民党方面运送飞机的战机, 便是空二十四师的一对歼-6双机 (沈学礼、杨才兴) 和一对歼-5双机 (李纯光、胡英法) 。

  福空指挥所首先判断, 由于乘坐舰艇过海的时间长, 不符合国民党方面尽快召开记者招待会、进行大肆宣传的初衷, 其用飞机接运三名叛徒基本是可以确定的。

  曾幼诚将军回忆, 当时搜集到的情报是, 在马祖有一个简易机场, 先有两架运输机在那里降落, 后又去了一架水上飞机, 落在海湾里。另外据侦察得知, 台湾“中央社”的记者来抢新闻, 情报部门更是来了不少人, 总共约有30余名。同时台湾那边在新竹做了开万人大会的准备, 要热烈欢迎“反共义士”的到来。

  据此, 我方坚定了叛逃者会从空中去台湾的判断, 坚定了借机进行截击的作战计划。

  笔者阅读台湾方面相关资料, 发现这份情报中还有一些需要补充修正的地方。

  首先, 两架抵达马祖简易机场的飞机型号, 其目的和到达时间是不一样的。F 131艇叛逃事件上报后, 国民党方面“国防部”立即调用一架C-47运输机飞来马祖, 准备用它接运三名叛逃者回台湾参加新闻发布活动。1月9日晨8时30分, 这架飞机到达马祖接人。但该机在落地时, 起落架折断, 翼尖擦地损伤。因为发生了这一故障, 台湾才派来了第二架飞机, 试图对其进行修理。载运了修理人员和器材的PBY水陆两用飞机, 在上午晚些时候到达马祖, 便是曾幼诚将军提到的两架运输机中的第二架。到达后, 工作人员迅速核定, C-47运输机破损严重, 需要修理, 无法完成任务了。

  此时, 有人提议用这架PBY飞机将吴文献等人送往台湾, 不过意见被否决。理由是该机只能乘坐8人, 装运叛逃者, 国民党军方和情报部门的陪同人员不能同行, 而各部门都不肯等待, 生怕自己部门的大功被分割。

  无奈之下, 台湾方面随即派出一架大型水上飞机前往马祖, 装运所有相关人员。中午12点11分, HU-16信天翁专机降落在马祖。

  此时, 大陆方面的工作, 便是判断叛逃者具体会坐哪架飞机、何时起飞和怎样对其发起攻击了。这一段时间, 解放军方面并不仅仅在等待, 他们发现了截击任务中存在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当时解放军空军还在使用苏式指挥系统, 即通过地面指挥控制战斗机进行空战, 这一仗也不例外。但因为需要最大限度地避免打草惊蛇, 这次作战要保持无线电静默。那地面应如何引导战斗机的攻击呢?第二个问题是, 水上飞机起飞的高度低, 我方雷达很难发现。怎样及早发现敌机起飞, 以利作战呢?

  截击的准备工作, 是曾幼诚参谋长亲自落实的。这次行动, 计划是以歼-6双机担任掩护, 李纯光和胡英法的歼-5双机实施攻击。曾参谋长随即派指挥所最好的领航员, 携带所获得的目标信息及机型种类的情报, 包括飞机形状、速度、飞行状态等, 将有关资料信息提供给飞行员。同时, 他们开始着手解决两大难题中的第一个:在对方也同时监视我方飞机、不得不保持无线电静默的情况下, 在作战中进行地空联络, 下达有关航向等命令的问题。

  当时规定的通信方法参考了朝鲜战场的经验, 是利用无线电报话机上的通信按钮, 通过对它的轻轻敲击, 发出不同的电信号, 借用电信号的长短组合来代替话音通信。对手很难注意到这种看似无意识的敲击, 即便注意到, 也分析不出来。

  领航员和飞行员确立了这种简单信号的约定后, 第一个问题基本解决。第二个问题, 即雷达的布置则复杂一些。

  虽然还不知道马祖那架C-47飞机出了故障, 但因国民党军最后派来的那架HU-16水上飞机吨位大, 可以水陆两栖, 飞行高度低, 安全系数较高, 更适合作为载运吴文献等人的专机, 解放军方面遂将其视为监视重点。

  曾幼诚考虑到, 水上飞机飞得低, 按照常规架设的雷达有盲区, 看不见贴水面飞行的敌机, 于是决定将离马祖岛最近的平潭岛上的雷达作为这次作战行动的专用雷达, 下令那个架在山上的雷达全天只盯着马祖岛, 并指示把雷达天线角度从仰角调成俯角, 这样, 敌机一起飞, 雷达就能发现。当时平潭岛和福空指挥所之间并无电话通信线路, 空军特意与地方部门协调, 包用本省陆地通往平潭岛的两条线路之一作为指挥专线。这样, 两大难题就此解决。

  准备工作在中午12时之前完成。此时, 距吴文献等劫艇叛逃不过12个小时。

  ——摘编自《炎黄春秋》2017年第十一期

  作者:萨苏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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